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湾，今唐山市曹妃甸区六农场场部所在地。在辽代，村北建起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卧如院，并留有碑文，题首有如下文字：“大辽义丰县榆子林西堡，曾家湾卧如院，都维社李守民，武清县南张性，讲经业论沙门行阐撰书。”虽然文字不多，但包含的信息量却很大。
一

　　碑文表明，当时曾家湾属义丰县管辖。历史上的义丰县，为隋朝开元六年（586年）所置，治所在郑德堡（今河北省安国市），属定州。到了辽代，世宗耶律阮，掳义丰县民徙置于滦州地区，治所滦州城。期间，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撤义丰县入滦州，次年再置，明洪武二年（1369年）并入滦州，将近有420年的立县历史，时间应该不算短。但由于《辽史》的粗糙简略，加之后人考证多有舛误，留下许多疑团。现借助目前能见到的史籍，做一个简单梳理。

　　1、义丰县设置时间。《辽史·地理志》载：“义丰县。本黄洛故城。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义丰置县时间很清楚，即置于辽世宗年间。而世宗耶律阮在位只有4年，即947年－951年，这就可以推断出，义丰县设置时间，不会早于947年，不会晚于951年。距今已经1060多年了。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乱年代。当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带领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南征北战，占领了大片大宋土地。为了鼓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便把战争中的俘虏作为战利品，奖赏给征战中的有功人员。辽朝时的整个南京道的州县城镇村庄，有很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不知道是契丹贵族老爷们太懒，还是这些习惯于马背上打仗的老粗们文化水平太低，俘虏从哪里抓来的，干脆连地名一起搬来，义丰县便是其一。还有，《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安喜县。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在州东北六十里。户五千；望都县。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有海阳山。县在州南三十里，户三千。”据此可知，安喜县（今迁安境内，金大定七年[1167年]改安喜县为迁安县）、望都县都是这样建立的。关于辽代望都县的地理位置，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今乐亭境内，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看宋朝使者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记载：“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机，即于所居处创立县名，随其来处乡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号。”“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辽代营州即今天的昌黎县，从滦州到昌黎一百里地，路经望都县，所以望都不可能在乐亭，应该在今昌黎境内。

　　 2、义丰县的地理位置。《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说，义丰县在黄洛故城。关于黄洛故城的历史沿革，清《方舆纪要·卷十七·直八》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义丰废县，今州治。汉夕阳县地，属右北平郡。晋及后魏因之，高齐省。隋为卢龙县地。唐为石城县地，属平州。五代时，契丹于黄洛古城置义丰县，滦州治焉，金元因之，明初废。”对黄洛故城名称的来历，解释说：“古《史》：武丁析孤竹之地，封功臣黄洛为侯国。”又考证了黄洛故城名称由来的另一种说法：“又《辽志》云：黄洛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濡水，城因以名。”明确了义丰县治所在滦州城。

