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适逢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40周年，唐山市政协组织编写了一本关于老知青的书籍——《唐山知青纪事》。这本书共计71万字，里面选登了百多位老知青及相关方面的回忆文章。2009年底，和我同村插过队的老知青孙凤云来家作客，特意送我这本书。因为书中收录了我这位插友的三篇文章，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一年多来，我时断时续地将这本书读完，现将一些感受记述如下。
　　一、鲜明的特色，厚重的历史
　　1、知青下乡的“三阶段”
　　提起知青下乡，人们立刻会想到1968年，那年下半年，随着“老三届”毕业生大规模分配开展起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才告结束刘延清。据统计，这段时间，唐山市先后安置了近10万知青（其中包括安置北京、天津等地知青），可谓轰轰烈烈。
　　文革中上山下乡，只是整个下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唐山还有过两个阶段开展过上山下乡运动——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这两阶段年代更加久远，再加上当时下乡人数较少，不足万人，人们对这两段下乡历史的了解相对较少。
　　《唐山知青纪事》一书，对唐山市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全方位记述，除知青本身的讲述外，还收录了当时街道、企业、学校和家长如何做下乡工作的汇报，当时农村、市县知青办和劳动部门如何做接受安置知青工作的总结。《五十年代的唐山知青赴边垦荒》（谭国明）、《六十年代初期的唐山知青上山下乡》（凌鹏程）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唐山知青上山下乡》（卜祥城）三篇文章，更是综合性地讲述了唐山市上山下乡的历史。
　　谭国明文章，讲的是最早那段上山下乡历史，非常珍贵。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是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同志亲自提出并主持制定的“要组织城市知青到边疆去垦荒的建议和具体方案”为开端的。在团中央倡导下，北京青年首先成立了“青年志愿垦荒队”，他们立志去北大荒垦荒，并向全国青年发起倡议。很快，他们的垦荒倡议得到河北省、唐山市知识青年的积极响应。文中介绍，当时唐山市有500多名青年报名去北大荒。河北省第一批赴北大荒垦荒的队伍是1955年11月组成的，共100人，其中唐山市有10人，全是男青年；第二批赴北大荒垦荒的队伍是1956年4月组成的，唐山市有800多名青年报名，当时的唐山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70人（男40人，女30人）。这些垦荒队员有的在北大荒干了3至5年，有的干了8至10年，有的则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很多人在那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如今，当年的老垦荒队员已有半数去世，有20多人则把根扎在了北大荒，可谓“献了青春献子孙”。
　　2、“69棵青松”的故事
　　延续二十几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曾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惜有些英雄事迹由于某些原因，当时未予报道，被时间的瀚海长期淹没。本书对这些英雄事迹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其中，发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69棵青松”的故事，就是一例。
　　1973年“八一”前夕，内蒙古建设兵团白音华附近的山丘发生大火，有69名兵团战士，为了保护小兴安岭森林的安全，在火场上英勇捐躯，其中包括来自唐山市古冶区的23名战士。唐山籍原兵团战士沈宝群和李晓娟分别撰写的文章《我心中的69棵青松》（郭书文执笔）和《草原深处那片绿》，为我们记下了这悲壮的一幕。
