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北大工作期间，与校长蔡元培关系较为密切。蔡元培为李大钊在北大提供了进行革命活动和宣传革命思想的良好条件，对李的教育思想影响也较大，他二人还共同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改革家，科学家。他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建立中华民国的斗争中，在“五四”运动中，在主张抗日和国共合作中，都曾作出过不朽的贡献。
　　在清朝末年，蔡元培是以“翰林革命”而闻名的（他于1892年得中翰林，旋补编修），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与王小徐、章炳麟等创立了中国教育会，实际是反清革命组织，并任会长。次年又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从事革命宣传和爱国活动。1904年冬与章炳麟、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反清革命组织），被推为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他被推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至1910年他前往德国留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教育总长，提出修改学制，废除读经和创办留法勤工俭学等改革措施。1917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大胆进行整顿革新，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蔡元培有九大创举：一是于1903年创办为辛亥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即上海爱国学社；二是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废除小学读经，取消大学经科，正式设立文科；四是开创男女同校、大中学校吸收女生入学读书的先例；五是热心提倡社会教育，在他主持的教育部最早设立了社会教育司；六是推广普通话，呼吁创立新汉字；七是首先提倡在学校开设美育课；八是以民主科学思想改造当时的旧北京大学；九是提出了“小学教员其责任比大总统还大”的名言，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他提出并实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做法，使一潭死水的北大成了一个活泼的海洋。从1917年到1927年曾两次赴欧美考察教育，他在北大担任了十年校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屈不挠地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939年他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会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在唁电中对蔡先生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了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鲁迅先生盛赞他是中国“脊梁”。蔡元培扶持的北大，以及形成的北大精神与传统，犹如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不会为任何狂风骤雨摧残而凋谢。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改造旧北大，构建新北大的伟业，也会永载我国的历史。正如陈平原这样的解释：“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其身，才有可能有蔡元培掌管北大时那样的挥洒自如”，蔡元培刚好在那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卓越的理想。
　　李大钊与蔡元培先生关系比较密切。李大钊1917年11月到北大任职，1918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1922年12月2日辞职，12月5日改任校长室秘书，两人相处时间不短，职务上接触也比较多，所以二人关系越来越密切。李大钊能到北大任教，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这都与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创“百家争鸣”的局面分不开的。蔡元培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立言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同时并存。当时学生们在校内办起《新潮》《国民》等进步刊物，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等进步社团，蔡元培都积极支持和大力提倡。这就给李大钊在北大进行革命活动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创造了条件，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
　　“五四”运动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为什么北大能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首先点燃革命的火炬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蔡元培的积极赞助，大力支持新思潮是分不开的，他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争得了合法地位，起到了保护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作用。他在北大网罗各派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辜鸿铭、鲁迅等，这些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都可登上北大讲坛，自由讲学，各抒己见，自由争论，这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发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旧北大，封建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挑战。总起来说，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开创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导致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使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功勋和作用是应当肯定的。当然，那时的李大钊、鲁迅等人是他的密切配合者。陈独秀、李大钊是得到蔡元培的器重，大力维护和支持才使他们有用武之地，迸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蔡元培积极参与和营救被捕学生。在“五四”当天晚上，学生集会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并强烈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此时，蔡校长也来到会场，情绪激昂地登上讲台，表示要负责保释学生，使大家深受感动。他和李大钊到处奔走积极营救学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学生。蔡元培1926年4月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公开用洪水来比喻新思潮，说：“猛兽恰好作反动军阀的写照，希望有人把猛兽驯服，帮同疏导洪水。”由此可见他们二人的革命思想和活动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在此期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了“进德会”，自任会长，李大钊也参加了该会，任纠察员。1919年5月9日蔡校长因外界的胁迫，辞职离京，除北大学生积极设法挽留外，李大钊、马叙伦等代表全校教职员工面见教育总长，要求政府挽留，经过斗争，蔡元培于1919年9月回到北大。1922年4月他二人又组织了“非宗教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罗家伦、王光祈还发起了组织“工读互助团”，其宗旨是本着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蔡元培对李大钊家中的生活很是关心。李大钊常把薪金用以接济贫寒学生和支持革命活动，李夫人往往难以支付家里的开销，蔡校长为此深受感动，并告知会计科，每月发薪扣下一部分钱交给李夫人，以维持全家生活。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李大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蔡校长反对封建教育，废除忠君和祀孔尊孔，废除小学读经，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北大他是第一个废除尊孔读经的。他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他还主张男女同校，并提倡平民教育，业余教育。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他还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些教育主张，对李大钊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大钊能够在北大创建革命根据地，能够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的进步青年，并培养出一批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一切都与蔡元培的进步主张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王占连，乐亭一中离休高级中学教师；周光寅，乐亭一中原校长，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