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是老呔作家群中的一位传奇人物，被人们所啧啧称赞。说到他的传奇：一是他曾被错误地划成右派，落实政策后被迅速提拔为河北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二是他离休以后，与夫人冯以平合作，创作了系列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等文章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如今，他不顾年事高迈，正在赶写长篇自传，令我们感动和钦佩。他这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也正是老呔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也正是老呔作家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
一
　　白石1927年出生于滦河下梢的老呔之乡的乐亭县。这里地灵人杰，经济富庶，文化繁茂，培育了享誉全国的“冀东三枝花”，出现了许多经济和文化人才，白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因家庭困难无力供他上学，所以他上初中时便决心跳级考官费的师专，自学高中有关课程（文科只考语文、外语、史、地），初中毕业后，于1944年直接考入当时河北省惟一的最高学府——河北省立保定师范专科国文系。这个学校对学生给予公费食宿并给生活津贴。中学时他就喜欢文学，上大学后，对中外名著更是爱不释手，并尝试着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在大学就读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便积极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日本投降后，有人告密，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过了严酷的审讯，虽没审出任何问题，还是把他送入了大狱。后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明确规定释放政治犯。因为他是从大学公开逮捕的，为骗取人心，便把他以共产党政治犯名义释放。秘密逮捕的共产党人几乎全被杀害。当他第二次又上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时，经地下组织安排，他偷偷逃出保定，冒着生命危险几经辗转来到解放区，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为研究生，1947年开始在《冀中导报》《石家庄日报》发表作品。
　　石家庄刚一解放，华北联大立即组织了创作组，由贺敬之带领戏剧系、文学系的研究生进入石家庄，边工作，边创作。白石和徐光耀（华北联大搬到冀中束鹿县即现在的辛集市以后，徐光耀入文学系学习）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天天晚上便是研究写作，两人共同署名发表。那时《石家庄日报》差不多天天有他们俩的文章。
　　因为白石曾在保定做过地下工作，保定解放后他被调到保定在团省委工作。此时他认识了报社编辑冯以平，两人一见钟情、并结为伉俪，从此成为一生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此工作期间，他笔耕不辍，发表了百余篇青年先进人物的特写和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并应河北人民出版社之邀出版了《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大意）人物特写集。此书出版时，他成了“运动”的重点人。样书、稿费收到后，领导不让人告诉他，只是保管人背着领导偷偷让他看了一眼样书，所以对书名也没有记清楚。
　　在团省委工作期间，他创作了描写土改运动的中篇小说和反映青年工人生活的一些短篇小说，但那只是为了练笔写个初稿，不敢发表，也未敢拿出示人。因为那时领导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干部要夹着尾巴做人”。创作与工作无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名利思想作怪。即便他如此小心，结果在“肃反”运动中抄家抄出了这些作品的底稿。一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作品中的个别比喻和词句，作为他仇视工农的证据。《文艺报》总编陈企霞曾担任华北联大文学系主任，“运动”中成了重点人。同时还有一些同学在文艺界和作协工作被牵连上“胡风分子”，这使他在劫难逃。后来经过甄别，使他得以恢复工作。但在 “反右”运动中，又把抄家抄出来的作品视为他仇视工农的证据写入处分结论。因他不承认任何强加的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从严惩处，被双开除、劳教，在劳改队劳改12年后又押送老家被专政10年。
　　他从20多岁被关押批斗到52岁平反，20多年的金色年华是他创作的最佳时期，却被残酷地剥夺了创作权。可贵的是灾难并没有止息他心灵中的文学之光，也正是微弱的文学光亮，给他困窘的人生一丝希望，给他苦闷的心灵一些慰藉。尽管劳改的劳动繁重，生活条件恶劣艰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借劳改队整夜不灭的灯光，在被窝里偷偷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关于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后借夜里值班机会，完全抄清在稿纸上偷偷压在箱子的底层上。可见生活越是窘迫，他对文学越痴迷，借此宣泄苦闷，表达人生理想。但这些文字并没有保存下来，在“文革”时对“五类分子”的大清查中又被毁于一旦。
　　在长达20多年苦不堪言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向苦难屈服，没有向邪恶低头，而是对党抱有坚定不渝的信念：“安危不二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他也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心志：“政治运动被批斗，劳改营里度时光。死犹未肯输心志，贫亦岂能奈我何。”既便处于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也不畏浮云遮望眼。理想、信念便是他心中永恒的一片阳光。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常以黑格尔的话激励自己：“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失其为美。”他认识到：痛苦虽然是可怕的，但它可以磨砺心智，升华精神，成为抵御灾难的宝贵的人生经验。痛苦亦可以成为自己创作的巨大能源。痛苦出诗人，那些大诗人大作家大多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难。他相信：浮云不能长蔽日，阳光终会照人间。世上只有真理永存，历史总会拨乱反正。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得到昭雪，名誉得以恢复。平反后，他到中科院农业现代化所研究农业经济。主要写经济论文和经济学术著作，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