　　沈宝群讲到，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刮着大风，草原着了大火。“二连冲到火场中心，战士们没有专用的消防工具，只能用树枝拼命扑打熊熊烈火。有的身上着了火，他们就地打滚，站起来继续扑打。火借风势噼噼啪啪地烧着，积蓄多年的腐殖质厚厚地布满山坡，火苗被山风一吹，像一条火龙到处飞窜；风向总变，一会东一会北，偌大山丘成了一片火海，扑火的战士们被烈火围困，忍受着烟熏火燎，呼吸困难；不少战士身体趔趔趄趄，眼瞅着一个个体壮如牛的战士，倒在了火场！活着的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他们身上的衣服成了衣不遮体的布条条……团里接到命令：火速撤离火场，中央已派飞机强制灭火。战友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山上跌跌撞撞撤下来，那情景之悲惨，场面之壮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李晓娟讲述的扑火过程，同样揪人心魄，感人肺腑。“开始我们站在营房前，看到在东南方向的山上一抹红，一会儿功夫，红光扩大到十几个山头，夜幕下半个天际都烧得通红。眼瞧着火头离连队越来越近，接到团里打火命令，连里紧急动员，为保护连队，几台拖拉机去加宽连队周围的防火道。其余的班排抄起铁锹、扫把等打火工具急急地跳上几辆卡车，向火场方向驶去。火场越来越近，人们惊恐地看到火场上空黑烟滚滚，空气弥漫着呛人的草木灰味。下车后只见火苗燎着已干枯的茅草，噼哩啪啦燃烧着，草高的地方火苗有半米高，人都不敢靠近。从城市来的人哪见过这么大火，特别是女生们，个个都紧张得很，我的心怦怦跳着，腿直发软，握着打火用的扫把也抖个不停。连长命令所有的人迎着燃烧的大火冲过去，再反过身用扫帚和铁锹打火，我和大家闭上眼嗖地跳进火里又掉转身嗖地从火里跳出来。”“我们顺火势一溜排开用铁锹或扫帚拼命拍灭火焰，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在烟熏火燎中追着火头跑了十几里地。风渐渐停了，火苗也愈来愈小，到大半夜我连才完成灭火任务。返回的路上，每个人的脸和衣服全是黑乎乎的，身后是过火后漆黑的土地。后来得知，在这场大火中兵团有69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中包括23名刚到草原仅几个月、平均年龄才20岁的唐山籍战士”。
　　3、不忘知青老典型
　　提起知青老典型，人们立刻会想到这些人的生活模式：当年带头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奔赴农村，在广阔天地里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转型——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终结，从此他们或默默无闻，或倍感失落。为了不忘这些老典型，本书专门开辟一章——“当年典范的风采”，收录的16篇当年参加过省、地（市）知青代表会的先进典型汇报材料。
　　这些汇报材料，让我们有幸重温了当年知青先进集体——遵化县燕各庄下乡知识青年创业队 、丰南县蒲台河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创业队、柏各庄农垦区五场渔林队知识青年对虾养殖组，知青先进个人——王志农、冯秀芝、王桂芝的事迹。
　　这些老典型，王桂芝的事迹我比较熟悉，她和我爱人曾同在柏各庄一农场插队。听我爱人讲，当年王桂芝在队上当赤脚医生，真正做到了和农民心贴心，她出诊从来是风雨不误，随叫随到。为给农民看好病，她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为减轻一位患便秘的大嫂的痛苦，她用手把患者的粪便一块块抠出来；为给一位难产孕妇接生，她口对口吮吸新生婴儿口中的秽物。由于表现突出，上面几次给她招工指标，但她都放弃了；保送她上清华大学，也被拒绝。改革开放后，随着知青大规模返城，她回到了唐山市里，被分配在一个街道纸盒厂直至退休。   
　　除上述典型，书中还选登的原遵化县沙石峪知青治山专业队，不辱“当代愚公”精神，艰苦奋斗的事迹；滦县龙坨公社梅庄大队知青小组7名知青，自觉经受磨练，3人每人每年出工300天以上的事迹；滦县雷庄公社知青农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现粮食亩产上“纲要”的事迹，也非常感人。这些老典型的事迹告诉我们，尽管时代变了，但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舍身忘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永不过时，这种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进行改革创新的宝贵财富。
