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已至少有3000余年的确凿可考文明史，以商朝与孤竹国和黄洛侯国始封始建为标志，滦州曾有过令人骄傲的开端；以藉伯夷叔齐事迹而诞生的礼让文化和忠义文化为滥觞，滦州文化有着辉煌璀璨的源头。研究成果表明，滦州早期文明文化的发育发展，大体不输同期的中原，甚或有所领先。一个有力的明证就是，相关史实被清楚地写入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史书、也是作为煌煌历史巨著的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中，且被太史公置于七十列传的首篇，篇名就叫《伯夷叔齐列传》。
　　然而，让我们不无遗憾的是，曾令滦州人引以为豪的礼让、忠义文化在其故地并没有生根发芽，更未能如同儒家文化先扎根齐鲁再渐次辐射全国那样，获得合乎逻辑的传承，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派。自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甘愿饿死首阳，直至春秋孤竹国灭，迄于唐末宋初，近1500年间，在属于今日滦州这块土地上，一直未能诞生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或发明家在内的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更遑论像伯夷叔齐那样名垂后世的先贤。
　　与这种情况相应，《史记》以后千余年间的各部重要国史书对所属今日滦州的记载，再无像《伯夷叔齐列传》那样具体翔实的重量级文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滦州历史的这种窘况?
　　这有着非常复杂的个中缘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周秦以降，特别是随着秦朝这一空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集中西移，滦州这块土地因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而逐渐变得蛮荒，滦州在唐以前实际上一直属于各封建王朝的边塞。古代的边塞是什么含义？是荒凉，是人烟稀少，是兵车辚辚，是战马萧萧，是频仍的战乱，是被狼烟烽火所笼罩的大地。今日滦州属地在秦汉迄唐的千余年间，不是中原王朝与东部少数民族对峙的前线，就是直接被踵继崛起的游牧民族占掠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今日滦州属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就失去了内生动力和外部的涵养。
　　下面拟以《新唐书》中有关涉“滦”记述为例，并参考有关滦州历史的口碑资料，对今日滦州属地在唐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做一管窥，借以说明滦州在长时间内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新唐书》中，据初步的检测结果，涉滦记载凡五见。下面先依次引出，再行考辨分析：
    （一）庚子，薛讷及奚、契丹战于滦河，败绩。(《新唐书 卷五 本纪第五》）
　　（二）又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又有斗陉镇；自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新唐书 志第二十九 地理三》）
　　（三）契苾何力讨高丽。次滦水，会暴涨，师留三日。（韦）弘机输给资粮，军无饥，高宗善之，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 (《新唐书  列传第二十五》）
　　（四）明年，契丹、奚、突厥连和，数入边，讷建议请讨，诏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与讷帅众二万出檀州。宾客议“方暑，士负戈赢粮深讨，虑恐无功 ”，姚元崇亦持不可，讷独曰 ：“夏草荐茂，羔犊方息，不费馈饟因盗资，振国威灵，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听讷言，而授紫微黄门三品以重之。师至滦河，与贼遇，诸将不如约，为虏覆，尽亡其军。讷脱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将李思敬等八人，有诏斩以徇，独宾客免，尽夺讷官爵。(《新唐书  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三十六 》）
