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庄渡口是滦河下游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摆渡口，是连接昌黎和乐亭两个县城的交通要道。这个渡口不只为两岸村民相互交往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信庄及其周边各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笔者家住信庄胡家街靠西头，离渡口很近，从记事儿起奶奶便经常背着我到渡口看热闹，上学前周氏家族的一帮孩子们，在孩子头春富二叔的带领下在渡口附近戏水游泳，摸鱼捞虾，在树林中摘食桑椹、榆钱和酸枣，在柳荫下听老爷爷们“讲古”。现将童年时见到的听来的有关信庄渡口的故事介绍如下。
　　信庄渡口最早是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逐渐形成的，信庄和对岸各村大都是从山西“山后六州”移民实边来的民屯户，信庄人为了两岸各村交往方便，便集资造船免费摆渡乡亲们，历经近二百年。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同辖于永平府的昌黎乐亭两县，修建了一条连接两县县城的官马大道，村民称官道。官道从信庄渡口过河，在官方的扶植下渡口进一步扩大，并攒造了一些更大的船，以便摆渡骡马大车。昌乐官道上的信庄渡口兴旺繁忙了近三百年后，到了清代同治六年（1867年），不幸滦河泛滥改道东移，冲毁了信庄村和信庄渡口，并将大批耕地截隔在主干流西岸，于是来往于两县官道上的骡马大车改由北边不远的王各庄渡口过河。信庄被迫东迁重建村庄的同时，还重新修建了渡口，并栽种了大量加固堤岸的护岸树木，此后信庄渡口主要是承担着信庄村的春种秋收任务。光绪十二年（1886年）一场大水从套里出槽冲毁王各庄渡口，而信庄渡口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修缮，已是绿树成荫，岸坚坡固，安然无恙，于是官道上的行人车辆又从信庄渡口过河，从此渡口格外繁忙。民国年间昌乐两县同辖于河北省，1928年省府在原昌乐官道的路基上，修筑了一条沙石路面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村民称这条宽阔平坦的公路为省道。同时在省府的资助下进一步扩建了渡口和停靠水运货船的码头，嗣后昌黎南部五区驻地赤崖镇开辟了一条直通渡口东岸的大道。当年滦河右岸西起会里，东到董庄大批村庄，都归昌黎统辖。赤崖镇的商铺有些是乐亭县城的分号或在乐亭县城设有分号，五区的车马和各商铺的货运骡马大车从渡口东侧上昌乐公路，向北可达昌黎县城，渡河可达乐亭县城。从昌黎到乐亭的大板汽车（货运大卡车）和官员们乘坐的小轿车也经常往返于两个县城，昌乐公路建成后的多年间，可以称得上是信庄渡口的鼎盛时期。1938年日本人在七里海开发稻田，在渡口北边不远建闸挖沟从滦河引水种稻，村民称其为稻子沟。稻子沟截断了省道，尽管水闸上面可以通行车辆，但因路面狭窄不畅，从此往来车辆明显减少，信庄渡口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稻子沟通水后，滦河干流逐年东移，1945年初秋一场出槽大水，使信庄村西的数千亩良田和渡口，连同三四华里的稻子沟和水闸全都塌入河中。从此以后省道废弃，后建的渡口其功能又返回到清代光绪初年。
　　渡口的渡船和摆渡方式是随着河水的流量流速的不同而改变，旱涝年景和季节不同滦河的河宽和水深是经常变动的。渡口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需要配备有大板船、二溜子船、小溜子船和水笸箩。大板船是将两侧船帮用木板封死，并且密封严实不渗水，船头和船尾向上翘起，整个船体是一个空心的实体，即使是河水漫过船面也不会沉入水中，除能渡二三十人以外，主要是用于摆渡车辆。满载货物的骡马大车，可以不卸车就能直接赶牲口上船，若摆渡载货大汽车往往是将两艘大板船用煞绳捆绑在一起。若摆渡一两个人或三五个人，则用小溜子船或二溜子船。溜子船其外形如同织布用的溜子而得名，“溜子”即是梭子，是滦河下游一带的方言俗语。水笸箩是用柳条编制而成，里外涂有一层桐油，比盛粮食的普通笸箩大一些，四周的帮高出很多，能坐一个人。它的用途是滦河涨水有洪峰大浪渡口封船后，可供水性好的村民有急事要到对岸时使用，抗战时期民兵们多用它渡河传送鸡毛信。