　　二、 生动的讲述，多彩的生活
　　提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正像电影《军垦战歌》解说词所说：“像一条五色斑斓的彩链”。本书组编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了当年知青的多彩生活，归拢起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追求理想，磨砺人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多数人抱定的信念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老垦荒队员刘天勤、许国珍、赵士成的三篇文章，讲述自己当年在冰天雪地、满目蛮荒的北大荒历尽千辛万苦，艰苦磨砺；王素芝的《我下乡那年15岁》，讲述自己当年为了下乡，瞒着家长把户口本交到学校；李力强的《第一次献血》，讲述自己在生产队当保管员时，遇到急重病人主动义务献血；阚星光的《青春金字塔》，讲述了高干家庭出身的知青张海南，把农村当成自己的家，26岁患绝症后，临终前在遗嘱中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入党，二是把骨灰埋在插队的农村，实现自己“要在广阔天地振翅飞翔”的愿望，这些都是对其理想信念的最好诠释。
　　然而，知青下乡的年代毕竟是一个政治风云迭起，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年代，在践行理想信念的过程中，他们遭遇更多的是实际生活的挑战！当初知青们走出校门，都是十五六岁到二十郎当岁的“毛孩子”，他们在家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到农村后处处需要自己动手，从头做起。赵晓军的《回忆在柳赞的日子》，讲述他们刚下乡聚在一起初次包饺子的情形：“我们用洗净的脸盆领回了原材料，50多人分组开包，箱子面、桌子面擦干净了就是面板，废旧的锹柄剁一截，外加空酒瓶便成了擀面棍，尽管我们都笨手笨脚，弄得脸上头上都是面粉，而且饺子包得大的大、小的小，有的甚至奇形怪状，好多一下锅变成了片汤，但大伙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各个兴高采烈，有的人敲着饭盒，直喊过年了。”
　　林霞的《青春的足迹》，着重写她们“集体户”的生活。文中通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把发生在“知青点”的平凡小事贯穿起来，道出了知青生活的苦与乐。文章可贵之处，是通过作者的视觉，从多个侧面写知青如何面对生活，如何解决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遇到的难题，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有一段，她写的是这些知青如何学习牵墒、扶耠子、点谷种、薅谷苗，现场感非常强，如果作者没有对知青生活的切身体验，这样的情节是编不出来的。
　　高文忠的《记忆犹新的“仰八叉”》，只有400字，但通过自己错用套包套牛弄了个“仰八叉”的趣事，说明知青学习农活儿的必要。王建正在农村苦练拳击、斗蛐蛐和人打赌游泳、井下粘麻雀，赵锡臣、卜祥城偷瓜摸瓜的经历，生活味道很浓，字里行间跳跃着青春的活力。马世平的《山村纪事》、孟庆海的《坐牛车的故事》、卜祥城的《知青轶事》、赵锡臣的《乡土情结》，采用乡土语言叙事，让人倍感亲切。
　　 2、天地间，大课堂
　　知识青年在农村，具备很大优势——年轻、有文化、见多识广，他们大部分人经过勤学苦练，很快显露头角，干出了一番业绩。
　　书中“难以淡漠的作为”一章，可谓知青谈自己勤学苦练、锻炼成长的专辑，里面好几位知青都讲到，刚下乡那阵子，他们连下地牵墒、间苗、起粪这样最基本的农活儿都不会干，甚至分不清韭菜和麦苗。天津来的知青言心，在《下乡伊始几件事》一文中谈到：“当时，嘛也不会，到井台去挑水，学着人家的样子，把水桶挂在井钩上，左摆，右摆，使劲，往上拽……嘿，不沉呀？桶没上来，钩了个树杈上来了！”除言心外，孙来幸的《第一次干农活》、赵蕾的《苦中自有乐》，也讲述了自己插队时生活上出的“洋相”。对农村生活不适应怎么办？只能在干中学。