　　本来，义丰县衙署与滦州州衙在同一个城中，并不奇怪，现在也有地级市政府和县级政府同在一城的情况。问题是，在叙述与义丰相邻的另外两个县马城和石城时，却出现了矛盾。《辽史·地理志·南京道》：“滦州，永安军，中，刺史。统县三。义丰县，本黄洛故城。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户四千；马城县，本卢龙县地。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析置县，以通水运。东北有千金冶，东有茂乡镇。辽割隶滦州。在州西南四十里。户三千；石城县。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结合曾家湾卧如院碑文题首文字，便会发现三个县的管辖区域出现了重叠。

　　马城县，在“州西南四十里”；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这个描述是说，滦州南三十里是石城县，南四十里是马城县，后来石城县又往南搬迁五十里，也就是说，此时的石城县在滦州南八十里。按照方位和里程计算，其地理位置大概就在榆子林乡附近。而《卧如院碑记》记载，榆子林为义丰县属地。显然，三个县的辖区出现了矛盾，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分属三个县管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史学家、地理、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写过一部《京东考古录》，有一篇《考石城》，后世凡涉及石城县的文字，包括历代地方志乘，诸如《永平府志》《滦州志》《丰润县志》等，有关石城县注释，基本都取自顾炎武这段阐述。或全文转载，或片段引述，概莫能外：“《辽史》滦州领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明永乐三年（实为永乐元年——笔者注），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顾炎武是在逐条批判《一统志》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但是其论述并不严密。可能是顾炎武名声太高，抑或是他的《京东考古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纠正他的分析是前后矛盾的。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顾炎武的考证，石城有唐朝石城和辽代石城，这没有疑问。关键是后一段，先说“今县又其南五十里，……是辽之石城非唐之石城矣”。但在结论中，又非常肯定地说“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明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两个地方的石城，都是辽之石城，但一个在滦州南八十里，一个在滦州西九十里，不知道顾炎武是怎么考证的。

　　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为此，史梦兰编纂《乐亭县志》时，在《地理志·沿革》项下，专辟一节，叫做《沿革考辩》，在引述顾炎武的《考石城》文字时，加上了自己的观点：“据《辽史》所云，滦州南八十里，恰是今乐亭县治，疑石城是马城之误。”我认为史梦兰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首先，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迁衙署以就盐官”的事情，那肯定不是石城县。因为从史料看，辽时的今唐山沿海一线，产盐之地就是明清的越支、济民和石碑三场。西南面的越支盐场，辽时为玉田县辖区，金代为丰润县所属，历史上均不在滦州治下；正南面济民盐场，比邻曾家湾，应属义丰县所辖；石碑盐场在今乐亭县内，辽时属马城县无疑。由此推断，石城县，用现在的观点说，属于内陆地区，并不沿海，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就盐官”之说了。宋朝使者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里，对石城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州元（原）是石城县，金人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这段文字说明，石城县没有南迁五十里这个事情，否则就不会有万余家这么大的集镇。须知，在金代，有万家规模的城市还是不多的。如果在辽代石城县就南迁的话，石城（今开平镇）金代绝对不会有这么多人口。因为当初建县的时候，全县才有户三千。

　　可以作为史梦兰佐证的是，1978年乐亭独幽城村，发现一辽代佛塔塔基，出土陶碑四块。其中一块，碑额正面书“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背面书“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1044年）三月廿六日记”，马县应是马城县。说明在金代，马城县署距独幽城不远，符合距离滦州城八十里的记载。从这点看，史梦兰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即石城县是马城县之误。

