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创作、思想与主张方面有着不少独到的建树，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座右铭的李大钊，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寻求国家出路的具有划时代作用的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不仅为探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哲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和不少革命导师一样，即便有意也无暇去做一个在写作方面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可贵的是，他的文学修养比较深厚，接触文学创作较早，并对文学思想和理论研究比较重视，在孜孜求学和探索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曾经写出不少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等文学作品，撰写了许多富有文学色彩的文章，并写有专门阐述自己的文学见解的著述（其文学作品和论述大多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1981年再版的《李大钊诗文选集》）。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他的丰富的思想宝库中，不光能获得一大笔珍贵的革命遗产，还可获得一笔不容忽视的文学遗产。
一
　　李大钊悲壮、激昂的写作生涯，发端于旧体诗歌创作。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写于1908年秋冬季节的两首《登楼杂感》七言律诗。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李大钊写作时间最早的遗文。
　　李大钊在天津读书的后期，便以能诗善文而出名。这源于他在童蒙时代即开始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05年秋天，他再度参加童试，以“府试中”的成绩被永平府中学录取，成为新式学堂学员；两年后，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①,毅然由古城卢龙转赴通都大邑天津，考入刚刚建立不久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而踏上献身革命事业的人生征程。1913年春天，在即将结束津门六载的求学生活时，“朴素其貌，嶷嶷其德”，身上充满“侠义之气，卓拔之识”的李大钊，以“学之充，文之豪放”而“翩然起众人中”②。当时，用与他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言治》月刊主编的同学郁嶷在《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一文中的话说，“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他“则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其所作之文“感慨淋漓，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③。
　　《登楼杂感》由两首七言律诗组成，其一为：“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其二为：“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悉心品读这些悲中有壮的诗句，不难看出，时年19岁的李大钊，流露笔端的皆为对充满悲剧色彩的时局的哀叹，以及对自己年届韶华却不能为国赴难的忧伤。诗歌的整个情调是低沉的，而这正是他当时矛盾、痛苦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写《登楼杂感》时，李大钊刚刚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一载。到天津就读不久，李大钊发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非原来想象的“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理想去处，而是为北洋势力培养新式官吏的地方。这使他不能没有深深失落的感觉。而“国势”却没有多少好转的迹象，仍令人感到分外“危迫”。在这种情况下，他“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怎能不“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叹息“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呢！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因此而绝望，尽管“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时刻萦绕于心的依旧是“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作为一个生长在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的热血男儿，他不甘“久居燕市伤屠狗”，而在“数觅郑商学贩牛”，盼望有所作为的一天早日到来。诗题所云的“登楼”，并非指津门哪座名楼高阁，而是他所就寝和读书的校园那座西式二层小楼。大约就在吟出《登楼杂感》之际，他为自己的学斋起名“筑声剑影楼”。“筑声”，典出战国时燕国的义士高渐离，其曾用击筑发出的悲壮声乐，激励流落燕市的挚友荆轲不要忧伤，在荆轲告别易水去行刺秦王时为其壮行，最终自己也以筑击杀秦王献身；“剑影”，喻的显然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荆轲刺杀秦王的短匕刃光。从把斋名定为“筑声剑影楼”看，在吟出《登楼杂感》时，李大钊业已壮怀激烈，把韩愈赞叹的“感慨悲歌之士”荆轲和高渐离等人视为自己极想效仿的英雄豪杰了。
　　李大钊于1909年冬天写出两首律诗：“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几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从诗题拟为《岁晚寄友》看，这两首五律明显是专门寄给分别已有数载的蒋卫平的，字里行间饱含的是异常思念与惦记挚友之情。是时，蒋卫平正在长春和商震等人与被孙中山派到东北组织革命活动的同盟会骨干熊成基建立联系，积极做反清起义的准备工作，后又被沙俄警方将他无理扣押，并将他残酷地杀死在黑龙江边。蒋卫平血洒黑龙江的时间是1910年8月5日，但山河阻隔，音讯迟缓，待李大钊辗转获悉他牺牲的噩耗时，已是农历辛亥年的“岁晚”。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自己的家乡一带也爆发了震撼全国的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李大钊非常敬重的老师白雅雨在滦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时壮烈牺牲。在这样的时刻，李大钊得知久无音讯的蒋卫平早在上一年的一个夏日就惨死在沙俄侵略者的枪下，痛哭失声，悲伤欲绝，在“筑声剑影楼”一连写出两首《哭蒋卫平》：“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龙沙旧是伤心地，凭吊经秋抵劫灰。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玉门魂返关山黑，华表人归猿鹤哀。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继而，他望着蒋卫平的遗像，又情不自禁地咏出五律《题蒋卫平遗像》：“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1913年6月，李大钊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准备赴日本留学期间应友人之约到北京创办《法言报》，在京吟出七绝《咏玉泉》和《吊圆明园故址》（二首）。在此前后，他又相继写有七律《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五律《赠筱舫、寿山》、七绝《有感》等新作，并在是年9月到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秋游时咏有思念津门学友的长诗。这些诗作，与《登楼杂感》《岁晚寄友》《哭蒋卫平》《题蒋卫平遗像》等作品，都标以“筑声剑影楼诗”或“筑声剑影楼剩稿”，分别发表于1913年4月1日创刊的《言治》月刊第3、4、6期，故得以存留至今。