　　很多知青的文章，都讲述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经历。王学军的《我在公社广播站》，讲述自己当年为让村户都能听广播，学习安装电话交换机，建起公社广播站并自办节目的故事。张学孜的《知青搁哪儿都要干出个样子来》，讲述自己在生产队当饲养员时，为了科学养猪，骑车到120华里外的玉田县，向当时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饲养员”叶洪海学习“中曲发酵”的饲养技术。为了养好猪，她采猪草、垫猪圈、给猪拿“虱子”，处处精心照料。她写道：“1969年冬，一只老母猪刚刚产下8个小猪就病倒了，8个待哺的小猪仔立时没了着落，叫个不停。我请求队长找人带我照看好老母猪后，立即把8个小猪背到我家中的炕上看管他们。为了养活小猪，我买来奶瓶，从豆腐坊端来豆浆，手掰着小猪嘴喂起来。小猪乱咬乱拱，咬破了我两个手指，我全然不顾，硬是让他们8个吃上了‘饱饭’。就这样连续十几天，我在家里、饲养处两头喂猪，最后都得以平安。”
　　知青下乡的年代，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知青在农村，除了无休止的生产劳动，几乎接触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食粮。王淑文的《遥远的歌声》，写自己在农场插队时在炊事班打杂，与同去的一个叫阿伟的男青年一起偷听港台歌曲险些被民兵连长发现的事情，表现出知青对精神食粮的渴求。
　　有些知青为了弥补知识不足，冒着“走白专道路“的危险，开始坚持自学。徐珊身的《我村知青出了6名研究生》，成岚的《学无境，苦作舟》两篇文章，就是谈他们在农村的自学经历。当年徐珊身在迁安军屯插队，她在文章中这样回忆：“白天，我们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利用晚上学习，大家克服了身体疲劳、生活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有些数学题就在工间休息时，用树枝当笔、大地当算草稿纸计算；有的同学由于在做饭时作习题太专心而把饭烧糊。补完初中补高中课程。那时还没有任何继续深造的信息，更没有进大学深造的奢望。大家只是认为知识有用。后来，知青们有的成为村里的拖拉机手、公社中学教师、村里赤脚医生，有的成为粮食加工厂的工人、林业科技小组的骨干；在生猪饲养方面利用玉米秸秆试做‘糖化饲料’喂猪，在那个物质紧缺的年代，节约了大量粮食；改造沙土地为稻田、改造黏土地成为果树园。”正是由于坚持了那时的学习，恢复高考后，徐珊身他们村20名知青中有19人有幸进入高校深造。现在这些老知青中，教授级的有5人（其中博导3人），高级技术人员5人（其中中科院空间技术研究所1人，参加了所有的航天器发射测量工作），1人为解放军副师职军官，2人为主任医（护）师，1人为财务主管，4人为讲师。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刻在心上的情感
　　很多老知青的回忆文章，都涉及到两个字：情感。这些文章讲述的情感故事，有的是父老乡亲的纯朴善良，有的是知青之间的手足情谊，还有的是回肠荡气的纯真爱情。美好的情感记忆，深深刻印在老知青们的心坎上。
　　孙青燕，16岁下乡，下乡5年后随着父亲的解放，被落实政策回了城。她在《落在乡间的情结》一文中动情地写道：（我回城）临行前，乡亲们家家都给我送行，做最好的饭菜，送最好的礼物。“队里专门派了辆马车送我到县上。本来我和赶车大哥商量好，明天早上天亮前离开村子，免得再惊动大家又挺难受的。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哥套车的声音还是惊动了乡亲们。有一个大妈来到我屋里，说什么也要让我去他家里吃饺子，大妈说：‘我们家成分高，平时不能叫你来吃个饭，怕影响你。今天你要走了，一定得在我家里吃，哪怕就吃一口，大妈心里也高兴。’我含泪吃下了村子的最后一顿饭。”
　　卜祥城的《乡情用沫》，讲述自己1971年秋在劳动中右眼受了重伤，受到县知青办、公社领导和乡亲们无微不至关怀的事情。当时，领导和乡亲们考虑到他家生活困难，为他个人前途着想，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两次推荐他回城：一次是开滦煤矿招工，主动给他争取了一个名额，可惜因为眼睛受伤没被录用；另一次是1972年夏唐山师范学校招生，再次为他报上名，这次怕再因“视力不足”惹麻烦，乡亲们背着他修改了他的体检表，使他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录取。
　　翟文彦的《西河——我永远的家》，冯晓明的《泯灭不掉的乡情》，讲述自己插队时如何得到乡亲们慈母般关爱的感人故事。翟文彦的母亲不幸早逝，她和妹妹前后下乡，一个在唐山北边的迁西，一个在唐山南面的丰南。她在《西河——我永远的家》一文中写道，当她不远百里骑着自行车从迁西来到丰南县的西河村看望妹妹时，由于筋疲力尽栽倒在地，乡亲们对她们姐妹俩的事非常同情，队里专门研究了她们的事情。他们说，社员们多刨几个地边，打的粮食就能够养活这姐俩的，最后一致同意把她留在了西河村。“那一年大旱，打的粮食不够吃，可苦了西河的乡亲们。可是我们姐俩没受一点委屈，我们吃过西河村的百家饭，穿过乡亲们的粗布衣，这家送瓶棉籽油，那家给几斤盐……终于挺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读完上述几篇文章，我感动得落下眼泪。
