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滦河的东岸，董宝瑞坚定地守望着母亲河。他对家乡的一方热土情有独钟，倾尽心血致力于滦河文化的研究。他既是一位勤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也是一个精于治学、涉猎广泛的“杂家”，走的是一条融写作与治学为一体的“作家学者化”的道路。多年来，他心无旁骛，执拗地在这有着浓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宝地上默默地开掘、耕耘，不仅创作了不少闪烁地域灵光的文学作品，也写出了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其中包括李大钊研究、地方史研究、碣石考辨，以及党史、文史研究等诸多方面，庞大博杂，令人称羡。他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理事，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第三届副主席），秦皇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二、三届副主席），秦皇岛市孤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秦皇岛市徐福·碣石研究会理事，秦皇岛市海文化学会理事，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并长期担任昌黎县作家协会主席。
一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董宝瑞1949年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镇一户经商人家。他虽在辽河之滨撞响了自己的生命之钟，却在滦河流域绽放了颇有绚丽色彩的生命之花。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宝瑞在刚刚4岁时就随母亲跟从祖籍卢龙的父亲移居古城昌黎，变成了一个“昌黎人”。自幼在古老而神奇的碣石山下求学读书的董宝瑞，是到农村插队之后才与文学创作结下深深情缘的。1968年11月，从河北省重点中学——昌黎一中高中毕业后，他旋即到本县施各庄公社施各庄东大队插队落户。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后，他尽力发挥自己在上学期间练就的能写善画的本事，在新闻报道方面写出一些“名堂”，成为一个在全县颇有名气的“土记者”。1970年5月，在写一篇后来被《唐山劳动日报》刊登的人物通讯时，他为自己拟就了一个笔名：“东燕”。“东燕”，取姓董的“眼镜儿”谐音，又寓古燕地东部之人。后来，这成为他发表文学作品使用最多的笔名。董宝瑞是在1971年冬天参加县里举办的业余创作学习班后，开始与在荒佃庄公社后双坨大队插队的中学同窗好友、取笔名“国斌”的郭守恭一起摸索文学创作的诀窍，以自己熟悉的知青生活为题材，模仿着写起小说的。他俩情同手足，我写你改，你写我改，先是在1972年2月15日的《唐山劳动日报》发表了长诗《一生交给党安排》，后是在同年4月14日《唐山劳动日报》新辟的文艺副刊《山花烂漫》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朝阳路上》，又在同年8月15日、11月8日的《唐山劳动日报》同一副刊发表了小说《一堂主课》和《交粮路上》。连续发表几篇小说作品后，董宝瑞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越来越浓。进入1973年，他先在4月3日的《河北日报》发表了短诗《锨儿的歌》，后又在5月6日《河北日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园地》发表了散文处女作《银锄》。这一年夏天，两人一同参加大学招生，郭守恭幸运地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建工系，他则以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河北大学中文系录取。在河北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并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1975年初夏，他到河北省出版局实习，从师同乡戴砚田学习文学编辑业务。在临近大学毕业之际，他写的有上万字的短篇小说《志耕回乡》被编为河北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挑战》首篇，写的有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进击者》被刊发在1976年第6期《河北文艺》的显著位置。
　　1976年秋天，董宝瑞被安排到昌黎县文化馆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刚刚参加工作，恰赶上“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他心情畅快，接连在《河北日报》《河北文艺》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新作。1977年5月，《河北日报》文艺部有意调他去做副刊编辑，但他已经不再想去省城工作。1978年8月，《唐山日报》借他去做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他干了有9个月，又让《唐山日报》编辑部“还”了回来。当时，他已认定，从事文学创作，还是留在比较贴近基层的县里工作为好。1979年夏天，他与新建立的昌黎县文教局创作组的同事，为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同心协力编印出《昌黎风土及传说》《昌黎城头红旗飘》《短篇小说选》《散文特写选》等作品选集；转年，又和同事们一起在办好《昌黎文艺》的基础上，创办了大型文学年刊《碣石》。后来，同事先后调离，唯他留下未动。1985年2月，昌黎县文联重新组建，他被任命为负责日常工作的秘书长，着手创办了颇有地方特色的《碣石诗报》。