明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著名将领戚继光在谭伦的鼎力推荐之下，奉诏北上，任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兵官，开始了他北国镇边的辉煌历程。
　　一、临危受命
　　戚继光，山东人，将门之后。其六世先祖戚祥，在元朝末年参加了郭子兴的农民义军，跟随朱元璋转战各地。大明朝建立后，戚祥继续留在军中，从军近30年，在跟随大将付有德攻打云南时阵亡。朝廷为褒奖戚祥的开国之功，便授予他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戚家搬回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定居，至戚继光已传至六世。
　　戚继光，嘉靖七年（1528年）闰十月初一，生于山东济宁东南六十里运河和泗水交界地方的一个叫鲁桥的小镇。此时，其父戚景通已56岁，由登州卫指挥佥事升到江南运粮把总。暮年得子，格外高兴，希望孩子将来有辉煌成就。因生戚继光的第二天清晨天空有五彩云，便为孩子起名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诸。戚继光有一姐一弟一妹。
　　戚继光从幼年开始，在父亲的调教下，武功绝世；在名师梁玠的教诲下，饱读诗书，具有良好品格和学问，为他后来成为名将打下了基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夏，戚继光17岁，其父病重，命令他赶快去北京办理袭职手续，叮嘱他精忠报国，好好做人，盼望他一路平安。不料此话竟成最后遗言，到了初秋，戚继光尚未回家，其父与世长辞。到了冬天，戚继光才从北京归来，正式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第二年，他与王氏成亲。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19岁，正式分工管理登州的屯田事物。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戚继光奉命率领卫所士兵远戍蓟门。至嘉靖三十一年的五年间，每年都率士卒来蓟门戍边一次。在此期间，他又参加了山东乡试，考中了武举人。五年间的蓟门戍边使他熟悉了北边的情况，增强了守土卫国的责任心。他在诗作《马上行》中写道：“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生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再如：“结束远从征，辞家已百程。欲披东海骑，渐老朔方兵。并邑财应竭，藩篱势未成。每经霜露后，报国眼常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夏天，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处卫所，负责山东沿海防御倭寇。此后的十几年间，戚继光不仅稳定了山东海防，而且挥师南下，转战浙江、福建，身先士卒，率领戚家军抗击倭寇，血战沙场，屡建战功，使倭寇闻风丧胆，称他“戚老虎”。从此，南部海防稳定下来。
　　然而，北方边塞却一直不平静，辽宁一带的鞑靼骑兵屡屡犯边。鞑靼，即蒙古人。明代，蒙古人分成东西两部，西部称瓦剌，东部称鞑靼。明世宗时期，朝廷腐败，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望求长生，二十余年不上朝理政。首辅严嵩专权贪婪，不修武备。此时，鞑靼的俺答部落已拥有十万骑兵，多次大掠边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俺答率部大举入关，进攻蓟州，蓟州守兵大溃，俺答一路抢掠密云、怀柔、通州，直逼京城，危机四伏。