　　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写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主要是《登楼杂感》等诗歌，撰于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主要是发表于《言治》月刊创刊号和其他各期的《隐忧篇》《大哀篇》等议政论政、抨击时弊的文章。这也反映了他的写作基本是由吟诗抒情开始，循序渐进的。作为最初练笔而写的诗歌，他主要是为表达个人的感怀和心绪，留作自我欣赏或在学友间传阅；待功底深化、时机成熟后，再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谋篇成文，直抒胸臆，公诸于世，颇有无所顾忌、指点江山的雄风和气势。
　　李大钊再度诗兴大发，是在即将由日本归国之际。1913年冬天，李大钊赴日本留学，主要是为进一步拓展和加深自己的学识。然而，由于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事关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激烈斗争渐渐开展，这使得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了一年半书之后，就全力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洪流中去了。1916年1月末，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为强化留日学生组织与国内的联系，他曾由东京回国在上海逗留半个多月，在赴上海途中吟出题为“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的五言长诗。他“感慨悲歌”：“……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由上海回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之后，他搬到东京郊区神田村月印精舍专事主编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创办的《民彝》杂志工作。在那里，他写出了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成名之作《青春》。当时，不断有留日学友归国参加反袁斗争，李大钊几乎均以诗相送，相继吟出七绝《送幼蘅》、五律《送相无》等诗歌，其中《送幼蘅》写得异常豪迈：“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同年5月上旬，他也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在海轮月夜吟出七绝《寄霍侣白》：“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
　　李大钊为今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旧体诗是《复辟变后寄惺亚》，系1917年盛夏时节在上海所写。1916年夏天，袁世凯一命呜呼以后，李大钊由上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继而又参加《宪法公言》《言治》季刊和《甲寅》日刊等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开始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著称北京和全国文坛。1917年5月，他回乡探望生病的妻子，在家乡居住有一个半月。不料，在他6月下旬返回北京没有多久，北京就爆发了张勋复辟帝制事件。“复辟变后”，他不得不“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思想一度苦闷到了极点。后来，他与到达南昌出任江西督军李纯幕僚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窗好友白坚武（字惺亚）取得了联系，遂写出这首“寄怀”诗：“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从表面看，他的低落情绪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吟咏《登楼杂感》之时，然而此时他毕竟再也不是感觉“一事无成嗟半老”的青年学子了，他“穷愁”的不再是无力救国救民，而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究竟在何处。是年10月10日，在辛亥革命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他重新振作起来，在《此日》中提出：“……窃以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宜自今日起，至翌年此日，划为一期间，来年以下，亦复如是，而皆定其应做之事业，立其应达之目的。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④”一个月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之后，他由上海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最终，作为“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⑤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认识和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发轫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篇章。自此，《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所渗透的心绪永远成了历史。
　　1908年至1917年，李大钊基本是处于信奉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时期，也是他间或创作一些旧体诗歌的人生重要阶段。纵观李大钊在这一期间遗留的18首旧体诗作，不难看出，忧国忧民的“感慨悲歌”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和旋律，字字句句映衬的是一个赤心救国的热血男儿和上下求索的有志青年的痛苦心路。他的这些诗歌，是他青年时代为改造黑暗的社会现实，唤起民众变革社会的觉悟而艰苦奋斗、劳神焦思的能动反映，也是他在这一时期极富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思想、情感的艺术表现。他的诗充满愤怒的谴责、忧愁的泪水、深切的慨叹、奋飞的决心和友谊的策励，并含有些许快慰的情绪，表现的情感应当说是比较复杂的，但大体都是相当清晰、明快的。此外，从写《登楼杂感》起，李大钊在创作旧体诗时用典几乎是信手拈来，格律掌握得比较确当，遣词造句也相当讲究，但又往往不拘一格，体现的是比较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正因如此，他用深邃的意境、严谨的格律、精工的语言，形成了一种沉雄悲壮的诗风，令人读后感奋、叹服，刻骨铭心。
