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兄继《滦河作家论》《唐山作家论》《开滦作家论》《丰南作家论》之后，又出版了新著《丰润作家论》。草草一阅之后，觉得有几句话想说。
　　丰润出作家，出大作家，而且是成堆地出，这在全国也属罕见，这部书中总共写了二十名丰润作家，以张爱玲起首，接下来便是宋之的、李尔重、陈大远、管桦、李瑛、张学梦等人，光看这些名字就足够吓人一跳，作为丰润人，确实值得骄傲。但是使我感觉兴趣的倒是全书最后收录的两位年轻的新人——郭松和王志勇。
　　这两位作家，我可说都很熟悉，但是我就一直不知道他们是丰润人，至于他们发表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更是使我吃惊。因为长期以来我不看任何一件当代文学作品，不是不想看，而是没有时间看。但是作为丰润人，总应该对于本土作家有些了解吧？可是我没有做到。于此可见立元兄眼界之广，搜罗之细，用功之勤，可感可佩。这两位都不是什么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在省、市作协也没有什么职务，按说不应该列入。可是立元兄的慧眼卓识也恰恰表现在这里。如今的社会状况谁都知道，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财或者权势，加入任何协会都不是什么难事。因此若以某级会员来评判一个人是否作家，明显是愚蠢之举。立元兄敢于打破愚人俗见，专以作品取人，确实表现了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艺术良心，而这种良心，恕我直言，当前实在罕见。
　　眼下文学创作处于低谷，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应的，文学评论也不景气，许多过去很活跃的评论家如今难觅踪影。但立元兄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学评论上面，不管是景气还是不景气，他都是埋头做着他的事，这就让人佩服。更何况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了本土作家的身上，光一个《滦河作家论》就评述了一百多个作家，这部《丰润作家论》又评述了二十名作家，这对于本土的文化建设确实具有难以估量的功德。十几年前为蓟县的盘山写过一部电视记录片的脚本，当时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知道了，给我来信说，一定要写进李锴，我回信说已经写进去了。这位李锴是大名鼎鼎的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后代，清代著名诗人，当时流播人口的“辽东三老”之一，《清史稿》中传，而且是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合传。他长期隐居于盘山，最后可能也死在这里。像这样一个人，如今的人们绝大部分是不知道了。这就与评论有关系，与史书的记载有关系。如果当时有人写那么一本“盘山作家论”之类的书，流传下来，这位李锴就不致湮没无闻。
　　因此我说立元兄的这本书是无量功德之举就毫不过分。
　　丰润确实出过许多作家，但大多是走出丰润之后方始成名，好些在丰润本土穷其一生写作的作家往往其名不彰。这一方面也许是由于长期偏居一隅，局限了他们的眼光。但更重要的还是缺乏有力之人识拔推挽。比如曹鼎望的长子曹钊，一生都在丰润以诗酒自娱，诗、词写得都很好，可是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丰润县志》收过几首，再就是幸赖一部《遵化诗存》收录了一些，才可以使我们略窥一二，但是也没有多少评介文字。当我们仰望那些成名的大作家时，不要忘记他们的出现是需要土壤的，这个土壤除了本地的山川风俗民情，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写作者的互相影响，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人才的成长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构成一地的文化氛围。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曾经回忆，他之所以选择了历史，端赖一位做过秀才的本家叔叔经常给他讲《左传》，才使他对于历史产生了兴趣。
　　如今乡土文化的研究渐渐为人注意，但是还没有形成气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研究乡土文化，不应该只把眼睛盯住几个成名人物，还应该多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本土作家。这就像禅宗的几部灯录，记录的都是那些享大名的得道高僧，可是他们的开悟绝离不开大量在香积厨、菜园、客寮乃至圊厕工作的普通僧众，而且这些人中也未必没有成道者，只是没有机会，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据说美国人研究南北战争，连长以上的人物都有了个案研究，再研究就要寻找那些排、班长了。在这个方面我们比人家差得很远。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离开文化史，研究文化史不能离开文学史。立元兄首先把目光凝聚在这一点上，先把一地的作家集中研究，整理成册，使人对于一地的文学发展有一个大略的了解，应该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这个工作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进入史学了。因此我说这亦是“名山事业”，功在千秋。
　　作为一个丰润作家，也一直在丰润生活，却对于丰润作家的情况不甚了解，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因此在立元兄这部著作面前有些惶愧。幸好立元兄也应该算是老乡，他是丰南人，丰南与丰润从来就是一个县，他也应该算是丰润作家的一员。这样想一想，心中总算平衡，因为若这个工作让外地人做了，那丰润人才算真丢脸呢。
　　很想邀立元兄到丰润来，喝上一杯酒，再把丰润历史和当下的文学创作状况细数一遍，没准儿还会有新的发现。不过他酒量不大，品位却高，不是上档次的酒，滴酒不沾，这个毛病很不好，我请不起。像我这样多好，只要是酒，不是毒药，就可开怀痛饮。多末“草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