　　但真正圆了文学梦还是离休以后开始的。他多年为党和人民辛劳工作，可谓鞠躬尽瘁。离休后便可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创作欲望反而愈来愈强烈。他认为过去这些年的成功和错误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我们对过去的这笔‘财富’的利用还很不够，所以要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供人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1]。他要利用离休后的时间把自己所经历的铭心刻骨的经历写出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走歧路，引发人们的思考。他与老伴冯以平（《女子世界》杂志总编、编审）一起连续写了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一部为《禁地》，是写众多右派在劳教所改造时的真实情景。作者从多层次、多侧面，以众多鲜明的人物和新颖生动的细节，勾勒出一个戒备森严、血雨腥风关押右派的劳改农场的原生态，读后，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是文学中所罕见的，也是写右派作品中不可取代的。第二部《荒村》，主要写了主人公白刚劳改12年后，又押解回乡被“群众专政”的苦难经历。同时还表现了当时的农村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混乱不堪、破败穷困的状况和农民过着半饥半饱艰难生活的情景。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作为阶级敌人的右派等的被奴役被迫害的惨痛生活，这都是鲜为人知、在文学中也很少系统反映的生活。“这部系列长篇，就是把一个真实的昨天交给历史，以便人们以及后人更好地了解过去，从中领悟到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2]第三部《上任之后》讲述了主人公白刚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一位副处级干部直接被中央破格任命为省委书记（副省级，第一书记是正省级），如何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至高利益，尽职尽责正党风、树正气、讲真理，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之后的执政过程。这部作品以史记般的纪实笔法、泣血样的悲美色彩，感动和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评论界高度评价和多家媒体的高度注意。
　　该书出版后，河北省委宣传部和河北省作家协会在石家庄，中国作协创研室、作家出版社和河北省作家协会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者赞誉该书为“一部具有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著作”，“一部厚重的反思之作”，“一生苦难与苦斗的结晶力作”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张锲、雷达、王必胜、吴秉杰、贺绍俊、徐光耀、罗艺军等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家认为作者是“以生命的、甚至是血和泪的历史写成了这本书，以他们对党的忠诚，以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写成这本书。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文学著作，不如是说一本带有警示意义、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巨大关切的一本史诗式的书”^[3]。各大网站也进行了报道、转载或发表评论文章。许多读者争相阅读、传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仅一周首印的1.2万册书就被抢购一空，作家出版社又紧急再版2万册，不久又告罄，因此使得该书一度占据着作家出版社畅销书排行榜的高位和新浪读书超强阅读人气榜前三名。很多读者读后，给作者写来了许多感人肺腑、情真意切的书信，这其中有与作者有着近似经历的饱经忧患的老人，有离岗退休的机关干部，有在高校任教的教授，有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也有躬耕务农的农民……这些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震惊了，为主人公的苦难历程，为民族的苦痛命运，为国家的坎坷遭际而悲伤，而心痛，而落泪。一位农民来信说：“从朋友处借来了这本书，回家用了三天四夜的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这六十四万字的巨著。事实明了感人，没有抽象的认识口号，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词，都是有血有肉的事实叙述。那些让人悲愤的场面，那些遭受迫害血泪斑斑的人和事，让人心痛欲裂，难以卒读。……长达二十年的黑白颠倒、大动乱、大震荡，屈辱迫害，心灵的挤压，身体的伤害，始终坚持真理信念，用纪实手法再现了这段历史，让人震撼，是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巨著的出版让人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是对民族、对国家的宝贵贡献。”一位离休干部这样写道：“大作震动社会，中老年人反响强烈。我和我身边的一帮，甚感出气，抢着传看，夫妻俩看。也足以证明补上这段血泪史的特别特别重要。”可见“泣血反思”之作感动了各个阶层的人，感动了全社会。
　　很多的读者、评论家及作协领导对作者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持之以恒的创作历程也给予了高度的赞誉。中国作协领导铁凝说：“面对人生路上的巨大磨难，为警示后人让悲剧不再重演，两位老人离休后，以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理想为支撑，靠坚定不拔的毅力，把苦难酝酿升华为精神财富，将多年来对人生经历深沉的回忆、思考，凝聚笔端，历时十载，七易其稿，终于在白石同志78岁，冯以平同志74岁高龄之际，出版了这部浸透了作家心血的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完成了这部作品，所以我要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位省直干部对“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德，他们的毅力，他们的执着”十分钦佩，特赋诗一首赞其高风亮节：“革命生涯数十年，人生跌宕多劫难。囚徒高官天两重，矢志笃信马列坚。金樽疏，菰材远，淡泊名利和位权。只把热血研翰墨，浓书历史风雨篇”。一位高校教授认为他们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强者”，并写诗称赞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丹心写春秋，雄文震天地”。
　　“丹心写春秋，雄文震天地”可谓是对白石写作人生的最好的概括，“用整个生命体验书写的历史”可视为他作品的最精辟的总结。
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成功写作完全赖于作者坎坷的人生历程、强烈的忧患意识、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理性力量。它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生命之作，是作者痛定思痛的反思之作，是作者苦难人生的炼狱之作，是作者求真务实的本真之作，是作者反腐倡廉的警示之作，是作者忧国忧民的忧思之作。可以说，作者是用整个生命完成了这部作品。这部书熔铸了作者多年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党对人民的大爱，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所以它是一部具有丰厚内涵和深远意义的文献，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篇章”，“一份沉痛历史刚正证言”^[4]。这样，这部书也就具有了其它同类作品所不具有的审美品格。