船上的动力设备船尾有舵或橹，船身两侧设有成对的棹（桨），每艘船上都备有多杆杉木竿子（篙），大船上还有桅杆，可用绳索升降大蓬（帆）。春秋两季水浅时用竿子撑船，夏季水深船竿子够不着河底时则搬棹使船前进。每逢干旱年景河道较窄时，便在渡口两岸各立一个木桩，用虎口粗的大煞绳将两个木桩连起来，过河时人在船上用两手倒绳子使船前进。不管哪种渡河方式，摆船的只是负责掌舵操帆，撑竿搬棹倒绳子都是过河人自己动手。常言道“十竿子不如一棹，十棹不如一橹，十橹不如大蓬一鼓”。蓬帆省力速度快但很少使用，主要是用于出远门。用小溜子船倒绳子渡河时，摆船的从不上船。“一九二九伸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每逢数九寒天河水封冻以后，行人车辆可以从冰上直接过河，俗称“跑冰”，但摆船的仍很辛苦。“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大雪节气前后，便把船只拖上河岸，以待检修。待冰面封实以后，选择坚固的冰面撒上沙子以防行人车辆打滑。除最寒冷的暴风雪恶劣天气以外，渡口总不断人，一边检修船只，一边引导人们“跑冰”，“近道怕鬼，远道怕水”，重点是引导从远道来的车辆行人，以避免掉入清沟或冰窟窿的事故发生。封河后有的地方水深流急，不结冰的湍急水流称为清沟，结冰不厚不结实的点叫冰窟窿。“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六九以后摆船的更加辛苦，每天扛着冰镩子检查冰道，在冰道两侧凿开冰层察看有无空盖子。河水封冻数十天后，河水流量有时会减少，导致流动的水面下降，与冰层下缘形成有一定空隙后的冰层叫空盖子。空盖子失去了河水浮力的依托，极易碎裂坍塌增加了跑冰的危险性。若空盖子较窄便铺上跳板，若空盖子过宽则提前凿开冰层拖入渡船，形成跑冰加摆渡的场面。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时，大小冰块全都融化后，摆渡口恢复正常摆渡。
　　信庄渡口最大的特点是从不收费，几百年来渡口的船只和设施村民一直认定是共有共用的公共财产，外村人过河也不收费是向外人展示信庄人利他利群讲信修睦的品德，摆船的养家糊口的工钱是由村里的“会上”提供的。“会上”是建村以来村民们的自治组织。“会上”有主事的、跑腿的。主事的也叫会首，是由庄里一些德高望重威信超群的老年“村不错”共同协商推选出来的，其人选往往是家底雄厚又无家事缠身，年富力强又不辞辛苦，办事公道、热心、能力强。跑腿的是由会首聘任的，一般是由家境贫寒但人品较好的村民来担任。会首是尽义务不拿工钱，摆船的工钱和跑腿的一样，都是每年完秋后一次性发放，故称为“秋俸”。所需钱粮是每年粮食进仓后由各有地富裕户自愿捐送粮食，在外有买卖的富裕户则捐送银钱，多捐不嫌多，少捐不嫌少。当年的村风民俗认为，自家有了富裕，修桥补路造船设摆渡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善事。此外河西一些经常过河的巨商富贾和其它大户，还专门指定为渡口捐赠钱粮。如刘石各庄的刘家大院几代人一如既往，黑王庄的刘秉权家族也是历年不断的捐赠户，因此，渡口的活动经费一直很充裕。从信庄渡口过河摆船的从不主动收费，但一些从远道来的官员、商贾，尤其是拉货车辆的的货主经常会给些赏钱或小柜（小费），这些收入摆船的从不私吞，而是用于修缮船只和为渡口购置设备。摆船的是摆船户祖辈代代相传的，收入稳定有保障，生活水平高于村里其它手艺人，又因是为公众办事，和会上主事的一样，深得村民的尊重和崇敬。信庄渡口培育了孔夫子提出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世界大同”的道德信念。
　　信庄渡口还是一个人们休闲交往的场所，几百年来经久不息。到了民国年间渡口两岸近旁和纵深，仍遗留有大片的桑榆树林，前辈们栽植桑树是为了养蚕，榆树是为了度荒，遇到灾荒年的青黄不接时日，榆钱、榆叶、榆皮都能充饥。河岸上生长有荆条、红柳、玫瑰、酸枣棵子等护岸的灌木丛。渡口停船的岸边有十多棵两三搂粗的大柳树，每棵树上都有十多个乌鸦筑的窝巢。渡口南有望不到边的沙滩，河边有浅滩、河汊和水湾。树林里灌木丛中种类繁多的鸟雀终年不断，各种大型飞禽按季节在浅滩河湾里栖息和觅食。春秋两季成群结队的雁群，铺天盖地地在这里停留两三个月。长脖子红头顶的白色仙鹤，腿长身高的“老等”（鹭鸶）等大鸟，一动不动地静立在河岸边或河湾中的浅水里，等候并啄食游到身边的鱼虾。