　　（五）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泮，欲济无梁。（贾）循揣广狭为桥以济，破虏而还。(《新唐书 卷一百九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这五则记载，不可多得，是研究唐代滦州历史、滦河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史料，意义重大，值得深入开掘。
　　首先，史料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滦河、滦水之名，并且是伴着战争的硝烟现身的。
　　滦河是滦河儿女赖以繁衍生息的母亲河，也是孕育滦河文化的母亲河，源远流长。但是，在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历代史书在内的古代文献中还找不到滦河的名字。此前的滦河名之濡水（濡水之名只在《汉书•地理志》中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作为独立、正式的行政区划，滦州建制始于辽初，而滦州得名又系滦河而来。滦河、滦水又得名于何时呢？确切时间尚不可考，但大致时间可以推断。史料（一）所载“庚子，薛讷及奚、契丹战于滦河，败绩”，是已知出现“滦河”的最早史料。又经查证，该史料中提及的战事发生在开元二年。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后首次使用的年号，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此时距唐朝正式建立已将近百年，由此可推滦河得名不会晚于盛唐。
　　依常理言之，盛唐时期的滦河及其流域，完全应该在整个大唐盛世的泽被下，充分分享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成果，藉得天独厚的滦河水资源发展舟楫之利，渔业之便，灌溉之功，推动经济，滋养文化。然而时势却开了滦州历史的大玩笑，偏偏在此时此地崛起奚和契丹两个强悍的游牧民族。虽然从日后看，这两个民族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但在当时，却绝对是滦州农耕先民发展经济文化的羁绊。今日的滦州属地不幸沦为大唐防范奚和契丹的边塞，滦河自然也成为唐王朝与两大游牧民族对峙、交战的壕堑。
　　其次，透露了唐代时包括今滦州地区在内的广大滦河流域已经是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活动之地和准势力范围。
　　奚族，亦称厍莫奚，是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晋大兴二年(319年)，宇文部为慕容部鲜卑所灭，从属于宇文部的厍莫奚析出，始见于史籍《魏书》。到了隋朝时候，简称为“奚”，其居住以及活动的范围也逐渐南移至滦河上游。
　　始建大辽的契丹，也是我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契丹”之名，也是始见于北魏。《魏书》记与北魏政权联系和交往的各部族，首次为契丹和与契丹关系密切的厍莫奚立传。
　　据《魏书》载，契丹于公元四世纪的北魏时期，分布在辽水流域以北的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一带，过着渔猎畜牧的氏族部落生活。另据近年滦河文化专家王恩山先生研究考证，处滦州以北隔迁安、青龙两县而与滦州相望的平泉一带就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北魏后期，契丹形成了古八部，互不相属。唐初，契丹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率部归降唐朝，唐于其地设松漠都督府，任其首领为都督。 
　　作为游牧民族，奚、契丹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经营非常粗放，靠天养草，靠天养畜。这种生活习性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农耕民族那样安土重迁，并时时对农耕民族进行侵扰掠夺。由上面所引材料（二）可知，在毗邻今滦州属地并隔河相望的卢龙，几百里外就分布着奚人的“王帐”，奚、契丹的“衙帐”。对于当时居住在滦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滦州为中心）以农耕为主的百姓而言，他们经常面对的就是奚、契丹反复侵扰的威胁。
　　第三，在唐朝，滦州一带经常是血雨腥风的古战场。
　　据《新唐书》记载，契丹与奚在唐太宗时归属于唐朝，但很不稳定，也不持久，时归时叛，滦河流域特别是下游从事农耕的百姓首当其冲，经常受到袭扰抢掠、家园被毁被占。这势必会受到唐朝朝廷的关注，出于对传统子民的保护，唐王朝以出兵的形式打击降而复叛的契丹势力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史料（一）和（四）所记，就是有唐一代唐与契丹等境内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的写照，是唐朝军队对契丹多次用兵的一例。