　　1918年夏天，李大钊借到其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避暑的机会，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重新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时，相继吟出《山中即景》（三首）、《悲犬》等诗歌。这时吟咏的诗歌，尽管其中一些诗句并未挣脱旧体诗的束缚，但已完全是白话诗创作的尝试了。“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山中即景》之一），这文、白相杂的诗句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像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无疑，这是他有了强烈而崭新的思想感受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很明显，与上一年夏天“栖迟沪渎”相比，他完全终结了“十年潦倒剩穷愁”的心境，全然已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了。从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说，李大钊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诗歌创作也是与时俱进的。后来，李大钊又写过一些白话诗，如1919年夏天在昌黎五峰山吟出的《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山景诗，还有1919年10月在北京吟出的政治抒情诗《欢迎独秀出狱》等，在白话诗创作方面又做出了新的尝试。李大钊在1918年以后，再也没有依据格律作过旧体诗，吟诗著文使用的完全是伴随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白话文。
二
　　李大钊的文学创作，使用体裁最多的除诗歌外，主要是散文。他的散文写作和当时的不少文人一样，是从写游记开始的。李大钊的第一篇真正有文学意义的散文，是写于1913年9月的游记《游碣石山杂记》。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对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尼斯志，相率竞至西五峰山韩文公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天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而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⑥。
　　李大钊开笔就道出了自己多年来对碣石山的由衷喜爱和从童年起就对碣石山非常神往的心情，以及第一次游览碣石山的神奇境遇。
　　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坐落在滦河入海口附近的渤海沿岸平原地区，那里基本无山可言，然而在大黑坨村北“八十里许”的邻县昌黎境内，却有着“高峰隐峙天际”的古今观海胜地碣石山，这使得他“对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从这篇游记中所记述的情景，不难看出，李大钊第一次游览碣石山的经过是动人心弦、引人入胜的。1907年夏天，他和两三个同学从天津考学归来，在碣石山下的昌黎车站下了火车之后，不顾天阴下雨，结伴扑向碣石山的怀抱。因山中云雾缭绕，难以登临碣石绝顶去领略曹操的《观沧海》诗境，当地人便引导他们去游览古老而神奇的碣石山的又一名胜“西嶂排青”——碣石山主峰仙台顶迤东的西五峰山。西五峰山半山腰平台上筑有为祭祀北宋时被追封为“昌黎伯”的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所建的韩昌黎祠（又称韩文公祠），其地景色幽雅壮丽，奇峰屏列，祠宇不但清秀、雅致，并备有客厅，雇有守祠人，可令游人避雨歇息，饮茶就食。李大钊与他的同伴奔向西五峰山韩文公祠，山路两旁，景色异常秀美，似入世外桃源一般。阴雨连绵，山中处处云遮雾罩，一行人穿过五峰山前浓荫遮盖的小山村——马家山之后，登上一道坡岭，迷失了路径，而他们无意中的呼喊却引来了守祠人的回音。惊喜之余，他们一下找到通向五峰之路。当他们跨过一道山涧，沿阶阶石级，攀援而上，峰回路转，到达韩文公祠时，守祠人正迎于山门之外；旋即，守祠人又为他们烧茶、做饭，而茶、饭又均似乎别有一番清香。一时，对碣石山朝思暮想的李大钊真有恍入仙境之慨。多年神往，一朝成行，竟然一下欣逢如此神美的意境，碣石山这深山古祠所显现的自然美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摄住了他的全部魂魄，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美好印象。从此，他这个“性乐山”的人与这一离家乡不算很远的“人间奇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大钊之所以能在结束天津的求学生活之后写出《游碣石山杂记》，是因这一年秋天，他在到日本留学之前，曾经特地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借以与祖国山河作别。在这次游览期间，他与结伴而行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郭须静（字子默）在碣石山中尽情觅幽览胜，陶冶情操，并在昌黎县城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成美学馆的副校长杜瀛州家住得两夜。期间，赶上日本守备队在昌黎火车站枪杀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发生。李大钊到昌黎城北地藏寺凭吊了死难者，并盟誓碣石，发誓与侵略者不共戴天，就此离开新的“国仇纪念地”昌黎。在离开昌黎之际或是之后，他写下这篇《游碣石山杂记》，追忆和记述了他首游和再游碣石山的情景与经过，文章写得自然、贴切，颇有情趣。与《游碣石山杂记》珠联璧合、相映成趣的是他这次在五峰山韩文公祠客居期间给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共同创办《言治》月刊的同窗好友郁嶷写的一封信：“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园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函中，余不白。此致宪章兄。⑦”此信写得妙语连珠，出神入化，把他陶醉在昌黎山水中的痴迷心境披露无遗。这封信写于《游碣石山杂记》之前，当为李大钊写的第一则游览碣石山札记。
　　李大钊再一次写作游记，是在1917年5月。这一年5月6日，他由北京乘坐京奉铁路夜车返回家乡探望生病的妻子，路经昌黎进山春游碣石，傍晚在昌黎车站附近的大德增客栈写出一篇《旅行日记》。在《旅行日记》中，他除记述了乘坐火车离京的经过，以及在火车上的所思所想之外，主要记述了自己到达昌黎县城后春游碣石山的整个经过。在此之前，他于1917年清明节到来之间写出了表达自己思念昌黎山光水色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并在介绍“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时，特意指出：“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久溷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幽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会者所能梦见者矣⑧!”
　　李大钊于1917年11月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将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定为自己的避暑之地。在这里，他相继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紧张的写作之余，他依然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冶自己的性情。在一场暴雨降落山中之后，他禁不住文思涌动，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专门为在五峰山的避居生活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在这篇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中，他主要回顾了那一年7月下旬带家人由北京返回家乡的经过，详细地介绍了在昌黎山中的避居生活和昌黎五峰山的独特风光。在《新生活》杂志发表这篇游记时，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喜欢使用的笔名“孤松”。“孤松”一名，取意于五峰山的平斗峰顶在山石缝中长出的一棵傲霜斗雪、独立不群的劲松。五四时期流传的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即以“孤松”指李大钊。
