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旷世才女”。她以冷漠世故而又悲悯慧黠的笔触见证了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残酷悲壮的香港战争以及封建遗老遗少的没落历史。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到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和她年龄、身份并不符合的清醒与世故把人们带到残酷无奈的现实世界中。“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的对人性的深深地理解与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亡，是战争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1]
　　张爱玲的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评论等。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后而一鸣惊人，一发而不可收。如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连环套》《张看》《年青的时候》《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创世纪》《鸿鸾禧》《多少恨》《色·戒》《小团圆》等，散文《天才梦》《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天地》《烬余录》《谈女人》《谈跳舞》《谈音乐》等，电影剧本《未了情》《太太万岁》《情场如戏场》《一曲难忘》《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等。但不管什么样式的作品，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充满了苍凉感：苍凉华丽的末世氛围，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凉哀绝的悲剧色彩、奇诡的意象，让人宛如走进一座座苍凉、独异而富有个性，散发着迷人艺术魅力的文学迷宫，生发出一种伤感和悲哀，惆怅和怨恨，酸涩和沉重。如同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所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2]为什么在张爱玲的笔下充满了苍凉感？这是因为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反映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就处处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人性的自私、卑琐、虚伪、冷漠、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文明、人性、社会、世界……在张爱玲那里只化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张爱玲像一颗奇珍异果，这颗果子入口是一股淡淡的苦涩，当它沿着食道向下滑动的时候，那股苦涩愈见厚重，而这颗果子最终到达了胃，苦涩便在全身蔓延开来，化成了让人战栗的苍凉。
　　对于张爱玲的一生，命运是残酷的，欢乐是虚无的，个体是脆弱的。她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充满了彻骨的悲观。无可否认，张爱玲是敏感、失落的，从而一直引发了她创作意识的悲观倾向，这也许就是她的创作具有苍凉意识的原因。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她对现实世界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3]。张爱玲那一双眼睛看透了一切浮华和繁荣背后的沉落，所以其风格才那般的苍凉。她的作品里——乱世的凌光、繁华的虚空、时代的悲迷——苍凉的韵味、虚空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悲观和绝望。深读张爱玲的作品能够使人顿悟，生命为什么总也找不到出口，人类为什么只能在永恒的困境中挣扎着生存？最后，这一切沉落到历史的深处，成就了那份历史永恒的苍凉。
　　张爱玲的现实世界是残酷悲凉的，艺术世界也是苍凉悲伤的，她将二者相通起来，构成了她独特的悲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4]。这种苍凉的词句也只能出自张爱玲独特的感悟。
二
　　张爱玲属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她是在那个充满战乱、血腥、腐朽的时代度过了孤寂苍凉的一生。众所周知，张爱玲家世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勇敢地冲出家庭的牢笼出洋留学，后父母协议离婚。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父亲歇斯底里地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多日无人照应，几乎丧命。正是这样冷漠的家庭、缺失的父母之爱、离乱的世界给她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后来不幸的婚姻、寂寞的生存，孤独地出走……她的传奇身世也只能是给她的人生徒增一份苍凉和无奈，涂抹一层悲剧色彩。1995年9月8日，她在美国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寂寞地死去，骨灰被抛洒太平洋，给人们留下的依旧是百转千回的苍凉。
（一）           　　苍凉的时代
　　张爱玲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出生于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乱世，家道也已经衰落，所以在张爱玲的幼年记忆中，就烙下了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没落和繁华不再的景象。她六岁入私塾，九岁上小学，十一岁到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她原名叫张英，上小学报名时母亲给她取名“张爱玲”。家庭的不幸使得有家不能归的张爱玲把几乎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她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2年她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刊载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933年在《凤藻》刊载第一篇散文《迟暮》。中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满天的飞机让张爱玲过早地体会了“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5]的悲凉。