　　知青插队时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在广阔天地里很多人通过和异性交往擦碰出爱情火花，演绎出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后来有的开了花结了果，有的只开花没结果，有的花蕾还没打开就不幸夭折了。
　　郭书文的《知青李文英的情和爱》、田金锁的《我和王丫》，讲述的是知青和村里青年恋爱的故事。李文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李子恒系中学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或许曾教过我——笔者），下乡后她和农村青年韩德宝建立了爱情关系，可是不久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李文英按政策回到市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回城那年已经26岁，许多同事给她张罗对象，但都被婉言谢绝，她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还是选择韩德宝。当向同事们公开她和韩德宝的关系时，不少老师表示忧虑：“文英，你可要慎重啊！你们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户口也迁不过来，将来生活怎么安排呀？”而李文英想的却是——下乡7年韩德宝对她的关爱，地震后他对自己母亲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农村，20出头的小伙子一般都有对象了，可韩德宝都30多岁了，一直在等我，现在我进城甩了他，那不是坑人吗？”1977年他们终于喜结良缘。
　　郑树森的《一个冬天里的童话》、孙有会的《割舍不掉的情意》、刘克宝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篇幅都不长，但语言真挚，情节感人。郑树森讲述邻村一个女知青，路过自己的知青小屋时，意外进来做客，通过赠香油、两人包饺子等一些细节的描写，表达出知青间的情谊，自己对女知青“欲说还羞”的朦胧爱意。
　　孙有会讲述自己在遵化县西龙虎公社苍山庄大队插队时，有一次发高烧，受到插友常玉香的精心照顾，相互产生恋情。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来自公社的强行干扰，常玉香被调离去了别的村庄，临走前孙有会把自己平时穿的一件毛衣送给她。后来，孙与同去的另一位女插友宣瑞霞订了终身。一天中午，他在唐山父母家里和宣瑞霞正在吃饭，突然发现，常玉香就站在他家门口，待了老半天后转身走了，他傻呆呆地看着她，却闭口无言。第二天，常玉香托人把孙有会送给她的那件毛背心送了回来。自此，他与常玉香完全失去了联系。孙有会在文章结尾动情地写道：“时光流逝，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的患难之交、此生难忘的朋友——常玉香，你现在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想见到你，亲口道一声：谢谢你！你当年对我的关爱，我将铭记此生。”
　　刘克宝讲述1972年——自己刚满20岁时，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当通讯员，一次执行任务到一个蒙古包做客，结识了一个热情好客的三口之家——50多岁的阿爸阿妈，他们还有一个独生女儿叫乌兰。乌兰18岁，长得漂亮，且能歌善舞，作者以后几次执行任务都在这个蒙古包歇脚，乌兰渐渐对他产生了爱意。一次乌兰做了大胆表白，却遭到作者的断然拒绝，使乌兰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事情发生后，作者也忐忑不安，不知这件事怎么处理才好。因为作者身为兵团战士，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弄不好就得挨处分。一段时间后，他再次在这片草原上遇到每天都在苦苦等他的“阿妈”——乌兰母亲，从阿妈口中得知，自从作者那次离开后，乌兰就病倒了，每天都在盼他。在阿妈的哀求下，作者又一次来到那座熟悉的蒙古包前，轻轻地推门进去，只见乌兰闭着眼睛在那里静静地躺着，像是睡着了。“我仔细打量着她，才两个多月的工夫竟变得这么憔悴，我一阵心酸，赶紧扶住她，让她依偎在我的身上，我吻了她。看得出，她感到是那样的满足。”作者写道，通过解释，她终于理解了我，原谅了我，我们分手了。后来，“当我又一次路过这里时，那座曾让我牵肠挂肚的蒙古包已经不在了，附近的牧民告诉我，他们搬到离这很远的白银花去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远。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还时常为我给乌兰姑娘留下的痛苦而不安。”
