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一期《滦河文化研究》刊登了李井育先生的文章《盐池会盟考》。李井育先生祖籍滦南,现居北京，对故乡地域文化有浓厚兴趣，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因此与我多有问学往还，令我钦敬。《盐池会盟考》发表以后，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些网站还予以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正是因此，文章发表不久，我就想对文中的一些论据、论点尤其是其中得出的结论进行探讨，与井育先生商榷，以使这一问题得到更加翔实、准确的论证，得出更加扎实、科学的答案。但是，考虑到井育先生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对故乡地域文化研究的高度热情，多年来一直踌躇。然而，“吾敬吾师，吾更重科学。”经过多次考量，还是下决心写下了这篇文字。不妥之处，敬请井育先生、各位方家、读者指正。
　　一、“盐池”之辨
　　中国历史上的辽国，是由游牧于长城之外、紧邻今河北省唐山、秦皇岛两市等区域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建立前夜，契丹族尚处于社会发展的部落联盟时期。时契丹有“阿保机，亦不知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八部之人以为遥辇①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 。后阿保机因汉人教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其后，阿保机以其下汉人“可用”，“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②”。是为史称之“盐池会盟”，亦曰“盐池宴”。
　　此事既称“盐池会盟”，那么，阿保机所称为其所有的“盐池”在哪里呢？
　　李井育先生认为，“滦河流域产盐的地方都在海边，滦河上游产盐的概率极小。根据这一推断，我们把盐池会盟的地点，就应锁定在滦河下游能生产盐而且靠海的地方。这个地域范围大体是昌黎、乐亭、滦南（包括滦县南部）”。
　　然而，井育先生的这一“推断”，实大有可商榷处。
　　首先，《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辽代食盐产地：“盐策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刺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之地。而赢、莫在焉，始得河间煮盐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皆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契丹》记：“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由此可见，“滦河上游产盐的概率”不仅不是“极小”，而是“益多”，而阿保机即后来的辽太祖所说的“盐池”，在“炭山南”，“即后魏滑盐县也。”郭正忠先生考证，炭山盐池位于辽国中京道北安州，亦即今承德、滦平一带③。而吉成名先生认为，“炭山盐池的开发由来已久。《水经注》卷一四曰：‘大榆河又东南峡，迳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堑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迳滑盐县故城东，王莽更名匡德也，汉明帝改曰盐田，右承治，世谓之斛盐城。’从这条材料来看，炭山盐池是自汉代以来就有的池盐产地。西汉时期这里称滑盐县，东汉明帝改称盐田县，北魏时期这里称斛盐城，辽代这里称汉城。”“《辽史·食货志》将镇城列为一处食盐产地。镇城是什么地方？ 《辽史》阙载。《皇华四达记》曰：‘妫州〔唐贞观八年（634）改北燕州置，治怀戎县（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南保岱镇），长安二年（702）移治清夷军城（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旧怀来）。后晋天福三年（938）作为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被割让给契丹。契丹改名为可汗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百七十里至镇城。陉山在镇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处。今曰炭山。’可见，镇城就是汉城，炭山盐池就在附近④。”