在此前后，他起主导作用，竭力推动全县掀起大办业余文学社团热潮，先后在一些乡镇、学校、街道、厂矿建立了三十多个业余文学社团，在全省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此基础上，他着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推动校园文学的发展，经过几年努力，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使昌黎文坛涌现了孟黎（李翠华）、一笑（肖沛昀）、苏婷、林闻（王晓燕）、张艳丽、邢小静、杨宝成、李瑞金、丁爱敏等在省内，乃至全国一定范围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和中学生诗人，其中中学生文学新秀林闻在1991年第9期《散文》头条位置发表了散文处女作《静静的栗园》，先后获得河北省“金牛”文学奖和“明珠杯”散文名作奖，并于近几年以散文集《洗澡的麻雀》获得“冰心散文奖”。当时，经他发现和培养的文学新人起点较高，特别是中学生文学新人，接连在《诗神》《儿童文学》《中学生文学》和《开拓》《当代》等报刊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产生的影响很大，引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语文报》于1991年12月特意推出“河北省昌黎县中学生文学作品专号”，集中评介了13个昌黎中学生文学新人的作品。其间，董宝瑞于1988年10月和1990年10月先后远赴桂林和常熟，参加了《农村青年》杂志两度举办的全国农村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1989年夏天，他起主要作用，联系和协助《诗神》编辑部和《农村青年》《中国残疾人》编辑部，与昌黎葡萄酒厂、昌黎县啤酒厂联合，分别举办了“昌黎酒神杯”全国新诗大奖赛、“碣石杯”全国农村残疾青年有奖征文活动，在全国形成了一定影响。从1987年起，多年热心民间文学研究的董宝瑞开始致力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与同事先后编印出《昌黎民间故事卷》和《昌黎民间歌谣谚语卷》，其中由他主编的《昌黎民间故事卷》在北方七省、市民间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得二等奖。紧接着，他又和同事合力编印出纪念昌黎解放40周年的散文、报告文学、特写作品选辑《我爱你，昌黎》，编印出荟萃全县新、老诗歌作者优秀作品的《碣石诗选》。后来，他又领头采写数十篇报告文学、特写，先后编印出《个体劳动者之歌》《精明的昌黎人》《走在前列的人》等反映昌黎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文学作品集，并在1989年夏天与秦皇岛市作家协会主席解俊山、副主席刘学勇一起编印出秦皇岛市纪念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选《蓝色的梦》。
　　进入20世纪90年代，董宝瑞先后出任昌黎县文联副主席、主席，多次被评为昌黎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3年12月，他被评为秦皇岛市德艺双馨艺术家。
二
　　董宝瑞的文学创作起步于到农村插队时期，初期创作的作品以反映插队知青生活为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下那个时代的烙印，带有明显的编造痕迹。他的创作思想出现重要转折，是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1978年4月，他回到母校河北大学所在地——保定，参加河北省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散文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在听取一些老作家的发言之后，他基本理清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决心彻底摆脱和摈弃早期写插队生活作品时所带有的编造痕迹，多写一些表达自己真情实感、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生活和讴歌革命先烈光辉业绩的散文、特写等文学作品。
　　机缘出于偶然。1977年10月，应《河北文艺》编辑之约，董宝瑞为修改与一位驻军文学爱好者合写的散文《碣石新篇》，在去昌黎果乡农村作补充采访时，得以凭吊留下革命先驱李大钊战斗足迹和似水柔情的五峰山韩文公祠遗址。这使他很快就写出发表于1978年第4期《河北文艺》的散文《五峰长翠》，并对追寻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留下的革命踪迹产生了浓郁的兴致。在被借调到唐山日报社工作期间，他借机去了遵化、丰润、丰南、乐亭、玉田和秦皇岛等县、市。1978年11月，他采访到秦皇岛市工业技术玻璃厂技术科副科长朱文竹在“四五”运动时藏诗香山的动人事迹，写出长篇通讯《为把颂歌传万代》；后来，根据采访素材，他又写出特写《迎风文竹》《战士与“花”》和《香山石洞里》，分别发表于《冀东文艺》《河北文艺》和《人民日报》“战地”增刊，《香山石洞里》还被辑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的《丙辰清明纪事》一书。之后，他相继写出在1979年第4期《人民日报》“战地”增刊发表的散文《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在198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杂文《西红柿是怎样跑到餐桌上来的？》等有影响的作品。1979年6月，董宝瑞赴省会石家庄再次参加全省散文创作座谈会。会后，与会人员自由结组到全省各地采风，他只身去邢台、邯郸等地的太行山深处采访，凭吊了涉县赤岸村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写出了发表于《河北日报》的散文《思念》。同年10月29日，北京和唐山、乐亭、昌黎等地举行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活动，他成为本地李大钊事迹的主要“知情”者。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酝酿创作一部追述李大钊在五峰山进行革命活动的文学作品。1980年5月，他写出中篇传记文学《李大钊与五峰山》的初稿。后来，书稿几经周折，被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身——河北人民出版社少年儿童编辑室选中，经反复修改，于1984年1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为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专著，也成为实行市管县体制后秦皇岛市个人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专著，获得秦皇岛市文艺创作一等奖。