1938年，张爱玲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战事频仍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有了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然而，张爱玲仍然未能摆脱多舛的命运。在香港读书期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每天头上都有飞机轰炸。见闻了城池覆灭、万户离散、炮火连天、烽烟漫涌，张爱玲在港战中发现了原始的荒凉。生命在巨大的变革中，在战争的威胁中显得过于渺小与脆弱。“炸弹随时都可以落到自己头上来，时局随时可以起变化，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什么人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呢？”[6]张爱玲对不幸生于乱世的自己充满了悲悯。后来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就与她的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为了生活，她只得为《泰晤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此时她也许无意为文，而恰恰是这乱世的强大浮力，把她推出水面；她也许无意于政治，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坛带给人民的痛苦；她也许无意于革命，却直逼遗老遗少之风所造成的荒淫；她也许无意于金钱，却直诉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及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浮世的悲欢……时代的纷乱、苍凉造就了张爱玲思想背景里独特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以机敏的头脑，尖锐机智的目光，超凡脱俗的感受力描述了大都会的洋场生活。而洋场社会造就了张爱玲的深层性格。她自以为已经饱经沧桑世变文明隳坏，但时代很快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幼稚和匆促。新社会气象万千但却不是她的，新社会对她表示了礼貌却不可避免地抽掉了她的安稳之境的现实根基——洋场社会。“洋场社会”于张爱玲而言，是她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得以维系的文化根基。她对洋场社会有着深刻的依赖关系。当她意识到新社会实质是一种摧毁洋场社会及其人生意识的巨大异己力量，她感到绝望、痛苦、悲凉乃至愤恨，于是她远迹海外，在一个难以为人理解的世界里了其余生。
　　社会这个大课堂给了张爱玲的教育是深刻而具体的，从她出生到她成名的22年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乱世中的张爱玲对社会、人生、历史、现实，有着独特的认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7]
　　正是这种惘惘的威胁使张爱玲在乱世中产生了浓重的悲剧意识，进而渗透在了她的小说中。
　　（二）苍凉的身世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张爱玲有着深入骨髓的苍凉和凄冷。而特殊的家庭背景更使她的一生始终笼罩着冷漠、悲观和苍凉。
　　张爱玲在《流言·天才梦》中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8]也许张爱玲也能意识到自身冷漠孤傲、自私乖戾的性格。其实总有那么一种人，自我保护的武器就是冷漠的面具。张爱玲这种性格的形成其中一方面与她冷漠的家庭和缺失的父母之爱不无关系。
　　张爱玲虽出身于官僚家庭，而家族衰败，父母又早早离异，幼年的张爱玲是在仆佣中传来传去长大的，并且受到性别歧视（这也是她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识的来源）。这使她从小就缺少母爱。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夫妻两人感情不和，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一个人漂洋过海，到欧洲留学。父亲是一个终日沉溺于鸦片、姨太太，只知道坐在藤椅上读小报、吟诵“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典型的封建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没有体味过父爱的滋味，父亲留给她的仅是颓废的家长专断和粗暴，尤其是再婚后对她更是冷酷无情，在继母唆使下对她是变本加厉，甚至把她关在黑屋子里，她有了病也不给请医生看，并曾扬言要用手枪来打死她，这使她对家彻底失望，深深地感到了来自亲人的伤害的痛。
　　她望着窗外“蓝色的月光”，体味着那“静静的杀机”。她曾经这样描述她的心情：
　　我也知道我父亲绝不可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私语》
　　这种从小淤积在心灵中的创伤影响了她人格心理的正常发展，使她阴郁、自卑、多疑，被囚禁的岁月更成为她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梦魇。不过，天性聪慧善感的她却在文学创作的世界中找到了情绪宣泄的缺口和升华的中介。在她对人生的认真抒写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独特的视角，即固执地驱逐爱与美的存在，大写无爱的人间、丑恶的世态和病态的人性，生存的寂寞和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地笼罩着压抑着张爱玲，敏感而脆弱的灵魂也始终无所寄托，这种生态和心态在小说《十八春》中，这一段被囚经历也借助主角曼桢的视角，如实地再现了出来。“家”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有着“古墓的清凉”、阴冷、黑暗，使她从小感受的是人性的卑劣虚伪和人间的冷漠无情，更清醒地认识到了世态的炎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
　　后来，张爱玲逃出了那座“有阳光的地方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9]的深宅大院，逃到了母亲家，母亲给了她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走的姿势，说话时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一切，张爱玲都努力地学，但她并没有变成一个“淑女”，母亲的两年计划失败了。张爱玲与母亲间的生疏与隔阂，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摧毁了张爱玲的爱。苍凉的身世带给她的是宿命的悲哀，使她的内心总笼罩着一种虚无和苍凉。
　　（三）悲凉的爱情