　　（一）纪实与虚构的有机结合。《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是以作者的苦难人生经历为底稿，是以共和国近50年的历史为背景而写成的，尤其是前两部更多的作者自身生活的影像的投放，真实地再现了作者悲欢离合的命运。而后一部因为所写内容距今较近，作者有意识与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加入了较多的虚构的成分，但同样切近生活的本相和本质。这如同作者所说：“我作品中的全部元素都来自我的苦难和传奇般的经历，没有我那些磨难和传奇般的经历，是写不出这三部长篇的。当然书中写的那些事件不全是我个人的经历。”^[5]但“大体是真实的”。“如书中提到的两任专员都是从右派改造的农场出来的，他们的某些经历，甚至连新专员只身上任时在楼梯上的对话都大体是真实的。”^[6]尤其是书中主人公白刚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作者生命和生活的投影，情感和思想的映现。“甚至连通知他进入省委班子时和省委书记的对话，几次想进入省委大院而不可得，和传达室的人的对话，也大体是真实的。”^[7]如同评论家贺绍俊所说：“白刚这个人物应该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而作者也正是将自己的理想情操投射在白刚身上，但作者又并不因为对白刚的钟爱而刻意去拔高这个人物，特别是作者没有以今天的认识去重新设定人物的思想，而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着力表现出白刚这个人物的内在人格。所以尽管白刚在小说中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的豪言壮语，但他身上的那种坚韧的人格力量却足以打动人心。白刚身上的人格力量其实就与传统的儒士文化精神对接上了，是与传统的社稷精神、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忍辱负重等遥相呼应的。反过来说，这部小说也映照出一位真正共产党员对待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态度。没有作者白石和冯以平的磊落胸怀，就没有这部小说的境界。”^[8]可见，作者不仅以自己的真实人生来呈现人物的命运沉浮，而且以自己的思想境界来表现人物的磊落胸怀。但这二者是对接而不对等的，如作者就没有任过省委书记，这又是虚构的。这部书虽有些虚构的成分，但确是生活真实的高度集中，是以直接的现实生活为源泉、为素材，因为它不仅要反映生活的本相，还要表现社会的本真、历史的本真。所以，只有通过对原生态生活的典型化，才可能“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9]。同时因为作者的亲历，直面惨淡的人生，直接书写自己铭心刻骨的切肤体验，撕肝裂肺的心灵痛楚，凝神聚力的生命思考，因此大大超越了那些虚构的或道听途说的或从历史材料中找寻出来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使它超越了达到了一种生命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乃至本质的真实。正如著名作家徐光耀所说：“反右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文革’那场劫难的先导，却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不仅年轻的一代，已无从回首，连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有些发蒙。白石同志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在劳改单位改造十二年又押回老家专政。他们夫妻二人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在耄耋之年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把几乎打包存档、束之高阁的往事，从一个侧面活生生地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因系亲身经历，写的是那样真实，那么触目惊心。人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迪不仅是多方面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惨痛的浩劫不能重演，便是此书提示的历史教训。这是深刻而具有巨大意义的。”评论家雷达也说：这部书的特色“首先在于，把亲历性与非亲历性结合的比较好，既有生命的熬煎，血泪的体验，充满了切肤之痛，又有痛定思痛的冷静和相当的思想高度。面对历史，作者既能入之，又能出之”^[10]。
　　（二）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完美融合。《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11]的长篇小说。它反映的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约50年共和国艰难曲折多变的历史过程，表现的是主人公所历经的从社会底层的劳改农场、农村，到高层省委大院多个层级的现实生活。它是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小说，或者说是用生动形象的审美形式表现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因此，它有丰富的审美质量，历史容量和哲学含量，是真善美的集合。
　　这部书的价值首先是它的历史价值，作为一部具有史学意义的作品，它是用生动的形象在表现过去的一个国家的悲怆历史，一个民族悲痛的心灵史。它充满了悲美色彩，悲剧氛围。应该说，它的历史价值大于美学价值，史学意义要高于它的审美意义。它的史学意义不仅是复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重要的是表现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不仅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真相，重要的是揭露造成整个国家悲剧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引发人们进行好更深层次的思考，以避免重蹈覆辙、劫难再生。如著名编辑家崔道怡所说：“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篇章，发人深省的画卷。炼狱中的暗无天日，血泪斑斑，让人心痛欲裂，难以卒读。这是一部具有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若非亲身经历，仅凭想象，是写不出这样的独特逼真，这样的触目惊心。作者以纪实手法勾勒出一个大动乱、大震荡时代真实生活图景之一隅，以艺术形象记载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它是一本内涵宝贵价值和深远意义的文献，是一份沉痛历史刚正证言。”为历史作证，还历史以真相，使得此书成为了“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教科书”。
　　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于还原历史，写得真实；还在于反思历史，写得深刻。这是一部泣血反思之作，有着深刻思想性。在共和国初始阶段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肃反”“反右”“反右倾”“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出现了令人发指的种种非人性、非常态的倒行逆施的吊诡行为，使得人心变态、人性变异，民族道德集体沦落，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谁之过？谁之罪？作品“对置身于那个非人环境中的人性进行了透视”，“从政治层面和人性的层面进行理性的反思”。寻根探源，给定答案，就政治层面看，这些造成民族的大劫难的连续性运动，在于国家领导者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人性层面看，在于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处于个人卑劣的目的而违背了人性和做人的原则而对这些运动推波助澜，这些成为年轻共和国之祸的根源。作品以历史真相实证了这些运动决策及其扩大失误给国家造成的严重祸患，对人们心灵造成的惨重戕害。这种对历史真实地生动书写、深刻沉重的表达，深刻地告诫我们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应该怎样执政，怎样管理国家。正如著名作家徐光耀所说：“人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迪不仅是多方面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惨痛的浩劫不能重演，便是此书揭示的历史教训，这是深刻而且具有巨大意义的。”^[12]这样，就使得它有了警世、醒世的重要作用，对于当今和后世都是一份十分珍贵、不可多得的世纪档案。
