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域内有人类从这里走出的阳原泥河湾，有五千年文明看涿鹿的炎黄二帝及蚩尤三祖。而这里还出现过一个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团体——“金莲川幕府”以及“金莲川文人集团”，这是不能让今天的人们淡漠的。
　　那么，金莲川在哪儿？凭什么不能淡漠？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而中国北部民族即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几千年的冲突、交融在张家口的北部草原显现得非常激烈、非常集中、非常典型。这种民族交融，特别是文化的交融是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延续。
　　金莲川，原名叫“曷里浒东川”，特指滦河源头到多伦段的地域，因这个地域长满状似芙蓉但又略小的黄花，按《广芳谱》载：“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盛夏，金世宗到凉陉的“景明宫”避暑，看满滩遍野金莲花怒放，世宗曰：“莲者连也，取金枝玉叶相连之意。”（《金史·地理志》）遂更名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从此“金莲川”被金之后的各代沿用。
　　滦河发源于巴彦屯图固尔山，巴彦屯图固尔山也称凉陉，后改称炭山，在史料上几种地名有时候也混合着使用。
　　众多史料证实“景明宫”在沽源境内的大宏城子。这样金莲川这个名称以及“金莲川幕府”的确切地址就更明确了。金莲川幕府不在滦河流经的所有可能的地方，而是沽源的小宏城子南500米处。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龙兴之地”不是说是这个民族起源的地方，此说“龙兴”是指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要种种要素的孕育、酝酿，或卧薪尝胆，或韬光养晦之地。其帝王、统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要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智囊团和人才库。金莲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龙兴之地”。
　　金莲川幕府的“幕主”是忽必烈。
　　1251年，蒙哥即蒙古大汗位，但与占据中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域的汉文化格格不入，蒙哥感到很难治理，很难成为蒙古军队东征西伐稳定的后方根据地，于是命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务，来尝试着巩固统治。
　　1252年忽必烈把藩邸移到了金莲川现在的小宏城处，招募四方的汉族儒士文人，网罗治国人才，果然，求贤若渴的忽必烈，很快聚拢了一批智勇兼备、有远见卓识的谋臣策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儒集团。这些人的到来也就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
　　这个集团对大元帝国建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教育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个集团的个人文学创作对元代文学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学有着一定影响。
　　金莲川幕府中除蒙古“自家骨肉”之外，有众多汉族人士，《元史》有传及事业有成者，有六十余人。显要者有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刘肃、姚枢、许衡、窦默、赵复、张德辉、李治、元好问、王鹗、高鸣、杨果、郝经、宋子贞、商挺、杨奂等。他们可称为金莲川幕府文臣，历史上也称金莲川文人集团，他们除了自身的发展以外，至少在两个方面为蒙元王朝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金莲川幕府的幕僚们提出了忽必烈就是元蒙古族最优秀的帝王，他理所当然地应该登上帝位，忽必烈认可，当忽必烈登上帝位，幕僚们帮助忽必烈击败了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辅佐忽必烈稳固蒙古汗位，并按中原传统的封建制度，建立年号“中统”，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正式称号元世祖，定都金莲川所在的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后又移都大都（北京），这样使蒙古的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南移到中原大都，完成了“大蒙古国”到“大元王朝”的演变，元朝正式进入中原封建王朝序列，开始迈入封建社会的文明。