　　张爱玲在一生中拥有过两个爱人，一个是汪伪汉奸胡兰成，另一个是美国剧作家甫德南·赖雅。世人更关注的是她与胡兰成的爱情纠葛。张爱玲与胡兰成婚恋的失败，使她切身体会到了人性的虚伪和冷漠。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生活，几乎是文学艺术的相互欣赏。胡兰成才情横溢，舞文弄墨，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他们因《封锁》而结缘。张爱玲在其中说：“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冥冥中，这句话竟成了他们两人爱情中的谶语，两年后年就应验了。她在和胡兰成经历了一场“欲死欲仙”的热恋之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婚书上写着：“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然而半年后，胡便移情别恋；当张爱玲屡屡发现确实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乱性男子后，当初婚笺上所写的“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美好愿望，完全化为乌有时，二人彻底分手。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了一封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本来父母的离异早已在张爱玲的心上投下一片阴影，她对婚姻一直抱有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以致她笔下的婚姻多是无爱的、晦涩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感情也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一生经历使她对情爱婚姻缺乏信心，她在中学时就说：“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一语成谶，她与胡兰成的婚姻成为了她生命中的最恨。
　　张爱玲的满腔爱恋终化浮尘飘散而去，在爱情上受到重创使张爱玲发现了自己性格中爱幻想、不成熟的一面。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一段感情对她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她般孤傲自尊的女子，即使伤痛再厉害也不会向世人展露伤口的。她看透了爱情，所以在她笔下，人物的爱情是没有青春、幻想、热情和希望的，有的只是虚妄和苍凉。
　　爱情的幻灭加重了张爱玲心底的悲凉，爱情的创伤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1945年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不但从数量上减于从前，在质量上也无法与《传奇》时期相提并论，她再也没能创作出类似《倾城之恋》《金锁记》的艺术杰作。
三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幅幅苍凉没落的风俗画，是一幅幅人欲横流的百丑图：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嘈杂的都市、封闭的公馆，畸形的性爱、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败的人生——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上海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这是一本中国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的生活大全，这是上海、香港洋场社会的形象记录。在这个世界里处处弥漫着透彻心扉的苍凉，无论是气氛还是意象，就连她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到最终留下的只是一片虚无和苍凉。张爱玲说：“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0]她的作品处处透露出敏感自省的现代人以苍凉为特征的悲剧美。她清醒透彻地剖析着人性，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她的艺术世界里，有无数种矛盾，现实与虚幻、希望与幻灭、疯狂与无力……而我们在其中所能感到的只是随处可得的苍凉。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她笔下的女性们所处的背景几乎是清一色的没落的旧家庭，如《玻璃瓦》中姚先生的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小艾》中五太太的住所，这些典型环境充满了死一般的沉寂，而这里的主人公也充满了人生的无尽的悲凉和痛苦。
（一）           　　苍凉的气氛
　　气氛是很容易让人沉浸的，张爱玲十分懂得这一点。苍凉感是其小说挥之不去的艺术氛围。例如《倾城之恋》一开始，作者就用咿咿哑哑的胡琴声把读者带到了黑沉沉的破阳台上，在虚无缥缈和恐惧战栗中倾听这倾城之恋，为整个故事营造了苍凉的氛围，奠定了苍凉的基调。
　　……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和无聊。
　　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尘灰吊。
　　流苏突然叫了一声，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
　　白流苏是一个离了婚，寄居在娘家的年轻女子，当她的钱被哥嫂花光以后，受尽了嫂子的奚落和嘲弄。流苏怀着满心的委屈想到亲生母亲那里寻找安慰却成了一种奢望，家已经不是她的依靠和避风的港湾。她忽的明白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小的可爱”的脸庞和一双娇滴滴的“清水眼”。当听到阳台上四爷拉出的胡琴抑扬顿挫的调子，她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那胡琴的调子在她听来也成了“笙箫琴瑟奏出的幽沉的庙堂舞曲”。而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明明是真切的胡琴声，在流苏听来却是“幽沉的”“失了传的”虚无缥缈的存在。对流苏、她此时苍凉的心境已在虚空中。无奈之下，流苏拿自己的美貌做了资本、拿前途当了赌注。当她与本是给妹妹介绍的男人范柳原跳完舞，被嫂子骂做“残花败柳”时，她却十分镇静，而其实她的内心有多少的无奈和苍凉！她与范柳原的婚姻结局则让她有了对那个家庭报复的喜悦和快感。
　　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十年八年。
　　“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尽管她虽然冲出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她仍然为男性世界所苦恼，在战争中过去不久的时代留给她的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尽管表面看起来，她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具有女性精神。其实她的意识仍然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流苏有了婚姻的保障，生存有了保障，但做了范太太后的流苏再也听不到范柳原原先说给她听的那些甜蜜的话语。他们却仍然能够在一起和谐地“过十年八年”[11]。然而，这一桩可靠的婚姻向她晓谕了更广大的人生不可靠，在这种不可靠面前，比在婚姻中更显得无能为力。《倾城之恋》因此成为一个苍凉的故事。而这种对人生不可靠的悲观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呢？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一个苍凉的故事在不尴不尬中结束。