　　多年间，除写游记类散文外，李大钊还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自然与人生》的纯记事性散文。他的这篇散文笔调流畅，语言清新，情感质朴，主要记述的是他在1920年春天回乡时在家乡乐亭和昌黎见到的一些情景。这篇散文分为四节，前三节记述的均是李大钊在大黑坨村家中小住时见到的生活小景，后一节追述的是1919年夏末由五峰下山见到的瘟疫流行场景及所思所想，还有这次回乡路经昌黎所见到的人们吊唁被瘟疫夺去生命的死者的场景。通篇文章从几个生活侧面咏叹了“自然与人生”这一主题。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李大钊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随感录，尽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及对时局和社会生活的感触，其中不少随感录的文学色彩很浓，艺术感染力很强。如他在1919年双十节到来之际，为《新生活》杂志写《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有一种美景物、美境域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可把他拿来作我们的牺牲。因为牺牲了他，绝不是爱了他。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真能为我们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再如他在1919年11月9日出版的第12期《新生活》发表的随感录《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⑨。”值得指出的是，《牺牲》中所说“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饱含的是他在这一年夏天到昌黎五峰山避暑时对碣石山中“奇险的山川”展示的“绝美的风景”深深的感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主要领导者，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推动者，几乎长年累月为开展革命斗争忘我工作，经常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再也无暇以吟诗作文来抒发个人的情感，但是，他在紧张的旅途中依然忙中抽暇，在上海写出了发表于1923年12月20日出版的《新民国》第1卷第2号的短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全文不足五百字，但文笔极美，颇似一则韵味浓郁的散文诗。“历史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⑩。”他起笔就切题，表现了自己一向倡导的简洁、明快的文风。“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期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发展，其经历亦复如是11。”用江河时宽时窄、时缓时急、时坦时险的行程，比喻民族的经历，既形象逼真，又真切自然。接着，他笔锋一转：“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地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12。”显然，这是在抒发一个“老于旅途的人”的宽荡感怀，字里行间饱含的是一种深厚的审美感受。当然，他不是在单纯地抒发情怀，而是在运用生活中的这种审美情趣讲述如何走过险象环生的革命征程：“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13。”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又信笔写道：“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14”《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言简意赅、浅显明晰，既是一篇诗意奔放的散文，又是一篇高昂扬激的短论。这篇文章抒发的是革命者的情操与胸襟，表达的是富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审美观和斗争哲学。从这一点上说，《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是李大钊奉献给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独特礼物——雄壮优美的壮行曲。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在其一生中除写有不少诗歌和散文、随笔外，还曾经涉猎小说创作，写出了《别泪》和《冰天雪地两少年》这两篇文言短篇小说。《别泪》发表于1916年9月4日《晨钟报》，文章不长，不到九百字，讲述的是少女桐子与丙支少年迪穆分别的情景，表述的是李大钊当时不得不离开刚刚创办有半个多月的《晨钟报》时复杂的心绪，曲折表明的是他决计继续前行的志向。《冰天雪地两少年》发表于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同《别泪》一样，《冰天雪地两少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描写的是一位荷枪裹粮、冒险远行的北方少年，步行至“黄沙迷日、白草萦足、雪地冰天”的阿尔泰时，夜遇黑熊，勇而击毙，待出关归宿之际，遥见群狼围困一少年而狂嗥猛扑，乃猛击群狼，使少年得救，并与其在冰雪天幕中畅叙冒险远行的经历的故事。小说最终落笔于两位少年谈论社会的理想和国家的模式，构想建立“西北新邦”，并以此紧贴“世界多故，欧洲全境罹于兵火”的时事。这两篇小说，均可称为叙事言志的政治寓言。
三
　　纵观李大钊的整个写作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时初试笔锋，虽然是以旧体诗歌创作发轫的，但切实使其以“学之充，文之豪放”而“翩翩起众人中”的，主要是显示其比较深刻的思想和一定的艺术造诣的政论文章。
　　李大钊之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能够写出一系列“感慨悲歌之篇”，并引起世人注目，自然与其早期革命思想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经过清末立宪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受到初步的民权思想的启蒙，还树立了坚定的民主共和思想，激发了十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富有现代色彩的政治意识，具有比较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正因如此，他以笔作武器，奋不顾身地冲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和勇气。除此之外，就是经过多年苦读，他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熏陶，也接触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逐渐产生了自己的艺术观。在这方面，集中表现他的见解的文章，是他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写出的论文《文豪》。
　　发表于1913年11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6期的《文豪》，是李大钊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之后写的众多“感慨悲歌之篇”之一，是一篇专论作家与社会关系的文章，集中体现的是他当时已经日趋成熟的艺术观，表现的是他对古今中外杰出的伟大的作家的仰慕，以及对其在改造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和见解。“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15。”李大钊在写《文豪》时开笔就以略加夸张的笔调，不同凡响地点出了卓绝而伟大的作家奇异的功能，凸显作家作用的重要性在于改造社会，真可谓言简意赅。紧接着，李大钊简单扼要地评介了文学作品所显现的特殊审美功能：“盖文之入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16。”由此，他认为“文豪”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有着不可想象的艺术魅力，往往能把人带入无比神美的艺术境界，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奇异悬殊的审美意识，从而能在艺术的欣赏中受到精神上的感染和思想上的教育，得获“感化之伟”。而这种“感化之伟”发展到极致，完全可以改变生活中“丑”的感受，化丑为美。既然文学可有如此非凡的审美功能，那么，李大钊顺理成章地认为：“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17。”显然，这是在说文学的创造者——杰出的作家对于人类极其重要，其能“造光明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说，“文豪”完全可以说是“人类之福星”。这当是他写这篇文章时的初衷，也是他当时的文学思想与主张的核心。