　　“花果之乡”昌黎山雄水美，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董宝瑞毕业回乡工作后，很快就把自己的关照点放在了家乡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上。在相继写出《碣石新篇》《红亭山》等散文之后，他利用借调到唐山地区报社工作的机会，采写了《“跑驴周”青春焕发》《碣石儿女的怀念》等特写、散文。返回县里工作后在编印《昌黎风土及传说》时，他又写出了一定数量的介绍昌黎名胜古迹、秀丽风光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颇有历史神韵的散文《碣石观海》。后来，他又情系家乡热土，写出不少钟情乡梓的散文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散文创作自缅怀李大钊题材之后的又一个方阵。
　　董宝瑞借助家乡的地域优势，渐次推出了自己散文创作的一个个方阵，并开始涉身李大钊研究、地方史研究，以及碣石考辨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意无意把写作与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宽，闪烁地域灵光的创作成果愈发显得雄厚、凝重。时至20世纪80年代，他在努力做好本县文学创作队伍的组织、发展等工作的同时，醉心于散文、特写，乃至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方面的写作，先后在各级报刊、电台发表了上百篇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作品。在《李大钊与五峰山》出版前后，他的一些作品先后被辑入《三国胜迹遍神州》《山海游踪》《新杂文集》《全国青年杂文选》《作家与文学青年》《东方美神》等文学作品集。1982年7月，他与马嘶、吴文良等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了散文集《燕山漫步》；1989年4月，评介他的散文创作的文章被辑入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散文论》一书；1994年9月，他的个人散文专集《秦皇岛思绪》被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获得秦皇岛市1994～1995年度“五个一工程”最佳作品奖；1995年4月，他的散文创作传略被列入林非、傅德岷主编，成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散文百家传略》一书；1999年12月，他出任了秦皇岛市散文创作研究会会长，并于2001年1月加入中国散文学会。
　　董宝瑞在从事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写作时，异常看重的是自己笔下表达的意韵是否情真意切，比较注重的是情景的真实、情意的邈绵、情感的喷发；再有就是在写作时刻意追求质朴、淡雅的艺术风格，尽力表达作品情感的魅力，着力揭示一些情趣的奇妙之处。在创作诸多追思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散文作品时，他写景记事，力求刚健清新、真切感人。为此，他十分注意寻找借以倾吐感怀的动情区。《五峰长翠》是他写的缅怀李大钊丰功伟绩的第一篇作品。在叙述五峰山的奇景妙境和追述李大钊到五峰山游览、山居、避难的经过之后，他笔锋一转，把读者的目光引到韩文公祠背依的峭壁平台的一块天然石篷上，借当地人指认其为李大钊当年读书之地，尽情抒发了对李大钊独特而深沉的怀念情感。在追述李大钊在五峰山留下的似水柔情和战斗足迹时，他对李大钊生前喜爱的一草一木也不放过，一一涉笔成趣，抒感寄情，相继写出发表于《北京日报》的《水晶石寄情》，发表于《唐山日报》的《懂情的花》等小中见大、物中见情的散文作品，表达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对革命先驱悠远的眷念。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于1987年夏天修复一新，李大钊全身汉白玉雕像矗立于五峰山前的界石岭上之际，他应《党史文汇》编辑之约，写了散文《五峰山怀李大钊》，倾吐了凝聚多年的对李大钊深切的敬慕和怀悼的心曲，提出在追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不应只想到南湖、井冈，也应想到北大的红楼、昌黎的五峰的见解。在诸多描绘家乡及其邻近地区秀美景色的作品中，他似乎又换了一种笔调，谋篇布局、构思立意重在体现古朴、素雅之美，极力把景物的描绘与知识的介绍紧密结合，熔真挚的情感与深刻的哲理于一炉，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魅力，给人以回味深长的启迪。在写辑入散文集《燕山漫步》的《碣石观海》时，他从容道来，写山的壮美和历史、传说，写奇妙的景色，写自己的想象，并自自然然地揉进史家的考证与见解，使通篇文章显得异常质朴、厚重，能让读者在有意无意中强烈地感受到碣石山的古峭奇丽，体味到作者对壮美山河的炽烈情感。他发表于《河北日报》的散文《酿蜜歌》，亲切、自然，充满了诗意；发表于《文学青年》的散文《秦皇岛思绪》，平易、真切，把对家乡山水的挚爱化作一幅幅平中见奇的画面；他的散文《神游孤竹国》《天马觅踪》等，写的是家乡附近的卢龙、抚宁等地的名胜古迹，抒发的是思古之幽情，揭示的是有着深远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域灵光，表现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和含有真知灼见的审美趣味。这些散文作品，都表现了他对散文美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他朴实无华的艺术追求。