　　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小说，它不仅具有认知作用、教育作用，还要有审美作用。说到它的审美作用，重要的有这样三点：一是同类题材的超越性，二是撼人心魄的悲剧美，三是深刻的理性力量。诚如雷达所说：“这部作品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警世，提供教训，立此存照，为历史提供证言，而且是在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历史与人生之谜，梳理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的人生体验。如果说与同类作品的区别，主要是扩大了、提升了人生经验，不专注于当时的情景和是非，而是注重于悲剧因素的挖掘。作品指出噩梦不会自动消失，应该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漠视不断进行反思。这是颇具现实意义的。一切过去了，一切又并未过去。全书含有人生经验的丰富性，时有小的哲理闪光，可咀嚼玩味之处甚多，积累丰厚，带有一定超越性。”^[13]
　　1.题材的超越性。《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以历时性的结构贯穿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第一部《禁地》和第二部《荒村》为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而第三部则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这三部书既是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的断代史，也是中国20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过去写反右和文革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但此书远远超越了同类题材的作品。如大多数都是揭露、控诉式的“伤痕文学”，虽也有的作品对个人苦难经历、非人的右派生活写得很深透，但较多地注重个体生命体验，而缺乏从宏观的视域，即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以哲学的高度审视和反思这个政治运动还显得不足，只“是浮光掠影地写了一下子”，如王蒙、鲁彦周、从维熙、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他们只“是一种单向的提炼，并没有很深入地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后来虽出现了许多纪实性作品，如叶永烈的长篇纪实《反右派始末》等，由于“这些作品是以第三者写的，作品中缺乏心理体验”，或曰缺乏深度的生命体验，深刻的灵魂探究。而《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不仅把当时的生活写出来了，也把当时人们的心理活动、心理体验、心理感受写出来了，所以它是直到目前为止当代文学里不可取代的创作，是一部很珍贵的作品”。这部作品把“苦难史、思想史、心理史结合起来”，把人生经验与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这是“这部作品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14]。而第三部《上任之后》则是一部反映了省委高层次错综复杂的矛盾、尖锐严酷斗争的“反腐”力作，也是一部发人深省、令人深思的政治小说。它突破了一些反腐作品猎奇、猎艳的模式，也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叙事格局，而是向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深层次的理性精神内涵的“政治小说”转变。它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人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它消除了官场的神秘性，也跳出了黑幕小说的窠臼，着力表达权力运行的过程，因而它又达到了如韦伯所说的‘祛魅’的效果，为同类作品作出了不同的贡献。”^[15]
　　2.撼人心魄的悲剧美。首先是《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生动地写出了反右运动到文革到改革这一巨大的历史嬗变时期。尤其是前两部真实地再现了在中国社会出现的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悲怆惨痛的悲剧，并深究了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这样就给全书笼罩上了浓重的悲美色彩。其次是作品精心塑造了白刚、吴玉萍，以及王雅兰、吕南、齐锡九、贾龙、史自昭等一群充满悲剧性和理想性的人物。他们虽受“百般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备受屈辱，仍不甘沉沦，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虽身陷囹圄，但“正义不灭，良知未泯，不断呼唤人的尊严和权利”。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这些“形成了作品的主干”^[16]。他们以不屈的精神、以人性的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同非人的暴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然有时他们只能以自身悲壮的“牺牲”或悲剧式“毁灭”来抗争，去殉道，用自己的真诚和牺牲来呼唤道义和真理。如在大暴雨中他们被逼出工，并遭受了非人的凌辱，以致使“不肯昧良心把别人推入苦海”的史自昭被雷电击死。难友们不怕权势者的淫威，白刚不顾自身的安危，背着史的尸体一步步在泥泞中前行。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无声的行为抗击邪恶、呼唤人性，表现出了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这些“囚徒”的美好人性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刚正不阿的传统美德，展示了真正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圣洁伟大的人性光辉。这些人物的苦难命运使得人的本质力量被提升、被扩张，因而显现出一种悲壮崇高之美，显现出强大的艺术征服力，造成了深沉和崇高的氛围，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使人在大悲大恸中得到灵魂的净化和这样一种审美认同：生活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是人类充满艰辛苦难而又神圣庄严的历程，它是以正义者的痛苦甚至牺牲作为阶梯的。