　　在写作《文豪》时，为了阐明自己的文学思想与主张，李大钊凭着对艺术美进行的初步探索与研究，对古今中外不少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大师的成就及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从不同侧面对艺术的本质和作用，艺术美的构成和表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与作家世界观的联系，特别是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与自身命运、文学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的职责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等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使得这篇文章显得不仅豪气十足，且博大精深，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浓厚的艺术底蕴。《文豪》的问世，是李大钊熟读中外文学史，并结合现实社会生活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对艺术进行比较深入探索的思想结晶，也是他对社会变革的审美意识的最初体现。很显然，“洒一滴墨”并不能“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李大钊关于“文豪”的这些论述，受时代的局限和旧的思想的约束，未必论述得都那么精当。但这并不能否认李大钊在结束津门的苦读生活时，结合现实社会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对艺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文学和美学的基本原理有了初步的掌握。他对“文豪”作用的认识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对作家能够集中反映人们的审美要求，所写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作家经受生活的磨难，对社会有了深切的感受和认识才能写出传世警世的作品的观点，作家的作用见重于社会在衰世而不在盛世，所写作品应当注意审美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见解，无疑都是站得住脚的。当然，对作家的作用，是不能夸大到一言兴邦、一言丧国的地步的，救人救世也不仅仅是“文豪”所能办到的事情。他的一些认识，是值得斟酌推敲的，但也可说是情有可原的。要知道，当时李大钊只是刚出专科学校校门的热血青年，在没有找到革命真理之前，他的满腔热望只能寄托于“三寸毛锥力”，期望通过发挥“文字感化之伟”，“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这表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也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最初的审美意识。这篇文章的问世，表明李大钊的艺术观开始产生与时代合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可以说，这正是李大钊的文学观念在初步形成之际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文豪》的写作中不难看出，待结束在津门的求学生涯时，李大钊已经对带着生机和活力潮水般涌入国门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致；只是，他志在“救人救世”，无意在艺术实践中寻求个人的乐趣，渴盼的是能够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文豪”问世，希求的是一种新的文学应运而生，成为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文豪》一文的写出，充分表现了他对文学启迪民智，唤起其自觉的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这不仅使他的文学改造世界的艺术观一经诞生，就显示了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同时也为他以后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靠拢、贴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酷爱文学艺术，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声”作用。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他努力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出自己的新的艺术见解，为引导中国的新文学走上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到日本留学以后，对整个世界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为物，感人至深”，“社会乐有文人，为其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18的认识。这使得他在归国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时，已不再简单地阐述“文豪”具有的“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伟力，而是明确地提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这一颇有震撼力的新的见解；同时，他还指出：“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9。”很显然，到这时他已经意识到“新文艺”在“新文明之诞生”的过程中，有着义不容辞的“先声”作用，并意识到“新文艺之勃兴”的必备条件，不仅仅在于涌现富有“救人救世”精神的“文豪”，也在于有“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的“一二哲人”起向导作用，而且后者的精神领袖、思想导师作用更不容忽视。他的这些新的见解，是颇有深意的，也是富有远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他在刻苦研究世界近代史和总结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此时尚未到来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朦胧预见与期待。
　　李大钊是一个找准方向就不惜全力为之奋争的人。在办《晨钟报》和《甲寅》日刊期间，他先后写出《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达科儿之“爱”观》《倍根之偶像说》《日本之托尔斯泰》《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诗人达阿儿之行踪》等文章，介绍了俄国的“近代之伟人”、“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20托尔斯泰，德国的“近代思想大家”21尼采（其文译为“尼杰”），法国的“老爱国艺术家”22罗丹等世界上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及他们的主要哲学思想、审美观念、艺术成就等。他在相继写出一些文学作品，对新文学创作进行尝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艺批评。1917年4月，他在为新剧《自由宝鉴》写评论时，倡导“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鼓动有识之士开展“有功社会”的文艺批评23。