鸟哨，蛙叫，蝉鸣，虫吟，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演奏着大自然的交响乐，不同季节奏出不同的乐章。柳荫下摆放有许多块青石块和青石板，有些石板上刻有象棋或联棋棋盘，以供过河人候船和歇脚。过河人在这里边候船边欣赏自然风光，同时还吸引了一些老年村民来这里乘凉闲呆，聆听过往客人讲述外地的奇闻轶事。就是十冬腊月的“跑冰”季节，这里仍旧是人群不断，入冬以前好心人便在向阳之处，用秫秸捆夹成半圆形的避风幛子，以供人们在这里晒太阳，休闲取乐，谈古论今。人群中还有一些熬成婆婆的妇女，背着孙男孙女也来这里哄孩子凑热闹，她们当媳妇时经常乘船下地干活，听惯了过往客人带来的各种消息，到老年更是无所顾忌，与外村妇女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习俗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们熟悉古今节妇烈女的事迹，还深知兵燹匪患特别是洋人入侵给妇女们带来的灾难，她们关注国家的安危甚至超过了男人。在渡口最引人入胜的是关于红灯照的故事，人们崇拜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林黑儿，摆船的因她出身船家而津津乐道，妇女们对她提出的口号产生了共鸣。“妇女不梳头，砍掉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斩断洋人腰”，“不杀洋人誓不休，不烧洋货气不消”，并把这些歌谣作为哄孩子入睡的催眠曲。妇女们对洋人的愤恨，为后来伺候八路军伤员把信庄建成抗日堡垒村奠定了思想基础。
　　信庄渡口给信庄人带来了新风尚，改变了人们的旧习俗。早在清朝初年朝廷便在北京至盛京（沈阳）之间开辟了一条驰道，以供皇室和满族京官回乡祭祖省亲，驰道穿过永平府境内从山海关出关通向关外。沿途设有一些驿站，滦河右岸的昌黎和乐亭一些村庄，有许多人在驿站当差，这些人经常沿着永昌和昌乐官马大道从信庄渡口过河探家，他们给渡口带来京城和关外的一些新消息和新事件。鸦片战争以后世界列强纷纷入侵我国，渡口传来了更多的好坏消息，谈古论今的人们也改了话题，议论外国成了中心内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皇帝逃难，法国侵略安南，日本占领台湾。洋鬼子、老毛子、大鼻子、小鼻子等贬称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萌芽，后来女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政权承袭汉制使资本主义发展迟缓。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我国南方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我国北方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滦河中下游各县的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到关里关外各大城市去经商做买卖。特别是滦河右岸在闯关东的先驱乐亭县刘石各庄刘新亭父子的带动下，许多人从信庄渡口渡河，沿着昌乐官马大道直奔奉天（沈阳）或长春，同治年间和光绪初年达到高潮。闯关东的人在信庄渡口你来我往直接影响了信庄和左岸各村，清末民初闯关东成了一种时尚，特别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奉铁路（北京至奉天）全线通车以后，闯关东就更加方便，十几岁的男孩跟着长辈闯关东“住地方”、学买卖，几乎成了人生的必由之路，不论穷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闯关东的人。于是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家庭结构，出现了许许多多商农结合的新式家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信庄渡口摆渡满载日用商品的货运车辆也在日益增多，各种商品不管是泊来品还是国产货，都打上了“洋”字的烙印。各式各样的洋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洋取火取代了火镰，洋油灯取代了黑油灯和酥油灯，洋胰子取代了碱。妇女们不再使用家织布，而是改用阴丹士林洋布和洋线做衣服，男人和女人都穿上了洋袜子。富贵人家的绫罗绸缎，换成了哔叽、咔叽、凡尔丁、华达呢；长袍、马褂、瓜皮帽，换成了“穿洋服戴礼帽，一卷卷到底”。就连聘闺女选婆家的标准，也由过去的“大瓦房砖巴地，不愁吃穿不受气”，改变成“大瓦房砖巴地，座钟挂表‘憋里气’（一种西洋式的取暖火炉）”。妇女们也按照红灯照不梳头不裹脚的号召，姑娘们剪掉辫子，媳妇们拆掉圆头，当妈的不再为自己的闺女缠足受罪，还扔掉了自己脚上的裹脚布变成了解放脚。
