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天，在那场“反右”斗争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
　　此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发配”到荒蛮之地劳动改造。当时，建场不久的河北国营柏各庄农场，曾是中直系统 二百多名落魄书生的炼狱。那时，我家住三分场，曾有幸耳闻这些文化精英的轶事。
　　被分配到三分场改造的右派共有28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央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苏友协、人民日报社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杂志的编辑部。
　　有人说，丁玲曾来柏各庄农场改造。其实，这是一种讹传。当时，这位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去了北大荒。到柏各庄改造的，是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副帅陈企霞。
　　右派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则聚在土屋里交代罪行。根据认罪表现，监管人员把他们分为三类：口服心服的，口服心不服的，口不服心也不服的。陈企霞先生，属于第三类顽固分子。他拒不接受“丁陈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对粗暴的批判一顶到底。有一次，他对揭批他“罪行”的积极分子嘲笑道：“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一次，陈先生接到儿子来信，读罢便当众把信撕个粉碎，并怒气冲冲地说：“儿子也来教训老子！”那封信的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但陈先生在政治高压下的愤懑发泄，却让在场的人印象深刻。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落难之前是《文艺报》副主编。他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被钦定为右派分子。他是延安鲁艺的高材生，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农场场部墙壁上的大字标语，都出自钟老夫子之手。他写标语十分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不料，却招来积极分子们的责难，说他故意磨洋工，逃避劳动改造。呜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农场每月放一场露天电影。倘是外国片，他便同难友们一同去观看。要是国产片，他则猫在屋里看书。因为批评国产片充满说教，他的那篇《电影的锣鼓》被批成大毒草。“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大概是钟先生当时的心境吧。一次，在机米厂劳动，钟惦棐扛麻袋时扭伤了腰，他的妻子曾带着儿子从北京来到农场看望夫君。后来，他的儿子成了作家，那便是曾写出《棋王》和《孩子王》等小说而蜚声文坛的阿城。
　　著名翻译家与作家萧乾，来到农场时已年近半百。这位习惯于在书房里驰骋文思的书生，一下农田便窘态百出。雨后他艰难地走在湿滑的田埂上，一会儿滑入毛渠中，一会儿跌倒在稻田里，弄得满身泥水狼狈不堪。一次，他滑倒在稻田中时，吓跑了一只青蛙。萧老夫子随口说道：“啊，青蛙多么自由！”秋后割稻子，他受不了弯腰屈背之苦，竟跪在地上艰难地挥镰。农工们看了，不由得可怜这位老书生。可是，管教干部却说他有意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唉，那年头上哪儿说理去啊！睡通铺时，萧乾尿频，夜间常起来小解。一次在黑暗中摸索时，不小心碰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头，惹来对方破口大骂。从此，他晚上很少喝水，以致日后得了肾病。萧乾带病下田，没有煎药的时间。他便独出心裁，出工前把草药装进暖水瓶中，注满开水后塞紧瓶塞。收工后，他再滤去药渣，把那苦口的汤药服下。他曾自嘲地说：“瞧，这是我的一大发明。”
　　文洁若女士，萧乾的妻子，十分牵挂远在荒滩上的丈夫。一次，她给萧乾写信，在信封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吃生果菜时用来消毒，以免生病。积极分子们发现了，立马报告了队部。于是，可怜的萧老夫子无端招来了一场批判。那罪名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老实厚道且软弱自卑的萧乾先生，面对上纲上线的批斗，简直无所适从。幸好来自人民日报社的季音先生为他说了些公道话，才给他解了围。