　　朝廷急忙调集兵马防御京城，此时才发现，在册支取军粮护卫京城的军队为十四万有奇，实际在营者只有五六万人而已，且多为老弱病者。大部分强壮士兵被太监、军官调走去为私府干活，名曰“应差”。守营中的老弱听到调遣，仓促上阵，吓得哭泣不止，不敢上前。明朝的“军”和“兵”是有区别的，“军”为军户，每户有三至五丁者必出一人当兵，而且世袭入户籍，如战亡或年过五十退役，家中必补一丁参军，这就保证了朝廷有稳定的军队。“军士”又分正军和备军，备军又称军余。正军为精壮之士，备军为老弱。除此，各地方临时招募的士兵称之为“兵”，到边防轮流戍边或应急补充兵源。大敌当前却无兵可用，明朝中期，由于朝野上下腐败而导致军力空虚的现状可想而知。所幸，俺答并无攻打京城之意，在北京周围抢掠八日，所获甚丰，从白羊口北归而去，使明廷虚惊一场。
　　此时，长城之外也不安定。今辽宁辽阳、河北平泉和内蒙赤峰一带，明朝为兀良哈地区，又称乌梁海。此地的鞑靼人部落（明朝称其土蛮）经常骚扰明朝北部边境。朱元璋在世时，曾八次派大将征讨，并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在兀良哈地区建立泰宁、福余、朵宁三卫，派大将驻守。然而，在朱允炆登基后，为削弱燕王朱棣的军力，撤消了兀良哈三卫，失去了对兀良哈地区的控制。在叔侄争天下的“靖难之役”中，兀良哈的骑兵曾帮助燕王朱棣作战，因此，燕王登基后，将兀良哈封赏给了土蛮各部落。从此，长城以外失去了缓冲地带。到了嘉靖中期，兀良哈各部落几乎年年犯边，入侵内地，直逼京城。在此危机情况下，朝廷才决定调在平倭中立下大功的谭伦和戚继光来到北方，加强北国边塞的防务。
　　戚继光临危受命，只带四名家将随他北上进京应诏，之后来到蓟州任上。很快戚继光发现，十几年来明军之所以屡战屡败，存在五大难题。据《太函集卷三·大将军戚长公应诏京师序》载：
　　其一，北方游牧部族，聚则十万之众，边地绵延千里，备则力分，防不胜防，而鞑靼则可集中军力，专攻一路，长驱直进，破而入。
　　其二，俺答控制铁骑，卷甲长驱，疾如飘风，去来无阻，不易抵挡。
　　其三，明军作战持火器，但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处于下风，火器不易奏效。
　　其四，鞑靼兵往来飘忽，何时来攻，不易捉摸。
　　其五，北方各镇，号令不一，声气不通，各镇将领又皆人各一心，不顾大局，此疆彼界，画地为防，无片配合。
　　这五点仅仅是从宏观上分析而得，更令他棘手的难处是北方几乎无兵可用，禁兵骄惰，募兵多属乌合之众，各地征调之兵，远道而来，困顿疲蔽，而且，分到各镇的戍守之兵，粮饷又多有不济，长年得不到解决，士气低落。更令人生畏的是，长城边线近临京师，一旦有警，传入朝中，朝议汹汹，处处受制，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将领无法专心用事。在蓟州，除戚继光任总理蓟州军务之外，还有总兵官郭琥，一镇二帅，事权不统一，诸将不听命令。戚继光非常为难，大有英雄无法施展才略的忧虑，戚继光能否有所作为呢？
　　二、整顿军务
        戚继光深知，彻底解决北边将士懒散的积弊，训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非一日之功，而且，必须得到朝廷的支持才能实现。因此，他上任后的半年内，就两次上疏朝廷。在《七原六失四弊疏》中，不仅列举了北边防务兵弱的种种弊端，而且根据蓟州一带的特殊地理条件，提出了车、骑、步三军“因形战守”的计划。最后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再文武疆吏，而在议论制肘”。请求朝廷采纳他的建议，允许他专责教练，不要从中阻隔。戚继光的上司、好友谭伦也上疏支持。更重要的是首辅大臣张居正非常看重戚继光，因此，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将练兵用将之责全部由戚继光负责，并将原总兵官郭琥调走。从此，戚继光以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府、山海关等处地方总兵官的名义负责蓟州北边的全线防务，既解决了一军二帅的矛盾，又为练兵守边铺开了通路。