　　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董宝瑞比较注意捕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凝练自己独特的感受。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并游历了省内外许多名胜古迹。他“性乐山”而好游，极喜写一些记游散文；与众不同的是，他并非每到一地，在走马观花之后，就找些资料，或敷衍成章，或拼凑成文，而是注重寻找自己的独到发现或独特感受，尽力写出与众不同的意蕴。就地利之便，他曾多次到山海关城外凤凰山上的姜女庙游览，但直至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地理知识，发现建筑古庙的小山“原来是高山与大海之间镶嵌着的一级古海蚀平台”时，他才写出了辑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山海游踪》的《望夫石上的“脚印”》。长期以来，不少人在游览姜女庙时都醉心于孟姜女的神奇传说，而他却独辟蹊径，指出“望夫石上的‘脚印’，还有那‘泪痕’，并不是站的、哭的，而是被雪白的浪花‘咬’的”，并就此溯本追源，纵横捭阖，道出自己对姜女庙的修建和孟姜女传说的独特见解。他的这篇散文写得不长，却挥洒自如，意象并茂，妙趣横生，是描写姜女庙的众多作品中独具风韵的一篇。万里长城的起点——老龙头也是他去过多次的地方，尽管每去一次都感触颇深，却因始终没找到自己的独特发现而长期没有动笔，直到1991年8月才一气呵成地写出言简意赅、气韵非凡的散文《海岳吟》，发表在秦皇岛市文联主办的《海岳》文学创刊号上。为使自己的作品有独到之处，多年来他耗费了大量心血，每写一稿，往往经过长期的苦苦思索，查阅很多资料。在写辑入《山海游踪》的《燕塞湖波光》时，他曾反复查阅《临榆县志》，摘录了很多诗句（尽管在写作时只用了“嫣红蓄韵花千树”“补足春光十分艳”这两句），还从《昌黎县志》中查到了二郎庙系为李冰之子而修，之后才运用二郎庙的兴衰，道石河的今昔。多年来，董宝瑞创作的散文作品极少有即兴之作，多是“冷”下以后所写。这种冷处理法，使他“牺牲”了一些颇有意趣的创作素材，但他从未懊悔。他认为，若自己没有独到的发现、没有独特的感受就草率动笔，描着别人的样子画自己的图，稍加一点个人的东西就拿出去发表，才是真正的糟蹋创作素材，亵渎创作时机。他在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体会时认为，只有深刻领悟古人所说的“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真谛，才能写出较好的散文作品。也许，这正是他的散文创作的与众不同之处。
　　董宝瑞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在研究写作技巧上也颇下功夫。他的不少散文作品入笔都极其自然、优美，写景记事多从大处着眼，小处动笔。这往往能使自己的作品显得有声有色、娓娓动人，字里行间能透出一种有着朦胧美的诗意。他的语言力求质朴无华、清新别致，这无形中也给他的作品增添了不少美感和艺术感染力。
　　董宝瑞在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同时，亦未忽视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1989年，他集中一个冬、春的时间与精力写出了追述李大钊革命业绩的长篇纪实文学《铁血先驱》；1990年7月，他又写出追述李大钊夫人赵纫兰一生的中篇纪实文学《香山芳魂》。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他重写李大钊与五峰山这一题材，创作了2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性乐山人》，于2002年12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有8万字的《香山芳魂》于2004年5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在写这些纪实文学作品时，他充分运用了散文创作的一些笔法，使作品的审美感觉与情趣显得分外浓郁。近二十年来，他还结合工作写有不少特写、报告文学和一定数量的文学评论文章。他的文学评论多以评介和推出本地文学新人的作品为主，其中有发表于《秦皇岛日报》《海岳》《语文报》等报刊和辑入《作家与文学青年》《洗澡的麻雀》等书的《苏婷和她的诗》《青春豪情在诗里回荡》《心灵与天籁的绝唱》《文学新星从这里的校园闪现》等文章。进入新世纪，他还先后帮助散文作者肖欣楠、张艳丽、蔡秀荣等出版散文集，并写出了《感觉欣楠》《默默沐浴纯情阳光》《心灵散步的芳草地》等评论与序言，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了《莹姿——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名字》等评论文章。他为扶持文学新人的成长进步不遗余力，推动了地方文学的发展，壮大了创作力量。
三
　　董宝瑞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之所以能走出一条融写作与治学为一体的路，并不是偶然的。
　　他在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时，于1976年冬天到昌黎县城附近的犁湾河当“建设大寨县”工作队员，从一个老业余作者那里拿到一套民国年版的《昌黎县志》，借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学等研究所和昌黎县委于1959年联合组织编写的油印本《昌黎县史》初稿和《昌黎革命斗争回忆录》，使他不由产生了研究昌黎历史、地理以及革命斗争史的极大兴趣。转年秋末，他得以凭吊五峰山韩文公祠遗址，又对追寻李大钊在昌黎秀美山川留下的革命踪迹产生了浓郁的兴致。后来，他对考证古今碣石为一山也发生很大兴趣。1980年10月，河北大学中文系许桂良教授点题，希望他在研究李大钊的美学思想方面下些功夫，遂使他开始“恶补”美学理论。1981年春天，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对家乡的历史、地理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又参与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一来二去，他有意无意地开始进行一些地方史和李大钊、碣石考等研究工作，逐步走上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课题之路。他是深知“文、史不分家”这个道理的。多年间，他好整以暇，正确处理写作与治学的关系，尽力把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使之相互补益、相得益彰。