　　最关键的是《辽史》中“今县又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如果这个记载是正确的话，史梦兰的推测就更有道理了。看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辽西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四。……海阳，龙鲜水（陡河上游）东入封大水（今陡河）。封大水、缓虚水（今沙河）皆南入海。有盐官。玄水（今青龙河）东入濡水(滦河)。濡水南入海阳。”整个辽西郡（辽代平州地区），史书记载有“盐官”的地方，只有汉之海阳。而汉之海阳县，便是辽之马城县。综合以上观点，说“以就盐官”的是马城县而非石城县，应该更为准确。

二

　　碑文称卧如院所在的曾家湾为榆子林西堡，遍检史籍，如此地名，可谓独一无二，很让人费解。先说堡，旧时，在曾家湾附近，以堡命名的村名、地名很多，这有两种情况。一为古盐场的建置。据元朝徐世隆《越支场重立盐场碑记》：“幽州置盐，始于后魏”，可谓治盐历史悠久。元朝重建的越支场，在曾家湾西，场署驻扎距曾家湾十多里的今丰南区宋家营。曾家湾东为济民盐场，场署驻扎距曾家湾亦十多里的今滦南县柏各庄。
　　在盐场，有“坨”与“堡”之说，坨是存盐之地，堡是住人之所。《康熙永平府志·卷之八》：“（济民场）中坨三，东曰青坨，中曰孙家林坨，西曰十九圈坨；堡三，曰东，曰中，曰西”；《长芦盐法志》：“越支场，坨五，废，堡四，滩荡沿海；济民场，坨三，废，堡三”。但随着该地区盐业生产的退出，这种坨或堡，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已经没人能说清它们的准确位置了
　　第二种情况是“堡”同“铺”，鱼铺是也。历史上这个区域多水多鱼虾，捕鱼的人季节性地住在水边，临时搭起窝铺，当地人把这种临时住所称作堡（音铺），这就是现在南堡、北堡、林雀堡等地名的来历。曾家湾在辽代以前靠近海边，捕鱼的人在这里临时搭起窝棚，以供居住，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曾家湾的名字全称应该叫做曾家湾堡，只是有前边三个字足可以用作村名，堡字也就省略了。
　　还有一种解释，“堡”同“保”，唐朝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载:“武德七年，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者为坊，在野者为村。”这里“保”与“堡”同义，是村庄的意思。无论是“铺”还是“保”，都说明在辽代以前，曾家湾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村子，辽代以后才成为繁华的集镇。
　　再说榆子林，从碑文的文字看，当时曾家湾为榆子林管辖。有人翻译成榆子林社，这是混淆了历史概念。土著编社，移民编屯，是明代的事，辽代的行政序列是道、州、县、乡、村，还没有社的建置。所以准确地说，当时曾家湾为榆子林乡下辖的一个村子。从碑文的表述看，当时的榆子林应是声名远扬之乡。何以见得？碑文有明确表述：“经营有日，炜烨增华，状制锦之名乡，变雨花之胜境。”“变雨花之胜境”一句是虚写，是说景色之美，不亚于雨后鲜花之魅力，而“状制锦之名乡”一句应该是实写，“制锦”原意是用美好的绸缎制作衣服，这个典故取自于《左传·正义·卷四十》，大意是，郑国的子皮（上卿），想让尹何出任掌管自己封邑的属官，向子产请教，子产说了一番话，劝阻了子皮的动议，并讲了一段史书上经常引用的名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意思是说：您有美好的绸缎，不会让没有剪裁经验的人学着做衣服吧？可是却要把重要的官职、自己的封邑，这些本为身家托付终身的领地，去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学着去治理，您这不是为美好的绸缎想得（比官职、封地）更多吗？根据这一典故，后人将“制锦”比喻贤者出任县令。说“状制锦之乡”，状者，使之更加名声在外。也就是说榆子林曾出过一代名人，或着说这个名人就出在曾家湾，否则，这个没有任何特点的小村，何以建立如此豪华的寺院？可惜辽代留下来的史料太少，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了。
　　由此知之，榆子林可谓历史久远，曾家湾也曾不同凡响，然而，大浪淘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重原因所致，榆子林在明朝以后，以土著编社之“社”的形式，存在于方志记载之中，但名声越来越小，现在只是滦南县扒齿港镇所辖的一个村子。地图上的曾家湾，也只是今曹妃甸区六农场场部的所在地了。
三