　　季音是人民日报社的资深记者。青年时代，他在新四军中从事新闻工作。皖南事变中他被敌人俘虏，后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日寇进攻江西，他在被押解转移途中逃出魔爪，几经辗转重回党的怀抱。这样一位在魔窟中坚贞不屈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季老已年过九旬，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2007年，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在柏各庄农场度过了两年时光，这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回顾当年‘左风’正盛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柏各庄农场的干部对我们这些老右还是很讲政策的。我们没有挨饿，也没有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又说：“1961年从农场回到北京，40多年过去了，真想再去柏各庄看看。只是年老体衰难以成行。”
　　蓝翎（杨建中），是28名右派中比较年轻的一个。1954年，他与在山东大学时的同窗李希凡合写了两篇批评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的信中，赞扬这两个共青团员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从此，蓝翎、李希凡成了文坛上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55年，蓝翎被邓拓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了文艺副刊编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红学家也遭厄运，被遣送到渤海荒滩上改造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蓝翎年纪轻，身体好，干农活并不发怵，插秧割稻种菜打鱼，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他虽然劳动积极，但却不肯追随所谓积极分子们对萧乾、陈企霞和钟惦棐等人落井下石，以致迟迟不能摘去右派帽子。他曾把一首小诗偷偷地给季音看，诗云：“抛却壮志，面对蒿莱。洗心革面，脱骨换胎。夹紧尾巴，头颅莫抬。忍辱负重，早求轮回。”
　　中直系统一大批文人的到来，给海滩上这片文化荒漠带来些许亮色。我记得，当年总场供销社西墙上曾绘有一幅壁画。画面上，一位身穿花袄头戴彩巾的村姑，正伸手去摘葡萄架上那晶莹剔透的果实。背景是一片稻海，远处蓝天白云下，有几只鸥鸟上下翻飞。画面下方题有四句诗：“百里海滩建农场，不毛之地换新装。风吹稻海千层浪，葡萄瓜果满园香”。这幅壁画出自美院某讲师之手，据说，他在这里改造期间，曾为农场文化馆培养了一批美术骨干。地震之前，我曾在三分场水利组见过一张农场平面图。师傅们告诉我，绘制这张图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钟惦棐。时过境迁，这些作品都化作了灰烟，不亦痛乎？
　　当时，上级给右派的定性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然而，这里的农工和多数干部心里却有另外一杆秤。他们以为，这些书生不像十恶不赦的坏人。不少农工、干部还暗地里同情这些落魄书生的遭遇，有些人还和右派交起了朋友。三分场二队的会计宫悦相，就与萧乾先生结成了挚友。小宫爱读书，萧乾便把自己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送给这位年轻人。小宫则多次请萧乾到自己家中作客。在那间狭小的土屋里，萧乾似又找回家的温馨。萧乾先生回北京之后，仍与小宫一家保持联系。1962年，小宫夫妇携爱子去北京看病时，便住在萧乾家里。萧老夫妇，热情款待了来自柏各庄的客人。他们陪客人去北海公园划船，还在九龙壁前合影留念，尽了一番地主之谊。人民日报社的著名摄影记者高梁，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家，曾为当地普通百姓一次次摁动快门。可惜的是，由于年代已久，又经历了文革和地震，这些珍贵的照片，如今已难以寻觅了。
　　1960年底到1961年春天，在经过了三年的改造之后，中直系统的右派们先后回了北京。渤海滩上的三载春风秋雨，当地百姓的朴实憨厚，让这批书生终身难忘。萧乾先生和季音先生曾多次撰文，回忆在柏各庄农场那段不平常的岁月。蓝翎在其回忆录《龙卷风》中，更用一万余字详尽地记述了在渤海滩上改造的苦难历程。1997年10月17日，蓝翎在给我们弟兄的信中写道：“生活中没有那些满肚子邪念的人，什么运动也煽动不起来。你我当时有何错？他们又有何功？全是人为地瞎胡闹，要不然怎么会穷了几十年。现在看《唐海》画册，再回想我们在五队时住的半草棚式的房子，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只可惜含冤早逝的不及见了。是非善恶，唯天可鉴。过去坦然，今后仍坦然。坦然面对历史，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此生足矣。”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那段荒唐的年代已成历史陈迹。当年偏僻荒凉的柏各庄农场，如今已旧貌换新颜。倘萧乾、陈企霞、蓝翎、钟惦棐诸公有在天之灵，想必也会为曹妃甸的经济腾飞和文化繁荣而倍感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