四
　　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样，李大钊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也始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标志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开始形成的文章，是他在1918年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对俄国的革命文学与俄国革命的关系，李大钊一直比较注意。早在1913年写《文豪》时，他就表达了自己对俄国文学的密切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在发表于1917年3月19日至21日《甲寅》日刊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对俄国革命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索，认为俄国二月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革命文学之鼓吹”24。《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是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在新的形势面前对俄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重新审视的思想结晶。这篇文章，集中表现了他对革命文学崭新的认识，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已经初具雏形，并正在为中国的文学“开辟一条新径路”25。
　　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李大钊首先指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26。在追述俄国文学的历史之后，他又指出：“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27。”由此可知，李大钊经过研究，认识到俄罗斯文学是俄国专制政治下的特殊产物，它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和革命性，因此走出来的是一条为社会变革服务，为无产者、劳苦大众服务的现实主义大道。而他所希求的中国新文学，也正是这样体现革命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是俄国革命所需要的，也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他梦寐以求的走出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窠臼的新文学。
　　在写《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时，李大钊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不仅对俄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诗歌创作流派和著名诗人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并着重介绍了被视为“人生之导师”“预言家”“领袖”的革命诗人惨遭迫害的命运，指明他们是“为文学之改进而牺牲，为社会之运动而牺牲”的“为社会牺牲之诗人28”。由此，他得出结论：“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29。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是一篇没有写完，在当时也没有能够发表的文章（其稿为有关人员1965年清理档案资料时从胡适的藏书中所发现）。从目前发现的手稿看，李大钊仅写出评介俄罗斯的诗歌创作部分，主要评述的是“俄罗斯诗界”，但从中不难体味，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对整个俄罗斯文学的艺术风格和革命价值有了比较清醒和完整的认识。通过分析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最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在其有外在形式的美，而在其蕴含的美的内在力量；不在于作者情真意切的告白，而在于作品所能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他最赞赏的是“俄国诗人几常为社会的诗人”，能“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使“社会的政治的动机流行于俄国诗歌之中”30。他指出，文学作品所反映和体现的“社会的趣味”“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等要素，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者是否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主要在于有无这个“灵魂”，能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社会的音调”。这实际上是在倡导中国的新文学，也能像成为革命之反响的俄罗斯文学那样，纳入社会变革的轨道，具有浓厚的“社会的彩色”，“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使文学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之一，起到“革命之先声”的独特作用。这应当说是他的艺术观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也是他的革命的新艺术观趋于成熟的显现。
　　李大钊在俄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之后，能够较快地研究在这场大革命中文学的特殊作用，并从中领悟革命文学的实质及表现特征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进，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探讨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使文学真正从作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工具开始向反对黑暗统治、创造崭新世界的战斗武器转变，实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观念性跃进；其历史意义在于，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新的发端和永恒流淌的血脉。从这一点讲，李大钊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杰出导师。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正式发轫是在1917年初。当时，胡适、陈独秀等率先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呼唤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学诞生。文学革命的序幕拉开以后，顿成风起云涌之势，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扩大了文学领域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影响，使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大钊当时并未站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潮头，但他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一起推波助澜，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开展。特别是他在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为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把文学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阶段。