　　董宝瑞是从研究家乡的历史、地理开始，一步步走上与文学创作密切结合的治学之路的。1979年夏天，他在负责编印《昌黎风土及传说》一书时，相继赶写出《花果之乡昌黎》《碣石古十景》等文章，重点介绍了昌黎的秀美风光和名胜古迹。同年夏天，他与到昌黎考察碣石山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来喜结识，开始对碣石考产生浓郁的兴趣。转年初春，他在读到《文史哲》发表的一篇试图否定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的《碣石考》认定今碣石山就是古碣石山的观点的文章后，便向1975年1月陪同文化部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袁水拍等人考察过碣石山的昌黎县图书馆副馆长高洪章了解当时的考察情况，拿到一些资料，开始查阅历代史书的地理志及有关记载，根据昌黎本地的地理、历史状况进行辨析，执笔写出了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写的《碣石考辨》争鸣的论文《碣石考辨析》。1983年11月，这篇文章改题《碣石考》，发表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地理》丛刊第3辑。在此前后，他相继写出《漫话碣石》《碣石考三题》等文章，发表于《俱乐部》和《汪洋》等刊物。后来，他见在绥中县海边和北戴河海滨金山嘴一带相继发现的秦汉行宫遗址均被指认为“碣石宫”，便写出被1987年第6期《河北学刊》、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同时发表的论文《“碣石宫”质疑——与苏秉琦先生商榷》，对秦汉行宫遗址的发现与“碣石”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到20世纪90年代，他又相继写出《古今碣石为一山》（辑入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的《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一书）《“神岳”碣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辑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秦皇求仙·徐福东渡·秦皇岛》一书）等论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期间，他不断修改、补充有关内容，几易其稿，写出《碣石纵横谈》。该书作为滦河文化丛书之一，于2012年8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近几年，他又写出辑入方志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解密秦皇岛》一书的长篇论文《“碣石”之谜》和辑入《秦皇岛历史文化纵览》的书稿《碣石巍峨》。在进行碣石研究的过程中，董宝瑞开始系统地研究本地的历史地理；参加地名普查工作，又使他拓展了在这方面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合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他写出了《昌黎地名考》《碣石山考》《全县自然村及其名称简析》等文章，并起主要作用编写出《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同期，他为弄清昌黎和整个原永平府地区的历史，悉心研究地方志书及《昌黎县史》书稿，通读《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等书，撰写出《碣石史话》，在秦皇岛市文联主办的《汪洋》文学双月刊连载。为此，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选中参加《昌黎县史》的修改工作，主要负责修改从远古到七七事变之前部分，并增写《地理环境与政区沿革》（全书于1985年1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他介入本县的文史资料工作，从1985年起开始兼任昌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参与编印有9辑《昌黎文史资料选辑》，写有上百篇文史资料文章，其中多篇被市、省文史资料选辑选中，并有一些文章在《文史精华》发表，辑入《河北文史集萃》《河北历史名人传》等书。进入新世纪，他又先后执笔写出2004年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昌黎》，2005年2月由昌黎县政协编印的《昌黎农村变革历程》等书稿。2007年7月，他与人合著的《话说山海关》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董宝瑞逐步融入国内的李大钊研究领域。1980年春天，在写《李大钊与五峰山》时，他根据当时能找到的资料，对李大钊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980年10月到保定参加河北省美学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学会理事之后，他先写出在1981年第2期《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谈李大钊山景诗创作的论文《“自然的美”的颂歌》，又写出《浅说自然美对李大钊性情的陶冶》《李大钊美学思想初探》等论文，成为学术界进行李大钊美学思想研究的先行者。