首先，戚继光加强了北边的防守驻军，将东西两千里的边塞由过去的七区改为十二路，即居庸关、黄花镇、镇边城、马兰峪、松棚谷、太平寨、石门寨、台头营、燕河营、古北口、石塘岭、墙子岭。这样就增加了防守兵力的密度，缩短了防卫空间。每一路设守将一人，又增设协守一人（和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加强了防守的指挥力量。接着，又设东路副总兵和协守西路副总兵，理顺和加强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同时，设车营七座，分驻在建昌、三屯、遵化、蓟州、石匣、密云、昌平等地，并配以马、步兵进行混合训练，并派他的老部下杭嘉，参将胡守仁等到浙江招募乌铳三千人来蓟州听用，戚继光决心在北国有一番作为。
　　然而，戚继光的练兵主张并未得到北方将领的认同。一些将领还经常夸耀自己是如何只带少量人马，以少胜多的战例。显然，这些北方将领并未从心中服气戚继光。戚继光心知肚明，这些将领有的是吹嘘自已，有的是率领百名家兵驱散乌合之众的散兵；更深知北兵作战时，兵在前，将在后，士兵刚刚接触敌人便想后撤，将领见士兵后撤则带头逃跑，如此军队哪有不败之理！
　　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戚继光就任蓟州总兵官半年左右，董狐狸、长昂率领部族并联合图门汗部落前来抢掠蓟镇。戚继光得知敌情后，率军直驰青山口。此时，戚继光身边只有两名贴身家将，并无亲兵，但他毫无惧色，凭着盖世武功和以身许国的豪气，一改兵在前将在后的怯敌之弊，身先士卒，拍马冲到最前面，杀入敌阵。顿时激起将士斗志，在后紧紧相随。戚继光一条银枪，上挑下刺，犹如入无人之境，明军奋勇争先，喊杀声震动山谷，刹时，杀得敌军前哨溃败而逃。旋即，戚继光引兵乘胜出青山口追击残敌，董狐狸和长昂抵挡不住明军的冲击，大败而回。长昂惊呼：“戚老虎过来了！”此战，成为北边由败转胜的转折点，也使北边诸将威服，称赞戚继光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再也不敢在戚帅面前随意夸口了。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春，董狐狸和长昂率众到喜峰口外索赏不得，就在塞外大肆抢掠民财牲畜，戚继光再次率军将长昂击退。入夏，董狐狸再犯桃林口，长昂进犯界岭口，戚继光分两路迎击，又一次打败董狐狸和长昂，董狐狸险些被明军活捉。董狐狸和长昂屡次惨败在戚继光手下，只好派人请降，答应进贡互市，北边出现暂短的平静。此三战之后，戚继光在军中的威望大增。捷报接连传到朝中，明神宗派人前来奖赏。首辅大臣张居正更加信任和依重戚继光，并传话叮嘱他：“不要轻开边衅，守住即是大功。”
       期间，戚继光让部下胡守仁在浙江招募来的三千浙兵来到蓟州，那天恰遇暴雨，在大雨之中，三千浙兵从清晨至黄昏，虽然个个浑身湿透，但直立如林，军容严整。阅兵的戚继光和胡守仁也在雨中站立，围观的乡民劝戚帅到屋中躲雨，被戚继光拒绝了。同来围观的北边将士看到这种情况，大为惊骇，方知戚继光治军的严格。此后，戚继光立威军中，无人敢违抗军令，以身试法。在日常巡视中，戚继光也是以身作则，据《明史·戚继光传》载，他常常身披铠甲，腰佩利剑，巡查长城哨所，“跨墙登台，睥睨四达，待宿于郊，自朝至暮，天雨磋步不移。”此间，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率山东兵来此戍边，戚继光请示朝廷同意后，将弟弟留在蓟州。
　　戚继光来到蓟州后，还解决了军队的另一弊病。当时，三屯营为蓟州总兵府，但镇府归属忠义卫，原忠义卫的左中右三卫和一个千户所的机关都设在遵化城内，镇府三屯营与在遵化的忠义卫相距五十余里，镇府所属各部，调遣粮饷等事宜，要去遵化卫指挥所去办理手续，往返延误军机，更不便利统一指挥。于是，戚继光与蓟辽总督刘应节和顺天巡抚杨兆商议，将忠义卫移到三屯，得到刘、杨二人的支持。其后，在少司马汪道昆来蓟镇视察时，戚继光又向汪道昆作了详细陈述，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得到了批准，将忠义卫从遵化迁到三屯营城内，掌印、佐贰、巡捕、卫指挥及千户等官吏带印到三屯，接着又在三屯建起卫指挥机关公署和兵营，理顺了指挥机关，便于快速协调和统一行动。