　　其次，吉成名先生考证，“辽代食盐产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池盐产地，海盐产地” 。其中池盐产地有“石城县大小盐泊”。吉成名先生之所以认为“石城县”为池盐产地，源于《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的记载，其文为：“滦州，永安军，中，刺史。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统县三：……石城县。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析置以就盐官。户三千。”吉成名先生认为，“从‘辽析置以就盐官’一语来看，辽代在石城县设置了盐官，石城可能为食盐产地”，又引宋人曾公亮曰：“滦州东南亦有大盐泊、小盐泊，交接汉界⑤。”据上，“滦州城东南有大盐泊、小盐泊，石城县和盐官设于滦州城之南便在情理之中了。根据这两条材料可以断定：石城县有大盐泊和小盐泊两个盐池，是一处重要的食盐产地。前引《辽史•食货志》提到，阳洛城为食盐产地。‘阳洛城’可能是‘黄洛城’之误。如果是这样，黄洛城(即滦州城)之所以能够成为食盐产地，也是由于滦州所辖石城县有大盐泊和小盐泊两个盐池的缘故。因此，石城虽然离渤海不远，却非海盐产地，而是池盐产地⑥”。
　　但是，在此，吉成名先生“断定”石城县“是一处重要的食盐产地”是正确的，而认为石城县“是池盐产地”，则颇值得商榷。其一，吉成名先生考证，辽代海盐产地有“海阳县。海阳县位于中京道，濒临渤海，属润州管辖。《辽史•食货志》将其列为食盐产地”。辽润州，《辽史•地理志》记：“润州，海阳军，统县一：海阳县。”则海阳县为润州“附郭县”，即州县治为一地，在今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又有“景州。景州位于南京道，属南京析津府管辖，濒临渤海。永济盐院便设于此。辽释志延《大辽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并序》谈到鸡鸣寺位置时说：‘北依遵化城，实前古养马之监；南临永济院，乃我朝煮盐之所。’可见，永济盐院位于遵化城以南。这里有燕山。《大金国志》卷三曰：‘天会三年(1125年)冬十一月，斡离不军至燕山府盐场。’这里所说‘燕山府盐场’当指永济盐院所辖盐场”；又有“香河县。香河县位于南京道，濒临渤海，属南京析津府管辖。《辽史·卷四○·地理志四》曰：‘香河县。本武清孙村。辽于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置。在京东南一百二十里。户七千。’新仓榷盐院简称‘榷院’。后唐同光年间(公元923—926年)，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设置卢台军盐场，从事海盐生产，将生产出来的盐运至涿、赢、莫等州销售。为了贮运方便，他又在三河县设置新仓榷盐，于是就有了新仓榷盐院。新仓本来仅为新设的贮盐仓廪。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和盐务机构的扩大，这里很快发展为繁荣的市镇——新仓镇。石敬瑭割让燕、云等十六州以后，辽代在这里设置了香河县，并将新仓榷盐院改称香河榷盐院。辽代设有幽州榷盐制置使司，下辖卢台军盐场、新仓榷盐院等。辽穆宗时，张藏英任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宝历二年(公元952年)，辽国发生饥荒。次年六月，张藏英率领‘本军兵士及职员孳畜七千头口’投奔后周，到达沧州。史称：‘(张藏英)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兵千余人，及煮盐长幼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从‘煮盐长幼七千余口’一语来看，卢台军盐场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盐工数以千计”。润州即海阳县，景州即今遵化、香河（时有今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均为渤海岸边与石城县相邻的州县，且均为海盐产地，怎么石城县就因为有“大盐泊和小盐泊”而成为池盐产地了呢？即使石城县有此二盐泊，其所产之盐恐怕也不会是“炭山盐池”“鹤刺泺”所产的池盐而是海盐吧？其二，吉成名先生在对金代食盐产地进行研究时，认为“金代食盐产地有海盐产地、池盐产地、土盐产地和井盐产地四种”。其中海盐产地有东京路（治辽阳，今辽宁辽阳）、瑞州（治今辽宁绥中）、海阳县（治今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辽代“为海盐产地，金代可能仍为海盐产地”，“中都路（治今北京）海盐产地分布于大兴府（治今北京）、蓟州（治今天津蓟县）、平州（治今河北卢龙）、滦州（治今河北滦县）”，其中平州和滦州“濒临渤海，适宜于海盐生产。