　　第二，金莲川幕府文臣一再力谏元世祖推行汉法，并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为元朝制定了一整套一如汉法的礼乐朝仪、典章制度，诸如起用汉儒，兴复理学，恢复科举，重视农业等等。忽必烈对他幕府成员所提出来的建议几乎是不折不扣地实施，这样忽必烈从蒙古大汗蜕变到封建帝王，并在金莲川幕府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完成了中国的重新统一，忽必烈实现了做一个中原英主的远大理想。
　　那是在1252年6月，蒙哥为了形成对南宋全面的军事包围，命忽必烈率兵征服大理，忽必烈带着刘秉忠、姚枢等随行。12月过黄河，经陕西，出六盘山，命姚枢留下经营关陇地区。姚枢在这里劝农桑兴学校，使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为忽必烈南下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这也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法的巨大效力。
　　然后忽必烈分兵两路南下，攻陷了大理城，留下大将兀良合台驻守，于1253年班师，第二年的秋天回到了金莲川幕府。
　　1256年忽必烈“念国家龙兴朔漠。奄有万邦，声传所阻，地大国远”，于“会朝亲展，奉贡述职”多所不便，遂动议以道里居中计，建城市、修宫室。1256年3月忽必烈命刘秉忠及其弟子赵秉温“相宅筑城”。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拜见元世祖后，元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就是这位无所不知的“能士”相中濡水北、龙岗南之地，忽必烈同意，经过三年城建成。
　　这座城距“金莲川幕府”东北120里。1260年赐名“开平府”，1263年上升为“上都”。
　　忽必烈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原治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使得他在汉人以及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大增。人们归心忽必烈，关中、河南财赋又为金莲川幕府所得，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加之漠北保守的诸王不断向蒙哥谗言，1257年蒙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遣使钩考关中、河南财赋，幕府诸臣受罗织治罪。
　　这时，忽必烈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把家眷从金莲川幕府送往和林当人质，并亲自去了和林面见蒙哥，这才稍微解除了蒙哥一点猜疑。为了进一步蒙蔽蒙哥，忽必烈报称足疾在家养病。
　　此间蒙哥率队南侵入中原，连五个月未见成效，同时塔察儿所率领的元主力东路军略地长江，也无功撤回。面对这样的局面，蒙哥不得不再启用忽必烈，于是命忽必烈于1258年年底统率东路军。1259年春忽必烈会同东路诸王、将领攻下邢州，至此一路攻无不克。七月，至汝南，忽必烈申明军令，严戒诸将纵马田野，并遣杨惟中、郝经红军宣抚江淮。就在七月，蒙哥病逝钓鱼台，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
　　这时镇守漠北大蒙古国首都和林的阿里不哥也得到了消息，他在部分贵族的撺掇下萌发了当蒙古大汗的念头，而且紧锣密鼓地进行。阿里不哥是忽必烈的弟弟，对忽必烈实现汉法压根就反对，阿里不哥镇守和林，可谓得天独厚，保守诸王坚决支持阿里不哥。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在丈夫出征时留守后方，她看到此种情况忧心忡忡，于是派遣使者将阿里不哥的计划告知忽必烈。忽必烈听取了郝经等人的意见，放弃对鄂州的围攻，动身返回北方欲图阻止阿里不哥。
　　阿里不哥为了诱捕忽必烈，邀请忽必烈和“所有其他亲王们”集会哀悼蒙哥之死。忽必烈认识到，一旦他踏上阿里不哥的地盘，他就会立即被扣留，于是他以“我们还没有从战场中返回”的借口拒绝了邀请。阿里不哥明白无法再欺骗忽必烈，于是着手准备战争。此时，双方都没有退路了，冲突不可避免。
　　1260年3月，忽必烈在部分王公的拥戴下，在开平召开库里尔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
　　1260年6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宣布登上汗位。这时，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成了大汗，都在寻求蒙古皇室各派系的支持，而阿里不哥似乎已占有优势，蒙古帝国内部四大汗国的统治者都支持他。
　　忽必烈只得在开平孤军作战。为设法自救，在他的汉人幕僚的影响下，登上汗位一个月后，他发表了即位诏书（由他的幕僚王鹗起草），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用了四年时间打败了阿里不哥。在这四年间忽必烈改变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全面推行汉制，笼络了人心。