　　信庄渡口为昌黎路南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早在共产党建党初期，乐亭党组织在信庄渡口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以便接送和掩护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乐亭和昌黎南部开展工作的人员，负责人是滦河南岸木瓜口村的岳泽普，信庄人称他为岳老爷子。岳早年闯关东学买卖“住地方”时，与信庄的几位闯关东的买卖人结成了好朋友，其中的张际昌是他俩在益发合一起学徒时的师兄弟，二人关系非常亲密。张际昌后来发迹成益发合哈尔滨分号的大掌柜，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在家乡盖房子，并置地500多亩，成了信庄的首户。张宅盖在后大街靠西头，是信庄最阔绰的住宅，共有东西两座大院套，四周筑有高大的院墙，西院为外宅，除粮仓车棚牲口棚之外，还有许多房间专供长工和来客居住。村西有一个大场院，内有羊圈，靠北边有一排平房，用于储存草料和看场人羊倌们居住，有一条人行小道直通渡口。九一八事变后张际昌回到家乡，在乐亭县城购置了一所带有深宅大院的豪华门面房，开办了一所榨油厂，由张亲自经营。张有四个儿子，老大张祥云多年来一直任村里的会首，另外三个儿子从关外回来后都在北平做事。张老大全力为会上办事，从不过问家务，张家的大事小情，里里外外都由管家黄老有管理。张宅是全村离渡口最近的一户，岳泽普从渡口接来的朋友和他本人经常在张家食宿，到乐亭县城工作的人员，也经常以张家油坊的客户做掩护。岳在信庄于1933年发展了张其羽为共产党员，成为昌黎县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日军侵入冀东组建伪冀东自治政府，推行保甲管理体制以后，张祥云被任命为保长，岳张二人在张大少和管家黄老有的掩护下，以张家场院为据点，秘密培训抗日积极分子，刻印传单，到滦河两岸各村散发，宣传“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等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参加1938年的冀东农民大暴动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大暴动失败后张其羽回到信庄，秘密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并于1939年初组建了地下党支部，在岳泽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昌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41年冀东党组织派地方干部来昌黎五区开辟地区，他们往来于信庄渡口，在两岸各村组建抗日政权。张自川和缺胳膊沈英的游击队以及正规部队十二团在河西作战后，往往东渡滦河在信庄休整，留下伤员后再去转战各地，信庄村成了昌黎南部第一个抗日堡垒村。当昌黎县城和泥井等据点的日伪军到沿河一带清乡扫荡时，村民们便从渡口过河到河西各村躲避，并将大小船只划到西岸的河湾里隐蔽起来，当敌人赶到时只能是望河兴叹干瞪眼，当乐亭县城和汀流河据点的敌人扫荡西岸各村时，也是这个办法。在那峥嵘的岁月里，信庄渡口为两岸各村“跑敌情”发挥了很大作用。几百年来信庄渡口远近闻名，其名声之大远远超过了附近其它渡口。
　　（作者曾多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 1982年转业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党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