1983年，结合修改《李大钊与五峰山》书稿，他在昌黎和乐亭、滦南等地访问到曾经掩护李大钊在昌黎脱险，并资助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著名民主人士杨扶青的一些事迹，在将之补充到书稿之后，又写出文史资料文章《杨扶青与新中罐头公司》。1983年5月，在《李大钊与五峰山》确定出版之际，他写出全面阐述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留下的革命遗踪的论文《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并于转年10月中旬到乐亭县城参加了河北省召开的全国性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始与国内外一些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学者结识。后来，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韩一德等人参加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的一些活动，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的《李大钊史事综录》提供了昌黎和卢龙部分资料，并于1989年4月成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首批会员，当选为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理事。1989年10月，他先后到唐山和北京参加河北省和全国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大会。由北京开会归来，他先后写出论著《李大钊的审美历程》和记述赵纫兰一生事迹的传记文学《香山芳魂》等书稿，并写了一些新的李大钊研究论文，其中《试谈李大钊的审美观》和《伴忠魂铁血长眠香山的杰出女性》《赵纫兰生平纪年》等影响较大。1994年春天，他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故乡》一书写了20余篇文章。1997年夏天，他主笔编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后又撰写出《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陈展大纲》，使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的布展工作得以顺利完成。1999年春天，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合编《李大钊人格风范》一书（红旗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他又有14篇文章辑入其中，并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同年10月，他携带论文《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接连到唐山和北京参加河北省和全国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座谈会。2000年12月，他参加了由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组织的《李大钊传》（2005年5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撰写工作，写出全书的前两章。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他先后写出论述李大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独特贡献的论文《“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和《李大钊永远活在故乡人民心中》等文章，参加了河北省“李大钊与中华民族精神”学术讨论会和中共河北省委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光盘首发式。同年，他撰写的记述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的战斗足迹的电视专题片脚本《“性乐山”的人》获得秦皇岛市有奖征集精品作品活动三等奖。之后，他又为《历史名人与秦皇岛》纪实文学丛书写出长篇纪实文学《性乐山人》。2003年12月，他携带论文《李大钊对毛泽东思想的深深影响》，到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携带论文《李大钊“与时俱进”的思想与实践》，到乐亭县城参加了全国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携带论文《李大钊诞生的年代与社会环境》，到北京参加全国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他写出论文《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论文获二等奖）。2005年，他为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合编的《李大钊史事疏证》一书提供了诸多文章。自2007年起，他又参加了《李大钊年谱长编》的《谱前》和《正谱》1889～1907年部分的编写工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获得了第七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多年间，他在《河北学刊》《李大钊研究》《党史文汇》《党史纵横》《党史博采》《文史精华》等报刊及一些大专院校学报发表有数十篇研究李大钊的文章，其中《“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在苏联留下的珍贵电影镜头》《李大钊为何称袁世凯“一世怪杰”》《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等文章影响较大，被多家报刊摘录。