　　由于元朝的统治重心南移，在金莲川统治全国有些偏北，遂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在金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1272年都城建成，名大都，确定为首都。至此忽必烈的政权建设已基本完成。燕京定为首都后，将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从那时起元朝定为两都制格局，直至终元一代。
　　忽必烈能够认识到帝王，认识到统治深层次的内在，正是金莲川的幕僚们以其的谋略使得忽必烈成为了一代继成吉思汗后最伟大的帝王，开创了大元盛世的伟业。
　　也正是忽必烈的到来，金莲川幕府的确立，使金莲川注定要成为世界的心脏，跳动了99年。
　　当年的上都，一举一动都会让整个世界屏息，这就是金莲川。
　　可见金莲川幕府中的成员在政治上对忽必烈的影响极为深刻，在建立帝国上举足轻重。那么金莲川文人集团的形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形成的呢？
　　当时在金莲川府邸中，他们或为同乡或为同学或为姻亲，郝经、赵璧、宋子贞是山西人；姚枢、许衡是河南人；商挺、王鄂是山东人；刘秉忠、张文谦、李冶是河北人。窦默与姚枢、许衡又是同学关系，在未入府之前，三人同居大名。刘秉忠与张文谦是自少的同窗。姚枢曾把所得程、朱著作授予郝经和刘因，当他被诏至京师时，把自己的“雪斋”赠与许衡居住。刘秉忠娶窦默之女为妻。商挺曾为刘秉忠编选文集。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是以相同的志向、相投的义气为前提的。
　　他们志趣相投，政见相合，又曾经同在一个政治人物的帐中为幕僚，具有着相同的政治、生活环境，元初金莲川文人们的文学创作必然会有许多相同之处。
　　金莲川幕府文臣个个都善于著述，纵观他们的著述，题材较为宽泛，其论历史，论性命，论政治，论文化，论经学；写人物，咏山水，怀古迹，谈诗酒，评书画，无所不包。
　　金莲川幕府文臣还多专于诗文，而其中仅有不多的几位文臣，涉猎词曲创作。
　　金莲川幕府的文臣不是现在意义上“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他们本就是政治家、史学家、经学家、思想家。由此他们的诗文，多关注历史兴衰、天命所归、治国规模、南北统一等等。还由于他们处在蒙古人君临天下，华夏文化频遭陆沉，中原传统文化长期断裂、遭遇空前劫难，面临将被毁灭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金莲川幕府文臣无不带有一种挽救中原传统文化免遭毁灭的历史使命而写诗作文，故而他们的诗文，多写历史的反思。诸如中原传统文化的辉煌，传统道德的文明，传统制度的先进，以及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相互差异、冲撞、融合等等。挽救中原传统文化免遭毁灭，促使胡汉文化的融合，是金莲川幕府文臣反思最多的一个政治哲学命题。
　　金莲川幕府文臣在其诗文中，对这一命题的反思，非常深沉，非常痛苦，非常沉重，非常雅正。他们写了大量的诗文，竟然没有一篇关于男女情爱的诗文，即使写山写水，谈诗谈酒，也不轻松、嬉闹。读他们的诗文我们可以感觉到，金莲川幕府的文臣们内心是焦灼的、忧郁的、忧心忡忡的。如此文化氛围形成的性格，自然使得金莲川幕府文臣诗文具有雅正、庄严、凝具重的总体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对金莲川幕府文臣的词曲创作，影响甚为明显。
　　金莲川文人集团中多数人在未从政前是学者。郝经、许衡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金莲川集团中另一重要作家许衡，对儒家著作更是视若神明，他认为唯有对儒家著作的研究学习是他一生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阐释儒家经典，表达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看法，在金莲川文人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许衡的《大学直讲》《中庸直讲》，既是阐释儒家思想的论道之作，同时也是他的教学讲义。
　　与作为教育家的许衡不同，郝经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许多论道作品更富有文学色彩。《论八首》是郝经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品。所谓“八首”，是指对“道、命、性、心、情、气、仁、教”的论述。郝经比其他许多哲学家对命的解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指出人在认识规律之后，可以“复命”，这里也许可以把“复”解释为“复制”之意。