　　之后，戚继光扩建三屯营城的奏章得到朝廷的准许，在总督杨兆和巡抚王崇古的支持下，搞规划，选地址，于万历三年的三月开始动工。拆除了南部旧城墙，将南城外的兵营全部围进城内。新城共长五百五十七丈，墙高二丈五尺，城上又增高五尺为雉堞，墙宽相当于墙高的一半，城的基础宽达四丈多，有城门三座，南为景忠门，东称宾日门，西为巩京门。城上的谯楼也非常壮观，瓮城比城门略矮一些。到了暑时，外部工程竣工，入秋开始修整内部，上下都有堞孔，以备防御，到了第二年的春二月，着手修缮旧城，共长六百一十六丈，内外高厚都如同新城的规格一样，至当年的入冬时节，全部完工，可以说，扩建三屯营城，花费了戚继光的大量心血和精力。
　　正北为双层楼阁，祭祀玄武大帝；城东开辟了草料场，长宽各五十丈；在草料场的北面建起一座聚星堂，供东路各将领居住；城西是演武场，长二百丈，宽十丈；场边建起五处议事厅，兼供西路将领来镇时居住；南面是战车营，建营房四百二十间；城内外共建房八百余间，包括了保定府、河间府兵营、河南兵营、南方兵营、辎重营等。同时建立了旗纛庙、马公祠、关帝庙、忠烈祠等。登楼眺望，辉煌壮丽，三军欢呼：“好雄伟的城啊！可以卫民御敌了！”面对重修后的新城，戚继光欣慰之余也留下了诗文：“受降新筑壮三屯，灯火遥连十万村。障燧层峦春作塞，风云大地蓟为门。东回地轴山河固，西拥天关宫阙尊。”至此，戚继光历经几年的时光，理顺军机事务，为他北国镇边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加固重修长城
　　戚继光北国镇边时的伟绩之一就是加固重修长城。戚继光来到蓟州后，立刻从西到东全面巡视长城边塞，他看到长城因年久失修已多处出现塌裂，一些险要地段虽在嘉靖年间进行过修补，但墙体低薄，大多已出现倾裂和脱落，防御功能大大降低。长城上也未筑台，守台士兵无法防御敌人从高处射来的箭矢，更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打起仗来很难固守。因此戚继光上任半年之内两次上奏朝廷，建议加固长城和“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也就是从两个方面加强长城的防御功能：一方面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墙两面均设垛口，最险要的地方修筑重墙；另一方面在长城沿线上筑敌台，又称空心台，作为边军驻守的坚强堡垒。在谭伦的支持下，朝廷诏准了戚继光加固重修长城的建议，并拨库银予以支持。
　　隆庆三年（1569年）春，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为保证加固城墙的质量，戚继光定下严格的标准，用箭头测试，不能插入砖缝，方为合格。自此之后，驻军官兵在修城筑台时非常注意施工质量，保存下来的“鲇鱼口长城碑”就记录了一段动人的故事：鲇鱼口关城位于遵化境内，属马兰峪路所辖，在此的驻军领到的任务是修护鲇鱼口正关一等边墙，起止段为东自桥头起，具体要求是，长二十五丈五尺，面阔四丈，顶部宽三丈，连着上边的垛口，城墙三丈六尺。大家将材料准备完毕之后，于四月初三吉日开工，当将旧墙拆去一二尺后，发现城墙顶部的地砖已有裂纹，而墙体用光滑的河石沙土充填，基础并不牢固，但上面已有过去沈阳营在此驻军时修建的敌台，如果再向里拆，唯恐不远处的敌台塌毁，大家不敢再拆，万一拆毁了上边的敌台，那可罪过不轻，于是将情况上报，得到了在此负责此事的总督军务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张宪的批示：“务求两便，务求永久”。大家这就明白了上司的用意，既要修好城墙，又要保住上边的敌台。于是，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多留下几尺，不再大拆，并在敌台两角各筑一道宽一丈的城墙，来加固台基，同时修完所要求的城墙，而且将剩余的材料多修了一丈七尺，又在敌台上多修了一座照壁和东西六间厢房。