　　中国的文学革命进展较快，到五四运动爆发时，讲新文学，作新文学，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李大钊没有盲目乐观，而是敏锐地发现不少发誓献身新文学的人对新文学的观念并不清晰，如果不及时澄清、拨乱反正，新文学运动就有可能脱离革命的轨道，失去正确的走向。出于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他在1919年12月上旬写出《什么是新文学》，阐明了自己的新的文学主张和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艺术观。
　　在《什么是新文学》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一开篇就自自然然地提出了比较明快的见解：“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为此，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31。”他分析道：“现在的新文学作品中，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乾，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32”在文中，他还提出了新文学的“根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新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他的这些论述可谓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在人们热衷的新文学终于站住阵脚之际，他却别具慧眼，及时察觉到其中出现的不少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应速为一大反省”的“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很明显，他认为，衡量新文学的尺度，不应浮在表象，而应深入实质，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美的，时髦的东西也未必都是好的货色。这应当说是他对新文学深化认识和探索的思想结晶。他所欢迎的是“为社会写实”，“以博爱心为基础”，“为文学而创作”的新文学，排斥的是那种“为个人造名”，“以好名心为基础”，“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所谓“新文学”。显而易见，他是在批驳把文学革命视为文字工具改良的错误论调，反对把文学革命视为替个人争名夺利的机运的不良倾向。他一再强调的是，文学应该走向上的、进步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道路，要“为社会写实”，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要把同情心放在劳苦大众身上，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创作人类精美的精神食粮，而不应当背离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利益，借文学以营私，沽名钓誉，做亵渎这个圣洁目的的其他勾当。这实际是为真、假新文学划清了一个界限。他对新文学作品现状的分析，也是中肯的、切中时弊的。在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的确产生了一些名副其实的新文学作品，但为数不多，尚不能满足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与需要。当时，大多数作品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仅仅是略有新意，含有不少缺点和误区，这正如李大钊指出的那样，显得比较“浅薄”，特别是缺乏“真爱真美的质素”；而这样的作品大量存在，年深日久，就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用白话作的文章”，“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的文章，“不管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都算得上是“新文学”。可贵的是，李大钊在人们对新文学的欢呼声中，不仅注意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而且对把“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的文学现象产生了高度的警觉。他明确指出，这种文学现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极易引起思想混乱，毒害人们的灵魂，“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乾”，不仅使“种种运动，终于一空”，还有可能成为“挑起反动的引子”，也就是说使新文学运动出现倒退，甚至走向反面，滑入倒行逆施的泥坑。在新文学运动刚刚开始时，他热心扶植，并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当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他又冷眼相观，不失时机地发现和指明其中潜在的危机，这不能不说他在俯视新文学运动时，眼中闪烁的是既热烈真挚又冷静理智的熠熠目光。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大钊撰文大声疾呼新文学应有“真爱真美的质素”，应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表现的是他的胆魄，也是他的学识。他的关于新文学的主张，即便拿到今天来检验，也是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符合社会主义的文学精神，或曰有社会主义文学基因的。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李大钊为了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抓紧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境”作了全面揭示，亮起了社会主义大旗。在这一时期，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他特意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讲座，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详细讲述。他的这个讲演共分9个部分，在第4部分，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问题，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艺术的分析与见解。当时，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甚明了，对社会主义存在种种误解，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在全面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社会为整个的，不能分裂的，因以前道德、哲学、伦理等，与将来经济状况不合，所以再造出一种更好之道德等，绝不是将道德废去。