　　金莲川文人集团中其他成员的论道之作，多与现实生活和政治内容结合在一起。像刘秉忠的《常氏孝感碑》，以碑文的形式，论述了“孝”在社会及人生中的重要性。姚枢的《论救时之弊十三条》，把“崇经术，旌节孝”作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的重要基础；他的《请申止杀之诏》，以儒家“仁”的观念，劝皇帝再申“止杀之诏”。
　　这个集团所以创作了大量的传道作品，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密切关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和许衡一再强调“文”以明理，文以载道。郝经在《与友人论文法书》中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六经，理之极，文之至，法之备也。”郝经认为，文是“顺”理而成的，所以自然是理在先，法在后，“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郝经“理”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理，一是儒家的经世之道，因为儒家的经典是“理之极”，所以研究儒家的经典是作家为文最为重要的一件事。由此郝经在作家修养论中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内游说”。是指作家要内游于千古上下的经史之中，而且要先游于经，后游于史。游于经，能够了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义；游于史，能够了解废兴之迹，兴衰之理，思想能够达到“千古之上”。经过对经、史的“内游”，一个人就可以达到“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一个人所养成的“浩然之气”。对于郝经而言，一个作家重在德和行的培养而不是文，文仅仅是德的修养和行的过程的皮毛而已。
　　作为政治家，郝经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主张天下一统；作为思想家，郝经推崇理学，希望在蒙古人汉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来影响他们，使国家逐步走向大治；作为学者文人，通字画，著述颇丰，收于《陵川集》中。
　　金莲川文人政论文学的主题一以贯之，就是“道”。向君主宣道，向百姓灌道，向夷人子弟授道。
　　元代汉文人做幕僚或出仕的心理障碍要比其他改朝换代中的文人更大，他们的出仕都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许衡是五出五隐，郝经是两次征召才出，刘秉忠出仕后也有一段时间休假在家。因此，抒发一种徘徊于仕隐，若即若离的“山僻”之情感，成为金莲川文人写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出仕文人，尤其是元前期，像金莲川文人，他们的共同心态像许衡所言，“又爱功名又爱山”在“还山”与“功名”的选择中，他们始终矛盾和痛苦。
　　许衡一生摇摆在仕与不仕，或而仕或而隐的“自由”中。相比而言，郝经就没有这样的自由选择了。
　　郝经出仕五年之后，出使南宋被拘留，十六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十六年中，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得失。经过这种时刻的思考，郝经的人生选择与他前期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时时流露出归隐的思想：“何当烟雨深，还山种明月。”“种豆南山归，放目陟高岭。”郝经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出仕：“当初不可出，误我只世名。”
　　与许衡、郝经相类似，刘秉忠在诗词中也时时表现出“归隐”的思想：“对客倦谈当世事，向人难悉未归情。”刘秉忠在其词章中，更是直白出对功名的不屑一顾：“诗书有味，功名应小。”“名途利场。物与我，两相望。”“三品贵，一时名。众人争处不须争。”
　　这群文人，在作品中共同流露出归隐的思想，时时渴望躲在“山中”，归其原因并非像许衡所说“达士声名，贵家骄蹇，此好胸中一点无”，而是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不能够遂其所愿，有着诸多的难言之隐。蒙古贵族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了“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但是在情感和事实上有时格格不入。
　　窦默、姚枢、王鄂等曾多次推荐许衡为相，忽必烈终未采纳，而是任用功利派王文统。许衡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郝经去南宋，在很大程度上与许衡相似，是王文统排挤他离开政权中心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所以，无所归托、孤单势薄，是这批文人在心理上“若即若离”的主要原因。许衡说：“弱德较强力，明知势难侔。”郝经说：“琵琶怨昭阳，所遇非所托。”姚枢道：“群生日熬熬，无从求乐土。百拜吁苍天，吁天天未许。”