　　史料（一）、（四）所记述是同一次对契丹用兵的史实。其背景是，当时契丹、奚等依附了后突厥，屡为边患。营州（在滦河下游以东，今昌黎一带）为唐东北边防重镇，被契丹攻占后，唐廷开始图谋收复，以安定东北边陲。开元二年(714年)正月，流亡于渔阳的营州都督听人传说：靺鞨、奚等部落很想降唐，只因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再加上被突厥可汗默啜侵扰，故而暂时依附突厥，若唐重建营州，则相率归附。唐朝名将薛讷听信传闻后，便奏请进击契丹，以收复并重置营州。唐玄宗也正有欲伐契丹、以此威服四夷之意，就任命薛讷为同紫微黄门三品，率军进讨契丹。       
　　七月，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兵二万（这是采《新唐书》说法，依《旧唐书》所记是六万），经檀州(治所密云，今属北京地区)进击契丹。当唐军行至滦水山峡中时，契丹伏兵齐发，前堵后截，并从山上向下攻击，唐兵大败，死者十之八九。其惨烈程度，由此可窥一斑。
    类似这样发生在滦河流域的战争也绝非一次。史料（五）记述的就是发生在滦河一带的另一次与契丹的战争。史料中的张守珪，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人，也是唐朝名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他迁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不久又加任采访处置使。当时活动于幽州东北部的契丹、奚势力强大，尤其契丹牙官可突干有勇有谋，经常侵唐边境，以前幽州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人，对可突干的进攻都无能为力。张守珪到任后，整顿军政，激励将士，伺机主动出击契丹，频频取得胜利。史料（五）具体说的是张守珪北伐契丹时，驻扎在滦河西岸，适逢解冻，想渡河而没有桥。其部将贾循估计河面宽窄搭建浮桥，使将士顺利渡过滦河天堑，出其不意打败契丹，胜利而归。
　　另据史料，唐王朝与奚、契丹这种胜负交互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且在有唐一代从未止息过，检索《新唐书》，光启四年至天复三年(888-903) 唐与契丹还发生了边境战，而此时距唐朝亡国仅仅剩了四年。
　　滦州一带，就处于这样一个唐王朝与奚、契丹或对峙或交战的地域。
    第四，滦州一带在唐初还是东征高丽的必经之地，是途中屯营、驻兵、休整的战略要地。
    唐朝太宗、高宗曾接连数次对高丽用兵。第一次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新罗遣使言百济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入援。上遣使赉玺书谕之。盖苏文（高丽当朝者）不奉诏。”于是，唐太宗决定征伐高丽。但征伐的结果是：“拔十城，斩首四万级”，而同时唐军“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
　　太宗死后，唐高宗总章十年（668年）再次东征高丽，结果是大胜。“李勣拔平城，高丽王藏降，高丽悉平。分高丽为五部，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
　　滦州属地由于处在冀东走廊的位置，是通往辽东的必经的便捷之地，同时背倚滦河天堑。这样，唐王朝在出兵征伐高丽的往返途中，滦州一带就成了途中屯营、驻兵、休整的战略要地。
    史料（三）的内容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史料中的契苾何力，乃唐朝著名的出身少数民族的名将。曾在对吐谷浑的战争中，力俘吐谷浑王，以功勋娶唐宗室公主。贞观十六年被反叛的部众绑架至薛延陀，唐太宗不惜以公主下嫁为条件换回契苾何力。后作为唐军前军指挥官参加了对高丽的战争。显庆、龙朔年间，与苏定方等人屡征高丽。途中曾率东征大军在滦河岸边休整，后为作为李勣副手攻克了平壤。　　
　　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在滦州一带驻跸的史实，在今滦县亦有很多口碑资料，可资论据。
　　“相传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在此地遇雨，雨后在此地的山岭上晾晒盔甲，故取村名为晒甲岭。”
　　位于榛子镇的北小寨“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在此安营扎寨”。