　　（二）苍凉的意象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氛围，而她小说中的自然界意象——惨白的月亮、深浓的夜色、潮湿的田、枯叶、湿晕等等都弥漫着苍凉感，透视出高贵、恬静、感伤、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以及那永恒的沉思。张爱玲能够在意象的营造上别出心裁，以故为新，使大量散布于故事进程中的看似平常的意象变得不寻常，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和作者的情感委婉地逸出。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别的作家揭破美丽的虚假是为了直面惨淡的人生，张爱玲却在领悟苍凉之后仍抓住美丽。”[12]月亮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最值得咀嚼回味的意象，月亮是美丽的，但却是苍凉凄美的。
　　张爱玲的文字里月亮的意象俯拾皆是。例如：“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的、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范柳原打了一通缠绵肉麻的电话而不愿意娶流苏，让她觉得自己想得到的经济上的安全不再可靠了。她急于摆脱那个毫无温暖的家庭，想嫁一个能在经济上可以依靠的人，但这个人却不给她承诺。当范柳原再问她：“你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流苏眼里的月亮就像发了霉的青苔，泛着绿光，照着她眼中的凄楚。
　　《金锁记》一开头这样写道：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的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大、圆、白的月亮给人一种美丽而苍凉的想像空间，而这美丽的月色却笼罩在虚空之中，让人想起萧瑟的广寒宫，想起寂寞的嫦娥，想起孤苦的吴刚，进而想起三十年前的苍凉的故事。这样的开头先入为主地使读者携带了凄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潜伏在意识里，增强了作品的苍凉感。作品借写月亮的苍凉实际是在写苍凉的人生，其中写道：女儿长安在母亲曹七巧的威逼下被迫辍学时，她偷偷摸摸地吹起自己最喜欢的曲子“long long ago……”竭力地按捺着吹，她一时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月亮出来了：“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这残缺的月亮也是长安残缺人生的一种喻示。在这悲凉、幽冷的气氛中，她的学业，她的婚姻，她的命运，都沦为了一声幽长的哀叹，在哀叹中饱含了被迫接受一切命运安排的无奈和无助。与小说开头相照应，结尾写到：“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作者以苍凉的笔触、苍凉的心绪继续以无可奈何的哀叹人和月的故事，演绎着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月亮一般周而复始的一代又一代的辛苦历程的伤感与无奈。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时天色已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比喻绝妙生动，同样表现出一种苍凉的氛围。喻示了薇龙与乔琪的爱情既没有像玉色缎子般光滑美好，也没有像月亮那样澄澈清醇，而是爱情残破的，虽只烧糊了一小片，但对讲究完美的人来说，总是有缺憾的。
　　（三）苍凉的形象
　　张爱玲笔下苍凉的故事往往有着苍凉的结局。她的故事中的那些女性在统一的大时代背景下，重复而又独立地演绎着张爱玲为她们预设的悲剧。无论新派还是旧派，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正如《茉莉香片》中所写的冯碧落：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子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她的生命完全呈现出没有生机的绝望，在没有自由与生气的家庭生活中，她只有低头做女奴，任人宰割。
　　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被金钱扭曲了人性，对黄金的强烈嗜好和疯狂的占有欲使她很快泯灭了人性中的一些正常健康的情感因素而滑到了人性扭曲的最底层[12]。她一生带着黄金枷锁，为了金钱，她迫害别人，自己也受伤害。她逼死儿媳，亲手扼杀了女儿的幸福，她知道她的女儿、儿子恨她，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可是所有的恨中，有谁能了解她心中的无奈和无助。透过曹七巧人性恶的背后，作品中分明也写出了她对自己十八九岁做姑娘时的美好回忆，而她一旦进入男性社会之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苍凉可怖的人生图景。张爱玲掀开了曹七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描述了曹七巧苍凉的一生，冷静而深刻地展示她的人性泯灭的过程。尤其是当她发现她所爱的男人是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时，使她更紧地攫住了黄金，同时也永远地封闭了自己。但她终会衰老，终将死去，可那份盘旋心底的苍凉一如既往地漫洄。
　　新派女性坦然接受了现代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等社交活动，但仍然甘心做男性的奴隶。《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单纯、自信、有美好的生活的愿望。因为她一心想读书而不得不寄人篱下，去被迫给人做姨太太。她在风流成性的姑妈的勾引和情场浪子乔琪的圈套下，从先前所抱定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逐渐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顺从命运而靠出卖肉体过生活的交际花。她的堕落虽有外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来自她内心的对于诱惑的妥协，是这个内心的妥协使她一步步朝着自己当初死命抵抗的命运走去的。而葛薇龙这个孱弱的少女和她那颗单纯的心灵在强大的物质诱惑和奢侈生活方式的诱惑下，显得这样脆弱、不堪一击，她所有的生活信念，最后只剩下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一个新派女性，有着自己的追求。为了摆脱半死不活的婚姻，她也曾毅然决然地离了婚。然而等待她的仍是“找人”的工作，而不是“找事”做的生存方式。