　　再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浓烈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表现在作者以人为本，对弱势群体生命的深度珍爱，对人性美的高度赞美，表现出了博大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历史结点上，作者站在了更高的层面和更广的视域来观照这场已经过去多年的大悲剧，深入探究了历史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揭示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显现出了对人性层面的理性反思精神，负载了历史积淀之后的深重思考，有着深刻的警世意义和反思力量。
　　3.深刻的理性力量。《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有着哲学质量和理性力量的作品。这源于作者饱经忧患的生命体验和坎坷多艰的人生历练，是生活的磨砺和精神的磨难使他对社会人生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思考、敏锐而深邃的认知，也使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性力量和丰富的哲学含量，达到了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作品“对那段历史和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及其行为做出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层面的开掘，涉及到了对法制社会和人类的生命与人的本质的拷问，许多地方还从人性的最深处进行了大胆的思索，艺术地重构了反右运动到文革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那幕惨痛的历史悲剧，并从较深的层次上揭示出造成那场历史悲剧的根源。作品也直接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存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17]可以说，这部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应该怎样执政、怎样管理国家，怎样避免因走弯路、歧路，以致造成国家和民族的浩劫，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三）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在这部作品中，精心塑造了白刚这个有气节、有思想、有追求、有理想的典型人物。他经历了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两重天的人生。这种从阶下囚到高官的巨大反差使他成了众多右派中的“这一个”，有着鲜明的个性。但在他的身上也有着深刻而又普泛的意义，即共性。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了那些含冤蒙屈的右派群体忍辱负重、勇于坚持为正义和真理，不向邪恶低头的刚正不阿的斗争精神和众多改革者开拓进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这些正能量集合在他的身上，成为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特性”，即党性和人性。“他向我们展示了真正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理想信念和人性光辉，并且充分展示了我们党在历尽挫折坎坷之后终究踏上胜利坦途的内在精神力量。”^[18]这种“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在白刚的身上有着坚贞不渝的党性，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无论是身陷囹圄，身处逆境，还是身居高官，手握重权，他的党性都坚定不移。当他被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后，却毫无惧色，死不认罪，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抗诉不已，要求找中央“说理”，找党委书记“理论”，要求“按党章办事”，准备打一辈子官司，为真理献身，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在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想法：几千万党员几亿人民就会永远容忍这种是非不分的局面？不会的，总有希望的。他的脑海里始终抱有一个信念：“只要希望之光没有熄灭，就会点燃生存下去的力量，就会克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困难。”他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自勉，在痛苦中振作，在逆境中奋发，把磨难当成对心志的冶炼，当成新的人生体验，在囚室里写作，期盼着“若能活着出去，希望成为作家”，坚信终会有“说理的那一天”。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在他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以后，很快被提拔为省委书记，此时他由阶下囚变成了重权在握的高官，虽然身份有着天壤之别，但他的党性始终未变。尽管在省委高层反腐败的斗争错综复杂、障碍重重，但他不怕艰难险阻，不顾官场的潜规则，而坚持党性原则，冒着丢官免职的风险力排众议，坚持查案，甚至敢跟一把手平哲叫板，终于将腐败分子官世通清除出党。他这种无欲则刚、无私则无畏、“有胆有识、清白刚正的精神”与他“当‘囚徒’的年代一批共产党人所显示的禀赋一脉相承”^[19]。正是这种党性使得他“在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中，经受住了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
　　白刚不但是一个坚持党性，也是一个极富人性的共产党人。在他的身上既有共产党人将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既有坚定不移的党性精神、体贴百姓的平民意识，也有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扶危济困的人文情怀。可以说是党性原则与儒家思想构成了白刚的主体精神。这不仅是白刚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作品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白刚入狱后，尽管他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而是顾怜安抚难友，有难同当，同舟共济，可谓“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杜甫：《解忧》），表现出了博大的仁爱精神。他安慰痛不欲生的省电台播音员鲁金：“路漫漫其修远，吾上下而求索。党内那么多有识之士，也会上下求索的。要耐心等待那一天”；他劝导濒临绝望的文化人贾龙之女：“要相信历史再曲折总会前进的，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不会丢下你。你年轻，一定能赶上那好日子”；他启发激愤直言的女工程师王雅兰：不要锋芒外露。甚至为了保护被怀疑为小偷的难友何仁山而冒着被武警门卫击毙的危险，扑倒在冲锋枪口之下。在难友史自昭不幸被雷电击死后，队长要将尸体推下水沟，白刚却抗命不尊，在滂沱大雨中把尸体背回营地，于夜里悄悄埋葬。他恳求大家将尸体埋在高处，免得“泡在水里”，并在墓穴中放入死者心爱的唐诗宋词，还埋下了两块砖作为无字的墓碑，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他的家人还可以到这里告慰孤魂”。这些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性良知，这在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处境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白刚这种人性力量不仅表现在险恶的生存境遇中对难友的关爱、呵护、慰藉和体恤上，也表现在他有了执政权力后能够更充分地为人民服务。他当上省委书记以后，对社会民情有了深刻的体察，对百姓生存状况更为深切地关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持真理、正党风、树民心，成为了一个体恤民情、惩治腐败、清白刚正的清官。因此，“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在时下的作品中少见，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21]。