　　除了亲情和爱情，还有几篇文章讲述了插友间的友情。孙青燕的《怀念孟艳茹》、曹文阁的《心中的望月洞》、史景成的《灾难降临时的生死真情》，分别讲述了自己和地震遇难的插友生死情感，感人至深。
　　卞哲全的《哥们儿，你在哪儿》，只有千八百字，但文章讲述的事情令人扼腕：作者当年在村里担任知青组长，同村一位知青伙伴一天心血来潮，夜间偷了生产队一旅行兜玉米，在回家路上被逮个正着。为了惩罚这位知青，公社召开批斗大会，把他和“贪污的、搞破鞋的——各色人”放在一起批斗，作者也受指派在会上做了批判发言。这位知青为此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文章中，作者采用多年后和那位知青“通信”的方式叙事，极富亲切感。作者动情地写道：我记得批斗大会是下午开的，“那天后半夜，我突然被一阵声音惊醒！我没听到过狼叫，我觉得就是狼叫。你，扯着嗓子哭。知青点儿在村西头一个土坡子上，是个四方大院，黑暗中十分可怕。”第二天，大队把那个旅行包绑在你的肩上，胸前糊了一张纸，让你自己走遍公社所有的大队，并让每个大队都在上面签字。回城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你，但我一直没忘掉你，“哥们儿，你现在在哪儿？过得好吗？”
　　除文字特色，本书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配有大量历史照片。很多照片，从形象上诠释了文章，对文字的表述起到了补缺作用。侯振民的《我当教师的第一年》，讲述的是自己在农村当民办教师的经历。文章的灵魂，是一张“插图照片”——作者和13名穿着朴素的学生合影，后面是简陋的教室。全篇文章就是结合这张照片讲述：当时，“学校里虽说只有13个学生，但是4个年级，10多门课也真够忙的。一天之中，也不知讲了多少节课。到了晚上，备课、批改作业一干就是半夜。队上的人们文化层次低，有了不懂的问题，只好放学后，骑十几里地自行车，去找老教师请教。”除吃苦受累外，还有两件让他心疼的事：一是当时的语文课本，充满政治口号，根本不能用。于是他鼓起勇气，冒着“翻案”“回潮”的危险，自己编写儿歌、小故事和短小记叙文作为语文教材，受到学生的好评。二是这些孩子没有学前教育，基础太差。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自己动手作计数器、小卡片、编数学游戏，寓教于乐，使学生的成绩提高很快。
　　诚然，本书也有一些遗憾或不足。诸如，所选文章都是讲述生产、生活和知青的学习，没有一篇谈当时的政治形态。知青下乡的年代，政治运动层澜迭起，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如“一打三反”“珍宝岛事件”“普及大寨县”“批林批孔”等——这些运动和事件，大部分知青都是亲历者，如果知青能以亲历角度把这些事件或运动讲述出来，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山知青纪事》的问世，为唐山知青文化的发展、知青史料的整理起到了奠基作用。笔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有关部门能继续组织编写出《唐山知青纪事（续集）》《唐山知青老照片》等史料性书籍，使知青文化能在唐山这块土地上健康成长，为唐山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品位的提升发挥出应有作用。
　　（刘光生，河北唐山市人，曾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后在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12月至2010年3月先后在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工作。1990年被团中央、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优秀环保宣教工作者”，1998年被河北省授予“全省十佳环保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