　　金莲川文人集团出仕的目的，更多是“济世”“救道”，如许衡所言：“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图苟且功名新。”而忽必烈只是比其他蒙古统治者注重汉文化，他对汉人“课赋吟诗”这样一种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为同样不能理解。一种文化、一种理念和传统的确立，是需要时间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和积淀。一个完全依靠武力征服了天下的游牧民族，在短期内接受几千年流传的儒家治国理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接受能力而言，忽必烈要与这些汉儒们对话实非易事，况复还有感情、立场等因素，所以汉儒们的失望似乎是必然的。与忽必烈的骨子里、文化上的不和谐不一致，是元代出仕文人向往隐逸的一个很主要原因。但是，金莲川文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最后能够真正彻底地隐于山中，他们更多的时间还是生活在朝中，于是他们采用中国传统文人惯于寻求短暂解脱的办法——饮酒。
　　酒可以是刘秉忠各种情感寄托的载体，伴随着他的喜怒哀乐。当他叹息年华逝去，不愿看镜时，酒可以使他开怀：“镜里不堪看鬓，尊前且好开怀。”当他感慨历史的无情时，酒能让他感觉到有情：“醉却兴亡，惟有酒多情。”酒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壶春酒，数首新诗，实诉衷情。”诗人遇到知己时，自然也少不了酒：“酒逢知己心方醉，诗到收功意更圆。”他似乎真的有酒即有诗，酒是诗的“诱饵”，醉中要写，醒后也要写。刘秉忠诗的题目可以排列成一个饮酒的全过程：《秋夜饮》《对酒》《醉中作》《醉后》《醒来》。
　　刘秉忠写了大量的醉酒诗，但似乎没有与他同朝为官的郝经的饮酒诗影响更大。郝经的《饮酒》诗共二十首，此外与酒相关的题目有《独酌》《再饮陵山春》《怀来醉歌》《止酒》等，如果在郝经其他题材的诗中寻找与“酒”相关的词语，比比皆是。郝经的饮酒诗，较为细腻地反映了他的感情脉络。面对现实中难以超脱的痛苦，他企图以酒销愁，一醉方休：“酒中有深趣，真乐良在兹。”“酒尽任去留，醉眠都无言。”他甚至认为与酒相比较，功名是虚幻的，不可凭依的：“世上多虚名，樽中有真味。”这与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是异曲同工。
　　与刘秉忠和郝经比较，许衡作诗不多，以“酒”命名的诗几乎没有，但在写其他题材的诗歌中，时时会出现有酒的诗句，比如与友人告别时：“别酒无劳劝，浓愁已自熏。”酒同样是他隐居时的好伴侣：“饮中更听琴声雅，静里初无俗事羁。他日君侯归此隐，肯容闲客日追随。”许衡也同样地看人间事为浮云，而向往作诗饮酒的生活：“金灯峰山诗千首，挂镜台前一杯酒。人间万事尽浮云，故人曾为相思否。”比较而言，许衡的诗写得较为平和，没有郝经的那种豪气。
　　金莲川文人也写过大量的赞美自然风光的诗。在这类作品中，“秋”的意象描写丰富、独特。许衡诗作不多，但专门写秋的就有《喜秋晴》《秋寒》《秋雨思晴》《中秋》《秋林初霁》《中秋不月次窦生韵》《夜雨》七首，涉及秋景的就更多了。刘秉忠《藏春集》卷一中专写秋的就有《秋怀二首》《秋夜》《秋夜饮》《秋感》《秋夜有感》等。郝经同样有许多写秋的作品，如《秋兴五首》《秋思》《晚秋后园独步》等。郝经写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秋风赋》。
　　《秋风赋》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欧阳修的《秋声赋》。两赋均写秋风，但旨趣风格及表达方法截然不同。欧阳修极言秋之悲，而郝经却极申秋之乐；欧阳修面对秋天，叹老嗟穷，郝经却“快侧伫于云霄，期翱翔于帝里”。《秋声赋》纵论秋官、秋象，并从它们象征的五言、五音中解说秋之为悲的道理；而《秋风赋》则从秋风卷“纤恶”，澄清六合，显出秋之清；从“虎啸而万窍裂，龙吟而九渊翻”摹秋之雄；从“天池浪激”、“超逸绝尘”写秋之壮。
　　金莲川文人中的刘秉忠和商挺两人，在散曲创作上也值得一提。刘秉忠的八首《干荷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咏干荷叶；另一类“依调填辞”，感慨南宋王朝的颓败。如第四首：
　　“干荷叶，色无多，不奈风霜锉。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荷叶颜色褪去，是由秋霜所致，霜打之后倒挂着的荷叶紧贴着秋波，虽说有些败落，但别有一番景致，加之漂亮采莲女子的歌声，这幅秋景似乎并不萧瑟。刘秉忠的散曲作品还有《蟾宫曲》小令四首，属连章体组曲，内容写春、夏、秋、冬。写秋景的一曲是：
　　“梧桐一叶初凋，菊绽东篱，佳节登高。金风飒飒，寒雁呀呀，促织叨叨。满目黄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秋景萧萧，赏菊陶潜，散淡逍遥。”
　　刘秉忠与商挺共开了元散曲中联章体写景组曲的先河，影响较大，此后效仿者无数。