　　（四）平实与激越的巧妙融合。《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纪实色彩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与史学的融合。它是通过“有意味的形式”而表现丰厚的历史内容的，所以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做到了平实与激越的巧妙融合。
　　首先是内容的平实。作者摒弃了写右派小说的“英雄化”和官场小说的“猎奇化”，而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真切体验按时间延续以历时性的线索如实写出，毫无拖沓和繁缛，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意味，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稔熟，把对生活的提炼过程融合在对生活的感悟之中，所以在将客观生活艺术化时，便使得作品中所描摹的一切与生活的情状大致无二。给人一种如见其人、身临其境的审美感觉，让人感到信服和真切。同时由于这部作品把“苦难史、思想史、心理史结合起来”，把人生经验与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谕。
　　其次是语言的平实。语言是作品的外衣，也是作品风格的体现。俗话说，文如其人。由于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剧变，早已把人生看惯了，把社会看透了，在作品中一切浮华和时髦都是多余的。他真情写之，真心剖之，句句真话，笔笔真情，“字字写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语言的表现上做到了“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22]。可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这些作品平实而充满活力，朴素而富有文彩，质朴而不缺乏生动，简约而蕴涵韵味，在溢满美感和弹性的语言中显现出一种审美的张力。
　　再次是视角的平视。在创作中，作者不是以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或拯救社会的救世主的身份来观照社会和人生，不作居高临下的伦理教诲，不作横眉立目的道义指责，而是以“平视角度”观照生活，看取人生，将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以写实的手法朴素而又逼真地再现出来。作品对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作了如实地描绘，不搀假、不使水、不拔高、不媚俗，将原状的生活形态和从高官到囚徒的芸芸众生相生动而又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思悟、去审视我们这个艰难坎坷而又充满希望和理想的生存的世界。
　　作品虽是平实写之，但却有着一种内在的张力，鼓荡着激越悲愤的情感，透溢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由于作品几乎是完全用真实的材料来铺陈叙述作者在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的真实遭遇，并深度解析了在残酷的生存境遇下人性的变异和悖逆，探寻在这个非常态的生存状态中人类生存的意义，追忆这场人类大悲剧的现实意义。加之作品用断章式的结构、夹叙夹议的方式、高屋建瓴的理论、电影“蒙太奇”式的画面闪回续接，加之理性的深邃、感情的激越、语言的扩张，营构出了一种强烈的悲美色调。如在作品开始写吴玉萍被押送到劳改队时，同时押送她的人也将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了劳改队的负责人。在这段情节的描述后，作品用充满悲愤的情感对在那个政治高压年代档案的超常的异化作用进行了发人深省、警人心扉的议论：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无法申辩，你永远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迷。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了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老干部就因为在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个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甚至连个图章都没有。
　　这是作者饱受生命磨难的苦痛之言，是作者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总结。对档案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可以左右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决定人生死的“生死牌”作用而进行了深度的解析、精辟的议论，使我们对当年那些深受档案之害的“囚徒”们的人生悲剧感到悲伤。
　　在作品中的一些场面描绘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悲剧感。如史自昭在大雨滂沱中被雷电劈死之后，而劳改队长却要把尸体推入水中。难友们悲痛万分、义愤填膺，哭声、雨声、雷声交织在一起。他们轮换着把尸体背在肩上，“泪水、汗水、雨水”“一个劲地往下流”，他们要让死去的难友“再感受一点人间的温暖，不要让他最后带走的只是人间的冷酷”！难友们患难与共、相依相扶的人性力量和劳改队长令人发指的恶性使我们悲伤、落泪、愤怒。这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罗艺军所说的：“在这种暗无天日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人性中的邪恶和人性中的美好，更趋于两极化，并被推向极致。两者在斗争中发展，在映衬对比中而突显，男女主人公及一大批受难者，‘百般折磨，仍不忘做人的根本，备受屈辱，仍不甘沉沦，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人性美的光辉，闪烁在黑暗王国的夜空。”^[23]
　　正是因为此书有这样的“中国式的革命表达”，使它成为了“一本社会大书。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对后人的警示作用，随着历史的推移，会越来越大”^[24]。
三