　　但完工之后，便出现了城墙为新的，而上边的敌台却是旧的，大家唯恐后来人在此驻军时重修敌台，令人误解他们不修敌台是有意偷工减料，于是便将此碑立在鲇鱼口关城下说明情况，并在碑文中提议后人修敌台时了解了此情况后，便可将此碑碎掉。但此碑保留下来，也使我们记住了当年修城的将士熊世锦，千总张度、蒋经、王度，把总陈善言、吕尧卿、毛恩仲、黄忠孝、宋显等。
　　在艰辛的修城中，戚继光还让自己的弟弟戚继美带领将士苦干，起示范效应。当然在修城中也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如在迁安白羊峪就留下了士兵赵八旦一天背数十斤重的条石上山八趟的感人事迹，白羊峪长城边也留下一位余姓将军的墓，而其后人继续在此为国戍边，至今成为白羊峪村的余姓家族。还有在迁安小关一带流传，当年修城时，有的士兵牺牲，戚继光亲自来向牺牲的士兵祭拜致以哀思的故事。正是在戚继光的严格督导下和驻军官兵的倾力劳作下，至万历三年即1575年，从京西北的居庸关东至山海关，修整了两千四百华里的长城。也留下许多戚继光直接参与修城的故事，比如在修护山海关城墙时，原城墙只修海边，他深知此处是敌寇容易上岸入侵之处，便决定将城墙延伸到海中，但工程浩繁，水深浪大，很难开挖，戚继光便亲临工地，发动官兵献计献策，终于找到施工办法，先将十几万口大铁锅一个个扣入水中，先构成一道铁锅墙，挡住凶猛的海浪，然后排水下桩，筑起屏障，之后用滑冰、撬杠等方法将一块块千斤巨石滑到海底，从海底垒出海面，终于建成南海口关，后人称之老龙头，戚继光并提议“立石碑，永铭记”。而且亲自题写了“天开海岳”四个大字，成为如今山海关老龙头处的一大景观。
　　同时，又在长城沿线修起1337座敌台，在紧要地区数十步或一百步筑一台，较次要地区一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筑一台，两台相应，互相配合。同时依据地形地貌决定修建敌台的地点。敌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为十二丈到十七八丈。以巨石或砖筑台基，和边墙一样高，向边墙外突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向边墙内突出五尺有余，台分三层，中间虚空，四面有箭窗，上层有垛口。每台可驻兵三五十人，并贮备必要的器械和食粮。在上世纪90年代，迁安白羊峪长城镇远楼清理时便发现了弓、箭、刀、枪和檑石。一台设百总一人，专管调度攻打；设台头、台副二人，专管台上军器和各种器物。并在敌台之间设烽火墩台，敌军来时则举烽火为号，为便于守台士兵记住传烽火之号，戚继光将各种敌情信号编成通俗易懂的《传烽歌》，让守军背诵记熟，这样，一有敌情警报，在三个时辰之内就可传遍蓟州防务。在敌台之下，另有驻军，和台上守军配合作战，士兵在平日可在敌台附近屯田种地，以解决军粮问题。
　　整个工程最初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白银，但实际做完工程，只用了十万两白银，比预算造价节约了一百一十万两，为何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有三个原因，一是到了明朝中叶，朝官腐败，有些官员妄想从中获利，故将预算层层做大，预算造价有虚空之处。其二是戚继光为官清廉，纪律严明，在执行中管理极为严格，层层实报，制止了层层克扣和虚报冒领库银的积弊，堵住了官员渔利的漏洞，其间还留下了一段故事，戚继光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处建立了辎重营，一次，一位将官带领几名士兵到建昌营去买木料，途中将一包官银丢失，被一位刘姓的秀才捡到，他打开布一看，见一百两刻有文字的官银，他立刻将布包包好，坐在路边守候，因为他知道丢失官银者将是死罪，时至中午，果然有一位将官和几名士兵沿途寻找失银，他见状，便将官兵唤到跟前，问他们是否丢失了官银，将官答是，刘秀才将官银如数奉还，将军格外感激他的救命之恩，买回木料回到三屯后，将此事告知戚帅，戚继光当即让他将秀才找来，任用他为司库。