　　金莲川文人似乎对“秋”情有独钟，不仅写得多，而且多写其好处。刘秉忠写秋的一句话更耐人寻味“明星堕地曾为石，腐草逢秋也化萤”，秋天能够使萤火虫发光，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与以往传统相比较，在金莲川文人笔下，秋似乎更为平和可人。这种特殊的温和的“秋”，也许表达了金莲川文人对和平生活的一种迫切，一种渴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历了战争，都饱受过战争之苦，他们期望秋能够“反季”，既非兵象也非刑官，而是给人以和平与希望。金莲川文人的这种“反季诗”，似乎也是对统治者期望的曲折表达。蒙元统治者确如一股从北而来的强劲秋风，横扫了整个中国，而金莲川文人期望自北而来的风除却强悍凶猛之外，还能给人和平的期待。
　　金莲川文人集团共同写的题材还有“性理诗”“行军诗”等。不过，金莲川文人很少写男女恋情。有学者总结元诗的特色是“一少三多”，一少就是指“少佚乐荒诞男女艳情之作”。应该说，这一特点是由金莲川文人开始的。
　　这个集团除了所选题材相同或相似之外，在创作风格上多呈现出阳刚豪放之气。这在郝经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像《听角声》中的“千年塞下曲，忽向窗中得。当空劲作六龙嘶，四海一声天地寂”。郝经特别喜欢用“千年”“四海”之类的豪壮语言，即便在《饮酒》诗中，也常常以豪语写豪情：
　　“诗因酒更多，真境发精英。烂漫醉后言，举是醒时情。百川饮长鲸，千斛都一倾。我亦如刘伶，终当以酒鸣。百年都几何？不饮安用生！”(《饮酒》之六)
　　郝经在诗体上喜作古体，笔意纵横，其豪放、慷慨的风格与李白相仿佛。清代人评元诗说：“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元诗整体的这种“近太白”的风格，也许正是以郝经为代表的金莲川文人奠定的。
　　刘秉忠也时有豪迈之句：“天光与水浑相似，山面如人了不同。千古周郎余事业，一时曹孟谩英雄。”在刘公的眼中，苏轼笔下的千古英雄也不英雄了。那么谁为英雄，他的回答是：“东南几许繁华地，长在元戎指画中。”
　　许衡的一些写景诗也很有气魄：“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烟岚郁苍翠，远近互吞吐。”这种气势全不像个隐居之人所作。宋末文坛整体显示的特点是阴柔，而元初阳刚之气开始回升。可以说，金莲川文人是这种刚健文风壮大起来的开始。
　　这种豪放风格的形成首先是与诗人的天性有关。金莲川集团中的文人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自由豪爽的天性、散淡为人的习惯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郝经的门生评价郝经是“为人躯干瑰伟，气貌严肃，胸次洞达，辞锋雄辩，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资赋刚方，疾恶太甚，故屡中小人之祸。”郝经的“资赋刚方”并不因官场的险恶而改变。《元朝名臣事略》记载刘秉忠的天性是“公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豪放的写作风格常常与“不羁”的性格联系在一起。许衡的五出五隐的经历，似乎在默写着他的“一种坚守”“一种不羁”。其次是他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慕古人的洒脱豪情。刘秉忠有《跋李太白舟中醉卧图》《太白还山图》《太白醉归图》。郝经自比为刘伶，并呼：“我爱李太白，醉眼高一时。把杯问明月，挥洒多文辞。”而谢安是郝经羡慕的对象：“谢安旷达士，携妓游东山。”“樽中酒常有，纵饮当穷年。”陶渊明更是郝经模仿的典范，馆留仪真时期，读陶诗、和陶诗，是他囚徒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
　　反对工巧新奇而求辞之简达，是金莲川文人一致的文风姿态。刘秉忠在《读遗山诗十首》第三首中写到：“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在新奇。”郝经则说：“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万言不足以尽其理，诗四句所谓至简而至粹者也。……言愈简而义愈精也。”许衡也有类似说法：“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及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多写得明白晓畅，甚至直露无遗。刘秉忠的“归鸦一片投林去，自笑劳生未解休”，许衡的“人生贵无私，奠使闻见累”，这样的句子直白得有点不像诗句。
　　总体而言，金莲川文人是一个重行而不重文的群体，而且与历代多数“能言而不能行”的文人不同，他们多数人官居高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理想和抱负，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滦河游弋金莲川，金莲川草原曾经承载了一个文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