　　白石不仅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所写的特写和报告文学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新闻性和实效性使得他所写的一些先进人物很快引起轰动。如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度热情，大力赞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使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了全省的名人。如他早期（建国初期至反右）所写的昌黎县的高中生龙万顺回村当农民的事迹，很快受到人们的赞誉，政府的重视，使得龙万顺被选为当时最年轻的省政协委员。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河北省人民为抗美援朝集资捐献了一架飞机，并要在省会上空进行飞行表演，要选一名比较年轻的知名人士登机随同表演，当时就选中了龙万顺。能坐上军用飞机上天，那时是很大荣耀，而龙万顺也从此当了30多年的省政协委员。他写的大名县的晋学贤，也很快成为名人，当上了省劳模和省妇联的委员。他所写入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或受到重用，可见其所写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白石再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的美好，抨击社会的腐败。我们知道，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出的报告，就在于它能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触动社会神经和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白石选择了报告文学,也就选择了一种写作立场和态度,即关注现实、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基于事实作出如实的报道，并进行道德的判断和理性的言说。白石具备了一个优秀报告文学家的素质和品格，这是因为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炼和善思多想的习惯形成了他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力和见解的独到性，养成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敢于言说的刚正不阿的秉性，这样就使他能够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场域对所写题材和人物进行深刻观照和深入剖解，写出具有广泛社会性、深刻思想性和高度审美性的作品。
　　白石的报告文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歌颂型的，一种是批判型的，因而他也就充当了时代的歌者和社会黑暗面的批判者两种角色。因此在他的笔下没有中庸和调和，有的是弘扬正义和正能量的道德立场，有的是揭露腐败和邪恶的批判精神。
　　在歌颂型的报告文学中当属发表在《长城》1990年第4期的《红叶双栖》。这也是他与夫人冯以平合写用石平的化名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那时冯以平是《女子世界》的总编辑，她首先采访的是邵文，写了邵文之后，又采访了她的丈夫齐续春。经他们研究后写了《红叶双栖》。发表后，他向河北省委统战部领导推荐了此文。统战部领导看了文章后很感兴趣，深感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应该重用，不久齐续春便成了承德市副市长，省政协副主席。以后又成为一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最近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篇报告文学用生动的笔触详实地描述了原承德县副县长齐续春和妻子邵文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所做出的突出事迹。他们两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在文革中从繁华的大城市被分配到偏僻落后的承德山区。在困难的生活境遇中，他们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以进取的精神努力工作，有着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去奋斗。齐续春先是在县广播站修机器，后因有海外关系和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上了公安局的“红卡”，“被撵出了广播站，到下板城中学教书”。在贫困山区“十几年的艰辛岁月里”，他矢志不移、勤奋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所“教出的班在地区名列前茅”，“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大约有一千多名考上了大专学校”。因为他业绩的突出而被提拔为承德县副县长。邵文也做出了显著成绩，她“发现了冰洲石，建立了晶体所”，“为了唤醒沉睡中的‘宝石’”，为国家换取外汇而不懈地工作。而此时承德掀起了“走”的风潮。“60年代和齐续春同时分配到这个县城的或插队来的200多名学生几乎全走光了”，而此时他父亲所在单位来了商调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科学家，无依无靠地生活在兰州，年事高迈，身边无人，需要他们去照顾，在那里也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工作待遇。在海外和生活在大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在关心着他们的去留。但他们还是为了改变这个贫困县的落后面貌而坚定地留在了这里。因为这里需要文化，需要人才。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走’似乎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分配到这里的大学生走了，而从这里考上大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自愿回到承德山里来”。对人才的流失“他感到痛心”，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金、银、铅等矿藏需要开采，有多种的果品需要加工，有许多科研项目等待上马”。因此他们不愿走，他们也不能走。因为他们的事业在这里，他们的生命之根扎在这里，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承德的山山水水”。这种献身精神正是我们的时代精神，而主人公也正是我们时代的楷模！所以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发表便感动了很多人，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篇报告文学不仅事迹感人，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很强的文学性。文章起始，作者就颇具匠心，以如电影蒙太奇式的画面表现已是承德县副县长齐续春与承德医学院几十名大学生的现场对话。场面的气氛起始剑拔弩张，大学生们起初对社会的腐败充满义愤，并质询他：“我们的人生价值能够在这穷山僻壤中体现吗？”齐续春面对学生们尖锐甚至讥讽的言辞，不气不火，耐心解答，用自己扎根穷乡僻壤、改变山乡落后面貌的亲身经历来劝慰学生，鼓励他们在“这里干三年、五年”，然后负责把他们送走。学生们收敛了锋芒，消退了火气，止住了嬉笑，而深深地被他们夫妻俩的精神所感动，使得会议室充满欢声笑语。这样作品起始就高潮迭起，给人以情感的冲击和审美的愉悦。接着作品用形象的话语、鲜活的场景，叙述了夫妻二人大学毕业分配到穷困山区的艰难生活的过程和为事业为人民而积极进取、不舍追求的心路历程。作品中不仅通过感人的事件和细节表现了主人公的外在行为和内心世界，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还突出地表现了齐父的高风亮节，显现了一个老科学家为国家舍小家，为人民的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的博大襟怀。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矢志献身国家事业，不顾自己生活不便，坚决支持儿子留在贫困地区。当年他曾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最贫瘠的大西北，如今又支持儿子把全部身心投放在承德这个贫困山区。看罢，令人激动涕零，感慨不已，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鲜明写照啊！