她与范柳原的结合，主要原因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她跟他的目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安全”。虽然在表面上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奴仆，但因在经济上难以独立，自然也就成为了男性的“玩偶”，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淹没个性追求，而成为男性的附庸。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灰色个体，缺乏女性之为‘人’的独立意识，她们既找不到逃避不幸的心灵的栖息地，又找不到可以依托的身体避难听，迫于世态炎凉、生计的无奈，为谋生而谋爱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辛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13]。“烦恼、挣扎、焦急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脱。……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14]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痼疾有着深刻的见解。她认为，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依赖男性，而且精神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正是这种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群体无意识的奴性，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15]因此，这注定了这些女性的凄凉结局。
四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卑微的人在拼命地求得卑微的生，而张爱玲所有的只能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16]。当细细咀嚼这八个字的时候，那股透彻心扉的苍凉又弥漫全身。
　　张爱玲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情感铸成厚重的苍凉，弥散在字里行间，使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充满苍凉的悲剧意识，但她对人生的观照也仅止于苍凉，她无力穿透其间。张爱玲认为：“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17]“乐不抵苦”意味着悲苦的本质是人生的主题，而这也是她“苍凉”的底蕴。在她的眼中，人们生活在无爱的精神荒原里，无论是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逃脱不了绝望与苍凉的结局。这是张爱玲对现代人生悲剧意识的探索，也包含作家对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反思。”
　　张爱玲是乱世里的人，她对世界与人生有着无法消解的虚无和绝望。当亲历了战争，眼见了“文明的毁灭”之后，张爱玲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恣着自己的生命，她只想抓住真实可靠的东西活下去。而“身世之感”就像“极热的烙铁”，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苍凉。这份苍凉充斥在她的作品中，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无计可消的虚无和苍凉。张爱玲将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相通起来，形成了她独特的悲剧世界，充斥其中的是无边的苍凉。正如张爱玲所说：“苍凉是一种启示。”[18]她的苍凉启示了人们：人生唯一的真实，生命，正在流失。[19]
　　张爱玲是一个奇女子，她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在分析张爱玲的作品时不能脱离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必须把作品放回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观照，在特殊的战乱的异族统治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张爱玲的文学主张和她对时代对人性的理解。张爱玲的小说渗透了浓重的悲凉意识、悲剧意识，这是她从那个纷乱的时代、社会背景中获得的，更是她生命里一个个清晰的悲剧符号的汇合。因为她自己本就是一个悲剧。正是张爱玲独特的悲剧意识造就了深刻凝重的苍凉，才成就了她作品永恒的美。而张爱玲笔下的苍凉感，绝不是个人的感怀的外溢，而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总体特征。
　　注释：
　　[1]亦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页。
　　[2]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李掖平：《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5]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6]刘晓虹：《非常时期的“平常”取向——张爱玲与苏青的生存观与文学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7]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8]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作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页。
　　[10][11]谢倩霓：《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３期。
　　[12]张颖：《苍凉的底色》，《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
　　[13]马临漪：《走进苍凉——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职大学报》2003年第1期。
　　[14]萧萍：《见止乎苍凉——论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5]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
　　[16]司美娟：《张爱玲传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17]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8]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9]张均：《张爱玲论》，《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