　　千年以前已成繁华富庶之地，这等集镇，在整个冀东地区，应该为数不多。即便今天已步入大都市行列的唐山市，也只有百年历史。包括与曾家湾同一时代、地理相近的集镇，比起曾家湾的繁华来，那也相去甚远。现在能见到的史籍材料，比如丰润区的韩城镇，在辽金时代，为边关重镇，当时也是人口寥寥，看宋朝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记载：“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镇有居民可二百家，并无城。”而比之早四十年的曾家湾却是：“闾阎绮合，道路环周，集四众以投诚。”“闾”，泛指门户，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闾；“阎”指里巷的门。“绮合”原来是用来形容文章用词精妙华丽，像天上星星闪烁一般。这里是指曾家湾街巷整齐，房屋错落有致。村庄周边，道路四通八达。吸引了四周的民众，心悦诚服地投奔这里。用现在的话说，辽代的曾家湾，可以称得上是交通发达，道路环绕，人口集聚，具有都市特点的大城镇了。然而，千年古镇曾家湾，又有许多让人不解的疑问。
　　第一，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声名远播，碑文中所谓“千人邑”，是临近村镇的民众，结成信奉佛教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家自愿集资，兴建卧如院。有如此多的人共同参与，可以想象其香火之旺。有如此影响力，又集聚了那么多的人气，曾家湾却始终附着于某个乡社之下，其级别只相当于一个村或一个里。在辽代为榆子林乡所辖，明朝后，土民编社，移民编屯，曾家湾不再属于榆子林所属，长期列于姚庄社名下。到了清光绪年间，曾家湾已进入滦州24名镇之一，但它仍然属于姚庄社下属一个村庄的建置。解放后，曾家湾划归国营河北省柏各庄农场所属，才成为六农场的场部所在地，相当于一个乡镇的建置。这在中国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曾家湾附近村镇，包括其临近的纵深腹地，皆为产盐之区，民众多为灶户。东为济民场所属，《康熙永平府志·赋役·盐法》：“济民距分司七十里，使司五百七十里，南滨海，东极潮河，接石碑，北至倴城滦州境，西跨运河连越支，延亘百三十五里”；西为越支场所属，《长芦盐法志·卷八·场灶》：“越支场，在丰润宋家营，距运司二百八十里，南滨海，别渚名建河，东接济民逾沙河，北至斗沽，接芦台，广袤二百四十里”。济民、越支两场占地三百多里，曾家湾置身其中，为整个盐区所包围，但它却不属于盐场所辖，为民户区。这在我国广大盐区，这种情况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第三，曾家湾长期地处两县交界之处。辽代以后，曾家湾属于义丰县管辖，以今双龙河（原名曾家湾河）为界，西侧是玉田县，卧如院碑文有明确文字“南临巨海，北觇连峰，西邻种玉之乡，东俯清滦之郡”。金朝大安元年（1209年），析玉田地置丰闰，明洪武元年（1368年）更名为丰润，后一直沿用。无论是玉田，还是丰润，以及辽、金、元的义丰县，包括明清以后的滦州，曾家湾都是边界之地。金宋时期，曾家湾更是宋金两国的国界。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了在宋金两国边界，隆重的迎送仪式。“第十程，自韩城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出镇东行十余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并无沟堑，惟以两小津堠（渡口上供瞭望用的土堡），高三尺许”。出韩城十余里的方位，应该与曾家湾在同一经度线上。如此重要的边关重镇，除了辽代卧如院的这块碑文外，再无文化遗存，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一千年，如此销声匿迹为那般？连支离破碎的记载都无处查找，想想都有点不可思议。 
四
　　碑文中有“都维社李守民”一段文字，毫无疑问，“都维社”为“都维那”之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民国滦州志》在《建置·古迹》中，给出了一个很霸道的结论：“(都维那)，盖释家施主之别称，与檀越护法等同。乃此不曰维那而曰维社，可见乡里之陋。”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蔑视与不屑、嘲笑与鄙视。似乎自己很高明，其实这样是很露怯的，不仅对理解碑文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反而暴露了指责者的武断。