　　在表现方法上，作品不仅用了倒叙的方式，还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转换。作品起始，用的是第三人称，而后来作者对主人公采访用的是第一人称。在情节的表现上，多次运用补叙和插叙的方法，但转换自然，衔接巧妙，没有丝毫的生硬牵强之感。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在标题《红叶双栖》的拟定上也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用“红叶”比喻齐续春夫妇，红心似火，生命似火，有着红叶般的瑰丽和热烈，用“双栖”寓意夫妻二人双双栖居山乡，坚定不移。
　　这篇报告文学不仅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也有理性力量。在叙述主人公的生命沉浮过程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精彩独到的议论，成为了作品的点睛之笔，因此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作品的深刻内涵。如在《破碎了的科学梦》这一节的起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发人深省：
　　梦，每个年轻人都有过自己的梦，温馨甜美的梦，五彩缤纷的梦，然而这美妙的梦又有多少人能如愿以偿？！
　　人生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当你历经艰辛踏出了一条结实的路；当你用欢乐、痛苦、希望、失望、幸福、不幸编织成生活的五色彩带；当你已经成熟，再蓦然回首，才知道年轻时的梦是多么的虚幻，生活永远不会一帆风顺，有欢乐，也会有痛苦。幸福又会常常伴随着不幸。但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人们，就会战胜痛苦。有执着的追求，才会有不断涌现的幸福，或许就在追求的过程之中……
　　这既是对主人公人生历程的归结，也是对作品主旨的表达。意蕴深厚，令人深思，充满了人生和哲学的意味。
　　在批判型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有他和妻子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金钱与诱惑》，作品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一桩曾经震惊中国的特大诈骗案，被誉为是一部新时期的“警世通言”。作品不仅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这桩大案原委过程，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此案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对当时的体制出现的漏洞、缺陷进行了深究，并对如何遏制当时出现的不正之风以及官场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提供了参考意见。此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达到1.1万册。后又与人合作改编为电视剧《恶梦醒来迟》。因为当时现实题材的反腐电视剧还很少，因此受到了最高检察院刘复之总检察长的重视，为电视剧题写了片名，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出，几十家省市电视台播出。
　　除了一些文学作品之外，他还写过一些小说的评论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散见一些报刊上。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曾对当时大学教材中的《短篇小说》理论教材在《文艺报》上发表过批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评论。1981年曾在《文艺报》发表了《谈〈短篇小说〉一书》。这是全国27所高等院校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编写的一套大学教材中的第一册。虽是由河北师大、河北师院编写，但编写过程中曾几次举行书稿讨论会，广泛征求了大专院校中文系教师的意见。这本书的好坏直接关系大学文学教育的前途，所以值得关注。他对该书中的所强调小说“从属于一定政治路线”，“要求小说为每一次当前的政治路线、群众运动服务”的说法进行了批评。
　　白石虽已年高，但创作的激情更烈，现在正赶写长篇自传，并坚持经常写杂感、随笔，目前积累已超过百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不断地鞭策自己思考，继续以文学表现人生、反映历史，以不愧人生，不负人民！
　　
　　注释：
　　[1][2][5]高立增：《一生苦难与苦斗的结晶力作——与〈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作者白石对话》，河北工人日报2008年3月13日。   
　　[3]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46页。
　　[4]见《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张家口日报》2005年6月13日。
　　[6][7]祁胜勇：《白石：我的经历，我的责任》，《燕赵都市报》2007年12月9日。
　　[8]贺绍俊：《小说叙述中的中国式革命表达——读白石、冯以平的〈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56-57页。
　　[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
　　[10][13]雷达：《不认罪者的命运史——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112-113页。
　　[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12]《郑熙亭同志的发言》，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35页。
　　[14]《吴秉杰同志的发言》，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54-55页。
　　[15]吴秉杰：《独特的贡献》，《文艺报》2008年4月15日。
　　[16]雷达：《不认罪者的命运史——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113页。
　　[17]《王维国同志的评论文章》，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41页。
　　[18]《铁凝同志的发言》，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34页。
　　[19]崔道怡：《严酷事实的刚强支柱》，《文艺报》2008年4月15日。
　　[20]封秋昌：《身居高位 情系平民》，《文艺报》2008年4月15日。
　　[21]范咏戈：《一部为历史作证的真书》，《文艺报》2008年4月15日。
　　[22]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罗艺军：《一个隐秘王国的发现》，见白石、冯以平：《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研讨会发言、评论文章、媒体报道汇编》，第119页。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写作协会副会长，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