　　“相传唐贞观年间，薛礼征东时路过此地遇雨，雨后在此一个沙地上晾晒盔甲，从此沙坨得名晒甲坨。明永乐初年(1403年），有迁民来此地建村，根据沙坨名而得村名为晒甲坨。”
　　上面三则地名资料，均引自1985年版《滦县地名资料汇编》。其中的记载，无疑采自当地百姓的口碑。口碑虽非信史，但由于是世代口耳相传，应该有很高的可信成分。顺便说一下的是，所引地名资料中提到的“薛礼”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名将薛仁贵，唐初曾任左武卫大将军，也即前文提到的曾在滦河一带挥师与契丹血战的薛讷的父亲。
　　综上所述，以上《新唐书》中五则涉“滦”的记述，其内容除了征战，还是征战。史料所记内容，多发生在初、盛唐时期，属于大唐政治最稳定，军事最强大，经济文化发展最繁荣，远近各国皆来朝圣、朝贡时期。滦河流域战乱情况尚且如此，更遑论王朝末世？频仍的战乱，带来的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文化的全面停滞乃至倒退。   
　　在记载了唐代近300年历史的《新唐书》中，我们看不到关于私学和官学这些有关教育发展的记载，也看不到关于当时滦州属地文化成就的撰述。文化教育的不兴，正是漫长的时间内滦州旧地不出杰出人才的深层原因。中国的选官制度自隋代实行重大变革，改九品中正的门阀世袭制为科举取士制度，这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兴办教育的积极性，私塾和官学勃兴。多少贫寒士子通过刻苦攻读，金榜题名，改变命运，光耀门楣。但遍翻《新唐书》（包括《旧唐书》），却始终未见滦籍（指《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当时滦地范围内所设州县）士子科考登第的记述。这也难怪，因为滦州出现以孔庙为标志的官学，还是辽代建立以后的事情。战乱不止，教育难兴。无法读书，何来人才？
    顺便再说到唐代时滦州属地内的人口情况。三国时曹操曾用“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这样令人惊心怵目的诗句描述中国北方战乱后的实情。这些诗句的内容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当年滦河流域战争的惨景。频仍的战争对包括滦州在内的滦河流域的破坏，一定还有人口的锐减。由于资料阙如，详情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间接的证据加以推断和说明。据清光绪年间所修《滦州志》记载：辽世宗时滦州的人口为一万一千户。辽世宗继登大统在947年，时距907年唐朝正式灭亡还不太远，仅四十年。这一人口统计可以作为唐代滦州人口情况的比附与参照。
　　辽朝天赞二年（923年）春，耶律阿保机攻下平州（治所卢龙）地，分平州地置滦州永安军，属平州节度使，是为滦州建置之始。当时滦州的辖境，包括今滦县、滦南、唐海、唐山市区、古冶、开平的全部和丰南的大部，约是今日滦县面积的五倍，逾6000平方公里。这就是说，每平方公里只有两户左右的人家。而且，这一万一千户中，还应包括了辽世宗在949年率军南伐时由原义丰县（今保定安国市）掠夺而来的数量不详的迁民。
　　自唐朝618年开基，至辽朝世宗即位，凡330年。330年间，滦州包括掠自义丰的人口在内，仅得区区万户。中国自秦正式实行郡县制，根据所领人口多寡，规定超过万户的县的最高长官称县令，不足万户的称县长。往事越千年，千年后的一个州的人口只相当于千年前的一个稍大点的县的人口。
　　应如何解释这种极为反常的现象？是滦州这方水土禀赋太差，养育不了太多的滦州先民？显然不是。滦州自古作为孤竹文明的发祥地，处滦河下游冲击三角洲，土地相对肥沃，降雨较为丰沛且有灌溉之利，气候温和适中，四季分明。农林牧渔都有较好的发展条件。滦州故地在唐代未能发展的原因，可信的解释，就是频仍的战乱使然。这也再次证明，社会的稳定，是经济文化乃至百业的正常发展的先决条件。
　　俱往矣。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十世纪初叶，滦州历史才开始掀开了新的一页。原夷齐故地始建滦州，华夏大地开始正式有了滦州这一行政建制，且滦州自此成为真正的京畿之地，有辽一代，滦州开始建孔庙，创办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与先进地区接轨，在各领域开始产生有不同影响的杰出人物，文化上，冀东三枝花开始诞生于滦州大地。此为后话，篇幅所限，不赘述。
　　
    主要参考文献：
　　1、《新唐书》（《中华书局》）
　　2、《旧唐书》（《中华书局》）
　　3、《滦河文化研究文选》（第一辑，刘向权主编  王义钧、韩永成副主编）
　　4、《滦河文化研究文选》（第二辑，刘向权主编  王义钧、韩永成副主编）
　　5、嘉庆《滦州志》
　　6、光绪《滦州志》
　　7、《滦县地名资料汇编》（1985年）
（滦县退休高级中学教师，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