　　首先，“都维那”绝不是《民国滦州志》所言，是“释家对施主的别称”那么简单。对“都维那”解释，最有权威的莫过于《大宋僧史略》了。该书是北宋初著名的佛教史学家释赞宁，奉宋太宗之诏，编纂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佛学巨著。在《杂任职员》中，对“都维那”有明确的解释：“都维那者，《寄归传》云：“华梵兼举也。维是纲，维华言也；那是略梵语，删去羯磨陀三字也。”意思是说，“维那”是汉语和梵语两种语言的结合，“维”是汉语，有“纲”的意思。“那”是梵语“羯磨那陀”的省略语。《寄归传》，全称《南海寄归内法传》，简称《寄归传》，唐朝释义净著。义净和尚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海道往印度求学，游历三十余国。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归国，途中来回都经过南海的室利佛逝国（苏门答腊）。在那里，把他在各处实地考察的有关佛教戒律等情况，写成篇章寄回中国，故称《寄归传》。该书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和宗教史，具有重要意义。
　　那什么又是“纲”呢？《大宋僧史略》解释为:“寺之设也三纲立焉。若网罟（捕鱼及捕鸟兽的工具）之巨纲提之则正，故云也。梵语摩摩帝、悉替那、羯磨那陀，华言言寺主、上座、悦众（也称维那）也。”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说：三纲是指寺院里统率大众、维持纲规的三种职务，梵语叫做“摩摩帝、悉替那、羯磨那陀”，汉语叫做上座、寺主、悦众（维那）。
　　“维那”的称谓在北朝的时候比较盛行，是朝廷任命的僧官：“魏孝文以皇舅寺僧义法师为京邑都维那，则敕补也，是乃昭玄都维那耳”（《大宋僧史略·三卷》）。昭玄，昭玄寺简称，又作昭玄曹，北朝设立的统领寺院僧界的官署。北魏太武帝时发生毁佛法难，而其继任者文成帝则于兴安元年（452年）下诏复兴佛教，同时设置监福曹为中央僧官机构，主事僧官“道人统”为正，“都维那”为副。皇舅寺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是北魏中期的都城，当时，诸多高僧集聚在那里，后随孝文帝迁洛阳。很多当世高僧都担任了僧官的职务。文中提到的僧义本为皇舅寺寺主，后孝文帝任命其为都维那。
　　把上边这些话梳理一下，“维那”，也称“都维那”，源于北魏孝文帝时僧官制度，为中央僧界官署的副长官，由僧人担任。唐朝以后为基层僧官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之一，仍然由僧人担纲。到了辽金两代，“维那”才由俗家弟子担任，是因为有了广大信徒自愿参与的“千人邑”组织。而在这种邑社组织中，“维那”是其首领，负责管理邑社事务。在民间，都维那所主持的事项，也不单纯是佛教事务。史书记载，金代马城县南曾建石桥一座，名七里桥，有碑文记录下这件事。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这座桥梁规模宏大、技术精湛，而造桥的组织者之一，为都维那程君鈗。说明兴盛于辽金两代的都维那，还参与组织架桥修路这样的公益事业。因此说，无论是哪个朝代，把“都维那”解释成“释家对施主的别称”，都是很勉强的。
　　第二，“乡里之陋”的具体对象。从字面理解，“乡里”当然是指乡下的人，也就是广大信众。穷乡僻壤，少有见识，难免出错。但是，文字出自碑文，对与错，与信众有何关系呢？那么就是撰写碑文的人学识“浅陋”了。这更站不住脚，经不住推敲，事实正好相反。碑文撰写者行阐，按照佛门级别，讲经业论，级别虽然算不上大德高僧，但也绝非无名小辈。论文字功底和文学造诣，碑文是最好的证据。自古以来，最难把握的文体是骈文，而能把骈文写到行阐这个水平，整篇碑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辞藻之华丽、用词之精妙、内容之丰富，绝非碌碌之辈。这样水准的佛门弟子，怎么可能连“都维那”和“都维社”都分不清楚。佛门中的佼佼者，竟把“千人邑”总负责人的职务名称都搞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以笔者之见，应该是后人传抄时出了差错。最早收录《曾家湾卧如院碑文》的史籍，是清光绪年间史梦兰主编的《永平府志》，以后所有专著都是采自该书，包括流传最广、权威性最强的《全辽文》亦不例外，更包括《民国滦州志》了。但是，该碑文史梦兰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志书中并未说明，今天又找不到原始的拓片可供参考，所以，一切判断都是猜测。按照史梦兰的严谨治学态度，是不应该出现如此低级错误的。但是从另外角度说，正是因为他治学严谨，如果是原碑文出现的错误，老先生不可能不做说明，因为在《永平府志》中单辟《辩伪》一章，这可以说是历代地方志乘的首创，对前代地方志乘中的错讹进行了纠正。如果他意识到原文有错误，不可能不予以指正。所以，有可能抄录碑文时出现的错记，毕竟佛教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前边已经说到，“都维那”这个称谓使用范围狭窄，使用时间不长，使用地域有限。后人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它的，难免出错。须知那个年代，不似今天，有什么疑问，到因特网上一百度，成千上万条信息尽收眼底。那时候的知识，完全依靠的是日积月累，对于非佛教研究者，不可能把每一个专门佛教用语都熟记于心，出现个把错误词语，应该也算情理之中了。