戚继光管理严格，为人廉洁，用人得当，也暗伤一些想借修整长城大捞一把的朝官，也留下了日后这些人诬陷他的隐患。第三，戚继光在施工中十分注意节省库银开支，并颁布了“建筑材料生产，近山、近水、近柴、近城”的原则，在长城沿线就地取材，烧白灰和砖，时至今日，在长城沿线，仍留下了许多明朝时的古窑遗址，如在迁西太平寨镇长城脚下的大岭寨村发现了完整的明朝砖窑遗址，全窑由前室、窑门、风道、火膛、窑床等五部分组成，窑内尚存七层摆放完好的成品砖，共四百零三块。窑床印有左三二字，左三为左三营，而砖体上印有万历字样，1993年再次细查，发现周围至少有7座砖窑。1996年秋天，又在此村挖掘出四座排列密集的石灰窑，为万历十五年左右遗址，窑体直径和深度均在一点五米左右，呈馒头形状，其中一座窑内的白灰保存完好。因此说，砖和白灰的就地取材，不仅保证了修整的工程质量，也极大地降低了库银的耗损。
　　四、练兵利器
　　戚继光北国镇边中做的又一件大事就是练兵和改进兵器。
　　《戚继光传》记述，他训练北边士兵时，首先让士兵明白练兵的目的是“防身杀贼，立功报国。你武艺高强，决杀了贼，你武艺不如贼，贼杀了你，你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同时，戚继光按着士兵年龄的大小，身体的高低和体质的强弱分别发给兵器，年少敏捷的发给藤牌腰刀，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健壮汉子发给长枪，之后由武师分别教练武艺，而且，戚继光还非常注重士兵身体素质的锻炼，要练习提石锁增臂力，让士兵腿裹沙袋跑路，以练足力。戚继光在遵化城内设立了武校，招募来的士兵先到武校习武，并且在春夏秋冬四季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初二的这天进行比武选拔，凡是武艺精通的当即奖赏和提拔使用，武艺生疏的要受处分和罚练。同时，戚继光将单兵习武和布阵结合起来。阵法就是古代冷兵作战时代，如何分配兵力。最初是一字长蛇阵，之后演化为双星阵，两个人为一个基本战斗单位；其后为三才阵、四方阵、五花阵，五花阵法是四个人各占一角，一人居中，中间人发现哪一方位出现危险就协助哪个方位，这一阵法从春秋战国之后被延续采用，时至今日，仍是五人为一伍的五进位的编制。
　　但是戚继光创造了十二人为一个基本单位的鸳鸯阵，全队十名士兵和一名队长一名火兵，首先，十二人为一队比五人一队占绝对的优势。而且，鸳鸯阵对兵器的使用也极为奏效，队长居中指挥，每五人分别列侧，五人中，第一人为藤牌短刀，其后两人为腰刀，第四五人为长枪，最后一人为火兵。进攻时，藤牌首先防住敌人的攻击，旋即腰刀手出战，其身后又有两把长枪护卫，所以作战时极具优势，而且鸳鸯阵还可以根据地形分成五花阵、四方阵、三才阵，变阵极为灵活，使敌军非常惧怕鸳鸯阵。在隆庆六年即公元1572年的冬天，戚继光上书朝廷，在遵化温泉组织了集中大阅兵，大演练，前后共计二十来天，参加的将士在十万人以上，从乱兵来袭，列举烽火示警，各路援兵齐到，战车，步兵奇兵，纵横进退有序，轮番出战，杀声震天，战鼓齐鸣，将官参战者达千人之上，并有大将交锋，士兵对阵的实战演练，让前来视察检阅的朝官无不喝彩，军威之壮，令人振奋。
　　戚继光不仅注重练兵布阵，还注意改造兵器，最著名就是改制腰刀，仿造日本刀。虽然，日本的冶金和制作刀剑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但日本人长期钻研，日本冶制战刀的技术远在宋朝时就已非常精湛，北宋的欧阳修曾写过《日本刀歌》：“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降妖凶。”而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与日倭作战，领略了日本刀的优良，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明确论述：“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也。