　　由于研究李大钊的关系，加之与当年战斗在冀东的“文化八路”、部队作家刘大为等结识，董宝瑞对党史研究逐渐发生兴趣，多年来在《党史博采》《党史纵横》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周恩来在日本京都的珍贵留影》《敢为陈独秀说点公道话的人》《红色音乐家劫夫与河北》《电影〈董存瑞〉剧本是怎么写出来的》等文章较有影响。1996年夏天，他有幸参加了电视连续剧《冀热辽烽火》剧本的创作工作，借机走访了不少冀东老同志，搜集了大量冀东抗日斗争史料，对冀东革命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他创作了获秦皇岛市有奖征集精品作品活动优秀奖的《挺进东北》等电视剧剧本，与刘大为合写出《突进沈阳的军事专列》《六十年前悲壮的一幕》等特写，并被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特邀为《河北革命风云录》丛书秦皇岛卷《滦东烽火》（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执行副主审。
　　多年来，董宝瑞比较关注县域经济发展和地方文化建设，抽暇撰写有不少反映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地方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并在《国际商报》《香港商报》和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特写、散文等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被辑入《河北风景名胜》（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等书。近些年，他还先后协助有关部门编印出《千古神岳碣石山》《碣石山旅游指南》《北国胜境——昌黎葡萄沟》《碣石山传说故事》等图书，撰写有《李大钊故乡游》《昌黎风光通览》《华夏之路》等书稿。2007年9月，由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昌黎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近几年，他涉身志书编写工作，先后执笔编写出《昌黎县军事志》和《秦皇岛市文物志》等书稿，并参加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医疗防疫》卷的统稿工作。2011年9月至12月，他又负责修改、编写出《昌黎县志》（1986～2002年）稿的《文化艺术》《风俗》《人物传》等部分的文稿，并为《附录》提供了诸多文章。2012年春、夏，他作为执行主编，又承担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昌黎地秧歌》一书的编写工作，并编出《昌黎地秧歌研究文集》。自2003年起，他参加了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出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和《滦河文化研究》编委，致力于滦河文化研究和弘扬滦河文化等工作。2006年8月，他又涉身孤竹文化研究，出任秦皇岛市孤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11年12月，他被聘为中国孤竹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董宝瑞是滦河流域较早“换笔”的作家之一。从1998年春节开始，他学用电脑，十余年来主要使用电脑写作。自2005年10月起，他在网络设立个人主页，在腾讯博客建立了自己的门户——“昌黎·碣阳书斋”后，开始把写作与治学同经营博客密切结合。至今，他已在自己的博客贴出各种各样的文章2900多篇，在网络世界打造了一个个人的资料库。
　　数十年间，董宝瑞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涉猎广泛，在多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勤恳耕耘，收获颇丰。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论搞什么研究，都和从事文学创作一样，坚持钩沉攫微，刻意求索，从不为哗众取宠乱写什么东西，有着自己恪守如一的文人风骨。2000年夏天，昌黎县境发现一本清朝末年编修的家谱，有人借此炒作唐朝大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祖籍在如今的昌黎之地。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他认为这是在混淆古今昌黎的地域概念，误把古昌黎当作今昌黎。为防止以讹传讹，他相继写出在《秦皇岛日报》《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山海论坛》《滦河文化研究》等报刊发表的《说说韩愈与昌黎》《昌黎〈韩氏家谱〉考辨》《“昌黎”之谜》《昌黎韩文公祠的始建年代》等论文，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其中《昌黎〈韩氏家谱〉考辨》《“昌黎”之谜》被著名韩愈研究专家张清华辑入由其主编的《韩愈大传》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经过多年的孜孜以求的探求、废寝忘食的研究、殚精竭虑的写作，董宝瑞不仅成了著名作家，业已成为研究李大钊和碣石考辨的专家和研究地方史志的学者。这赖于他固守本土，不弃不离，将自己的写作研究与家乡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显然他已经成为地方文化的一张名片。家乡人民感谢他为家乡作出了这么卓越的文化贡献；他也感谢家乡给了他丰厚的文学滋养和精神食粮，才使得他成了一个文化名人。
　　“作为一名学者，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一名作家，他文笔优美，理性成熟；作为一名博客，他真实真诚，广交朋友；作为一名师长，他和蔼亲切，幽默风趣。”这是山东济南爱好文学的一位博友在董宝瑞进入花甲之龄时谈的对他的文格与人格的感觉。这可以说是对他多年为人、为文的写作人生的真实写照和精炼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