五
　　曾家湾卧如院，是依靠民间力量建设起来的。碑文记载：“爰有清信弟子守民等，特营净刹，可植福田，虔修六度之因，共结千人之邑，肇从昔构，迄至今成。聚僧徒二十余春，辟法席十五余夏。”从这里可以看出，寺院是由信教弟子李守民负责的“千人邑”共同出资，按照早已勾画好了的蓝图完成的，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在一片平地上，建起一座金碧辉煌、远近闻名的古刹名寺，这是何等气魄。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座寺院的建筑水平：“度木也，取豫樟之良；择匠焉，得鲁般之妙。丹梁画栋，烁螮蝀之辉空；缥瓦朱簷，状鸳鸯之接翼。萃之以日力，鸠之以岁功。斤斧挥风，筌绳揆景，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如此档次的建筑，没有官府的一分投资，靠的是社会力量，甭说这是一千多年前，即便今天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那么“千人邑”是个什么组织，会有如此能量，又能集聚起这么大的人气和财力，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呢？历史地看，“千人邑”这种组织有时代性和佛教两大特性。具体点说，它是佛教僧、俗信徒自发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兴盛于辽金两代，只能说是历史的一瞬。
　　关于“邑”，《辞源》是这样释义的：“①都邑也，大曰都，小曰邑，如邑侯邑宰；②古称王畿曰邑；③侯国之称；④大夫称采地曰邑；⑤今称县曰邑。《辞海》注释为：①古称国为；②京城；③泛指一般城市，大曰都，小曰邑；④旧时县的别称，县令曰邑宰。”这里应该取“旧时县”之意。从字面看，“千人邑”的意思是，围绕某个寺院，包括僧尼、官吏、百姓所组成的民间佛教信仰团体。也就是说，在其所属县域范围内，有一千人参与了这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又不限于一个县的区域。“千人”是说人数众多，并非每一个邑社都正好千人。从曾家湾所在地义丰县来看，全县只有四千户，刨除孩子老人，鳏寡孤独，穷困潦倒之人，全县的人都参与这个组织，恐怕也凑不够一千人，所以，邻县一定也有不少信众都参与了这个组织。曾家湾卧如院没有保留下功德碑资料，碑文中只提到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即都维那李守民。能把本县甚至包括邻县的信教僧俗组织起来，共襄大事，单独个体的感召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信仰的力量，才会把这么多的人心凝聚在一起。
　　辽代的“千人邑”是由创建于北魏时期的义邑（邑会、邑社、义社）演化过来的。五代后周世宗灭佛时，曾经连义邑一同毁废。《宋高僧传·道丕传》载：“周世宗澄汰，毁私邑，勒立僧帐。”但是，由于那个时代，河北的北部、东部地区，包括曾家湾一带，已经为契丹所属，因而，这次灭佛对这些地区的民间义邑影响不大，这就为它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
　　辽代僧、俗佛众组建“千人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信众集资，以建功德。二是组织入社的信徒进行各种日常佛事活动。
　　建立功德首要之举是修建寺庙。只有修建大量的寺院，才能容纳人数众多的出家僧尼讲经说法，也为更多的信众提供顶礼膜拜的场所。辽代各地修建的寺庙，大多是由邑社组织的邑众集资合力修建的。曾家湾卧如院如此，距离比较近的丰润陈宫山观鸡寺，年代稍晚于曾家湾卧如院，建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也是众多信教民众集资修建的。
　　其次是筑塔立幢。辽代佛教邑社的僧俗佛教信徒所修筑的佛塔，以埋藏佛舍利的舍利塔为多。乐亭县独幽城村，1978年发现的辽代佛塔，碑文记载：“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说明也是民间“千人邑”组织所建。背面文字为“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记”二十个字。昭孝皇帝为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为1044年，比曾家湾卧如院开始建造的年代——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早二十年。由此可知，千人邑在辽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可小觑。