社会主义亦有许多美术家、文学家赞成及研究，彼等眼光由社会主义涵养而出，故彼等希望艺术有真正的发展33。”他根据当时搜集、掌握的资料，引述欧洲一些赞成及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艺术家的见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建设之社会”，是不阻碍艺术的发展的。他用引述的观点表明：“资本主义使人生活上，渐趋于干燥无味之境，学艺亦日见退化，于是发生反抗，得到美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从根本上着想，人的本来之观念或性质而趋于此种社会主义者34。”他指出：“固然资本主义在社会中有许多文化，如用机器生产，制造战品，似乎是社会进步。然人类进步决不在此，宜在美的感受能力之增加，发见古物，不过古人创作沧海之一粟，足使后人创造许多美术品，此可证明也。伟大艺术品，在过度劳动之下，断无创生之机会。此一般人之主张资本主义，不但在人类生活经济上受其苦窘，即学艺上亦大受其压迫矣。35”很明显，李大钊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观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从而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为了彻底解除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的误解，李大钊在自己的讲演中又引述一些学者、艺术家的见解，从艺术创造的美学原理出发，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合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艺术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的主要工作开始转移到党的建设和领导方面，对于文学艺术无暇过多顾及，但他仍是一有机会，就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艺术观，鼓励艺术家投身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1922年1月，他在讨论“是不是今人真不如古人”时，注意到“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东西，“如艺术” 36。为此，他在对怀古思想展开批评时，反复强调“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真理，指出：“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他认为，“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37显然，他认为，艺术的“黄金时代”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我们的责任”在于创造艺术的新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的新艺术。后来，他又在《社会主义释疑》这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6周年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艺术观。他明确解释了一些对社会主义艺术怀疑的不必要性，指出：“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发表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38显然，这是在号召艺术家为了“发表纯正的美”“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也去参加“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在当时来说，应当说是非同凡响的。这也表明，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制度能使文学艺术事业兴旺发达是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的。
　　毋庸讳言，1927年4月28日壮烈牺牲于北京的李大钊，生前尚未完整阐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和社会主义的艺术学说，但异常可贵的是，他抓住自己的生命绝响和光华，在开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时，对中国的现代文艺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及时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怀念。
　　
　　注释：
　　①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13页（以下出自该全集的引文中的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省略）
　　②③《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51、52页
　　④《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732页
　　⑤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见晋荣东：《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⑥《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653页
　　⑦《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627页
　　⑧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646页，第365页
　　⑩11121314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5页。
　　151617《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638页。
　　18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21页。
　　19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67页。
　　20李大钊：《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73页。
　　21李大钊：《介绍哲人尼杰》，《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75页。
　　22李大钊：《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83页。
　　23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670页。
　　24《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540页。
　　25李大钊：《新的！旧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9页。
　　2627282930《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18、119、126、125、120页。
　　3132《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45、446页。
　　333435《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509、510、511页。
　　36《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5页。
　　37《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8页。
　　38《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