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名为《黄种歌》，其词如下：
　　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词句铿锵，意境宏大，节奏明快，有铮铮铁骨之侠气，呼吁民族团结对敌之情尤切。然而谁能想到，这首歌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被列入“日伪歌曲”。
　　《读乐亭》第37期有无名氏《伴我少年时的歌声》一文，也把《黄种歌》列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 “大东亚共荣”宣传的曲目，似乎此歌成“日伪曲目”已成很多人共识。事实真相何在？
　　其实，《黄种歌》歌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早已存在，原创为李大钊，当然也难归为日伪曲目。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直隶（河北省）乐亭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4年1月又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的心情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拯救祖国的责任感驱使他抓紧分分秒秒刻苦攻读，在课堂上接触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等。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欧战之机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联合中国留学生成立留日总会，并亲自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向国内寄发。为了反袁，李大钊于1916年1月乘船回到上海与各方联络，2月又返回日本。这期间，李大钊被选举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他专门创作了《黄种歌》短诗以警醒国民，发表在1916年初的《民彝》杂志上。与李大钊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李墨卿，字翰章，其在1933年7月发表的《墨园随笔》中第497页即有抄录并明确提及。1982年1月5日《北京晚报》曾刊载连燕堂《李大钊佚诗〈黄种歌〉》一文，也为此作了考证。后经乐亭人李乐光整理后，入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选》（下卷）911页。
　　家乡私塾、永平府中学以及东京的留学生涯使李大钊饱读诗书，他曾以书本和砚台来充实自己的全部流年岁月，把救国的希望倾注于自己的学业。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一时间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充满希望。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流血换来的民主共和随即即被袁世凯所窃取。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过程中，使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越发感到“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并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中国，只有全体国民共同努力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才能实现复兴梦。正如诗中写道：昔日珍视的“文房四宝”已经化做沉重的“石笔铁砚”，后哲先贤中已经难再找到自己取法的对象，留驻李大钊这位书生笔端的只有呜咽悲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
　　《黄种歌》谱曲后初名为《黄族歌》。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建立军校，《黄族歌》成为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校歌，黄埔军校学生军就是高唱着此歌进行北伐的，所以此歌已成为国共共同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见证。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平京师看守所，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却尤其喜爱其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句，因而《黄族歌》曾于九一八事变前作为东北军军歌。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中记述了张学良在晚年，曾赋诗并手书“顶天立地男儿汉，不怕死来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磊落光明度余年”，化用其中的句子。可见，此歌对张学良影响之深。
　　《黄族歌》歌词出于伟人李大钊之手，却被众多人误解为帮助日本同化国民的一首歌曲，这与伪冀东自治政府曾把《黄种歌》列入教科书有关。
　　1936年6月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的招待日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的“鸿门宴”上，狂妄的日本军官一边舞蹈、唱歌，一边舞刀炫耀“武士道”精神。应邀出席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团以上军官个个义愤填膺，争相出场与日军一决高下。曾参加长城抗战的河北省藁城将士何基沣按捺不住满腔激愤，纵身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随着“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的激昂歌声，29军军官们斗志昂扬，日本侵略者被有力震慑的同时也使他们领略了此作的感染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这首歌随之被打着振兴东亚旗号的侵华日军和汉奸政权篡改为《亚洲青年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根据日本人的旨意将其民族团结的本意横加歪曲为“大东亚共荣”，隐去作者后，编入小学教材。此后此歌在华北沦陷区小学生中广泛传播，一度成了日本殖民主义者麻痹国民，宣传“中日亲善”的音乐教材。
　　正因为此歌有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因此有人以文献不足、见闻不远之故，撰文认为《黄种歌》诗作者乃为冯学彰。冯学彰，号介清，生于天津没落盐商家庭，人称“亦政堂冯氏”。亦政堂是冯氏家族祠堂号初名，后改为谦益堂，取《尚书》中“谦受益”语。今存1933年十二世冯学彰增订并誊录的《亦政堂冯氏家谱》(油印本，四册，藏南开大学图书馆)。冯学彰从小失慈，擅长书法，曾毁家兴学。1917年，其子冯文潜从南开大学赴美留学，冯学彰乃手书这首词赠子壮行。冯学彰手书确有真事，诗作当取自图书馆藏书，但原创作难以此推断不是李大钊。
　　遭遇如此尴尬的歌曲不止《黄种歌》一例，典型的还有《何日君再来》等。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比较“大度”，故日本法西斯能那样恬不知耻地将种族灭绝粉饰为如李大钊描绘的“黄种大同”，将中国好客的迎宾调专制地规定专门用于“贺”日本“太君”，均出于一辙。
（李树领，乐亭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