倭喜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惟此刀轻而长，可以兼用，故用长刀备之耳。”戚继光分析得非常中肯，日本刀长五尺，约1.5米左右，而我们的短刀为三尺约1米左右，所以，双方交战，我方吃亏，戚继光创出鸳鸯阵，用藤牌在前，就是要挡住日本刀锋。所以戚继光非常看重日本长刀，因此他来到北国镇边后，在今遵化铁厂，大量的打制日本长刀，至今，仍有一把在铁厂打制的刻有戚继光名字的长刀，存放在中国博物馆。戚继光不仅将明刀换成日本长刀，而且，他又创造出八种劈刀技法，将中国武术融合其中，所以，戚继光的部队在多次战斗中占据优势，所向披靡。万历七年（1578年）冬天，图们汗进犯辽东镇。朝廷获悉后令东镇总兵李成梁坚壁清野，使图们汗既不能攻城，又无掠夺物资。同时，命令蓟镇总兵戚继光出兵支援。戚继光亲帅精兵，出山海关支援辽东，在狗儿河与敌兵相遇，戚继光率部队以鸳鸯阵法发起进攻，长枪大刀势不可挡，敌军大败。接着，两军再战石河墩，图们汗的鞑靼兵死伤惨重。关内明军如此厉害，图们汗立刻自动撤军。明军又追击二百多里，方整军退回。戚继光两战两胜，名扬北国，捷报传到朝廷，加封为太子少保。他在北国镇边的武功达到顶峰。此后北边平安无事，百姓安享太平。在此期间，戚继光在遵化石门、铁场，迁西三屯、景忠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文，并整理文集《止止堂集》，将历年练兵御敌的经历写成《练兵实纪》。
　　但在岁月的流失中，他当年的战友，身在朝廷主持军务的谭伦、俞大猷相继去世，他身边的亲信胡守仁，弟弟戚继美都被远调贵州。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去世，戚继光失去朝中最有力的支撑，不久，朝内便发生了权臣攻击张居正的风波，也牵连到戚继光，说他是张居正的一党，于是以“先在闽浙，战多克捷，今蓟镇未效功能，乞改南，以便其材”，调戚继光去镇守广东，蓟州军民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愿他离开，很多父老乡亲去京师请愿，但未能改变朝廷的旨意，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春，戚继光被调往广东，这一年他56岁。在北国镇边17年，他临行的那天，三屯营的乡亲们夹道相送，不少人远送到境外，还是依依难舍，陈第留下送别诗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谁将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
　　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戚继光老病复发，上书请辞，得到朝廷的同意，卸甲回乡，这时他59岁。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半，戚继光突然发病，他身边此时无人照看，原配王夫人在他晚年时与他反目，带走他多年的积蓄回到娘家，到了天亮之时，戚继光已与世长辞，享年60岁。
　　虽然戚继光的晚年和死后，朝廷对他并不公平，但是南疆北国的乡亲和战友都尊他为民族英雄，人们编成戏曲广为流传，纪念这位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他在北国镇边17年的经历也成为唐山历史上一串闪光的明珠。
（闫克岐，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黑金热土》、《抗日英雄节振国》等，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二、三届全国乌金杯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