六
　　曾家湾碑文的撰写者，为沙门行阐。“沙门”一词直译于梵文，原为古印度的宗教名词，泛指包括所有出家人在内，以及其他修行的宗教人士。后来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专门用语，泛指男性出家人，与汉语的“和尚”同义。凡出家人都有法号，“行阐”即为该碑文撰写者的法号。这些都好理解，但令人困惑的是，在沙门行阐前边加了一些修饰语：“武清县南张性，讲经业论”。“武清县南张性”如何理解？《民国滦县志》在《卷四·人民·宗教·寺观》17页“卧如寺”条下，将原碑文中的“卧如院”改为“卧如寺”，将“武清县南张性”的“性”字，改为“村”字。但在《卷二·地理·古迹·金石》59页“卧如寺碑”条文下，又抄录了原文，仍保留“武清县南张性”的文字，这就说明，编纂者对这个问题也有点拿捏不准，所以在同一部书中，收录的同一篇文章的同一个字，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更让人不解的是，同是在这个词条下，却收录了两个卧如寺，“一在曾家湾，清嘉庆七年重修；一在姚庄社解家庄、营城庄，原有香火地一顷十八亩”。大概编纂者也觉得不太靠谱，后边特意加上“旧志”两个字，意思是说，这个说法不是自己的首创，是源于“旧志”。那么“旧志“是怎么记载的呢？查阅《清光绪滦州志》，在《卷九·封域下·纪事》篇43页里，果然与《民国滦县志》有关“卧如寺”的记载一字不差。殊不知，卧如院的方位，在曾家湾村北，解家庄和营城庄村南。《光绪滦州志》在《卷十三·赋役·户口》“姚庄社”条文下，对三个村庄的地理位置描述得很清楚：“解家庄，城西南九十九里；营城庄城西南百一十里；曾家湾，城西南百二十里”，三个村子距离很近。地方志乘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是编纂者缺乏实地考证。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光绪滦州志》在卷首的图识中，在“曾家湾镇”图绘中，把“卧如院”写成“卧儒寺”，三个字竟然错了两个，算得上方志编纂的奇葩了。“院”与“寺”有区别吗？资料表明，尽管人们习惯将“寺院”连在一起表述，但起始的意义还是有点区别的。“寺”的规模要大些，而“院”的规模则稍小点。只是到了后来，这两个字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也就没有了这个区分。阅读曾家湾卧如院碑文，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虽然碑文中用词华丽，极尽赞叹之能事，但仅限于一室的吟咏：“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这就是“卧如院”不能称作“卧如寺”的原因所在。
　　关于“性”字如何理解，遍检史书，包括当今影响最深的《全辽文》和《辽金元文汇》，这两部辽金诗文收录最全的专著，也找不到类似表述，这就使得理解它的含义没有了可供参考的依据，这大概也是大多学者避而不谈的原因吧，包括辽金石刻最权威的《全辽文》也避开了这个字的解释。
　　结合两朝石刻碑文，笔者猜测，这个“性”是“姓”的可能更大。这句话应该这样句读：“武清县南，张姓”，是说行阐出家前住武清县南，俗姓张氏。千年前的碑文，文字有脱落或辨认不清，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从字形看，“性”与“姓”字更接近。出家人云游四方，不在本地坐禅，是很平常的事，在撰写碑文时，特别注明撰写人来自哪里，也算情理之中。
　　关于“讲经业论”，也不免有所疑惑。“讲”是佛门弟子的基本功，讲的内容和深度，以及影响力，沙门中就有了很大区别。佛教中，“经”的典籍可谓数不胜数，能不能全讲，能讲多少，每个僧人的悟性和水平就有了天壤之别，所以佛教界就有了大师和一般沙弥的差别。“业”就是一个人的所做所为，年长日久就会形成“习惯”。这里的“业”应该做动词用，是“消业”的意思，经过修炼消除不好的习惯。“论”是将佛教教义加以诠译，化精简为详明，让信众一听就能够明白。一般佛教用语都是把经、律、论放在一起，称为“三学”，所以放在“讲”的后面，比如民国三十三年版《蓟县志·卷九·石刻》编中，有一篇《沽渔山寺碑记》，碑建于契丹重熙十七年（1048年），寺创于契丹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比曾家湾卧如院稍晚，有“经律论三学之内典，皆悉备矣”之说。再比如安次县正觉寺传戒法师法性塔记，乾统四年（1104年），沙门惠敝，文前有“大辽国燕京南左街安次县正觉寺故讲经律论传戒法师塔记”。不知道什么原因，卧如院碑文却有失常规，把“经、业、论”三者放在“讲”的后面。
　　其实，佛门中的沙门也是讲究学位的，大师应该是最高等级，相当于高等学校的教授级别，而讲经业论的行阐，大体相当于讲师或副教授这个级别。当然这个学位也不是自封的，而是经过考试，由国家主管部门授予，与今天的职称并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