大定二十四年（1184），会宁尹蒲察通向世宗建议说：‘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世宗回答说：‘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从‘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一语可以看出，滦州曾经是食盐产地⑦”。辽于907年建国，1125年为金所灭，有国218年，期间渤海沿岸没有太大的海陆之变，位于渤海岸边的滦州、石城县在辽为池盐产地，在金则为海盐产地，其转变岂不过于剧烈、突然，吉成名先生的两个结论岂不有自相矛盾之处？其三，郭正忠先生亦考证，“西汉沿海置盐官的地方有：……辽西的海阳……等18处，几乎占汉置盐官38处的一半。可以说明海盐在西汉时已成为食盐中的主要品种”，而此时的“海阳”，郭正忠先生定其“今省、县名”为“河北滦县西南”⑧，在考证契丹“海盐分布与盐池所在”时，认为“润州海阳县（今秦皇岛附近）”“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南）、滦州或永安军（今河北滦县）、石城（今河北开平附近）”有“盐场”，为“海盐产地”⑨。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滦河上游颇有池盐产地，阿保机所说为其所有的炭山盐池，实位于辽国中京道北安州，亦即今承德、滦平一带；而石城县虽时有所谓“大盐泊、小盐泊”，却非池盐产地，而是海盐产地，此“盐泊”亦非彼“盐池”。所以，李井育先生把盐池会盟的地点“锁定在滦河下游能生产盐而且靠海的地方。这个地域范围大体是昌黎、乐亭、滦南（包括滦县南部）”之说，实难成立。
　　二、“炭山”与“唐山（大城山）”之辨
　　李井育先生在“考证走进穷途末路时”，“换位进行思考”，得出“当时契丹人给在汉人居住地从事耕种的地方叫汉城。契丹族属胡人，而胡人这个汉城，当地的汉人则称其为胡人庄”，因此，“胡人耕种居住的各个庄——简称胡各庄”，“现在滦南县的胡各庄镇，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汉城”之结论。而“确定契丹汉城就是胡各庄后，因为‘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我们以胡各庄为坐标点，向西北方向找到的第一座山，就是唐山的大城山”，“炭山就是大城山，因为这里产煤炭而得其名”，“唐、炭读音相近，唐山，是从炭山习惯发音演进来的”。
　　李井育先生在此认为“当时契丹人给在汉人居住地从事耕种的地方叫汉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辽太祖建立的汉城确实是依汉人聚居之地建立，使从来游牧的契丹族地首次出现了城池。但是，仅仅因为没有给出论据来源的“胡人这个汉城，当地的汉人则称其为胡人庄”，进而推出“胡人耕种居住的各个庄——简称胡各庄”，“现在滦南县的胡各庄镇，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的汉城”，又进而“以胡各庄为坐标点，向西北方向找到的第一座山，就是唐山的大城山”，“炭山就是大城山，因为这里产煤炭而得其名”，“唐、炭读音相近，唐山，是从炭山习惯发音演进来的”，则实难以令人信服。
　　对炭山所在地进行了专门研究的白光、张汉英二位先生认为，“炭山在契丹族建国初处于与室韦临界的重要地理位置。辽国建立后,则是辽皇帝、帝后的游猎、避暑和处理军政大事之地”，“正因为炭山所处这祥一个特殊的位置，《辽史》频频地记录了历代辽皇帝游幸炭山的情况。因而国内外史学界对其地理位置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但至今为止，关于炭山的详细位置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而“现今对炭山之说有5种提法，（1）万全县说，（2）庆州黑山说，（3）黑龙山说，（4）滦河上游说，（5）古北口说⑩”，但“唐山（大城山）说”不见。此间，白光、张汉英“炭山在契丹族建国初处于与室韦临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的说法，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此处所谓“室韦”，即室韦族，为古代东北民族，又作失韦、失围。北魏时始见于文字记载，源于东胡，与契丹同类，在南为契丹，在北号室韦，居地在今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及嫩江流域。以狩猎为业，多捕貂，养牛马，食肉衣皮，也种植麦、粟；夏时城居，冬逐水草。唐代室韦分布益广，多达二十余部，其中居今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西迁后发展形成蒙古族。既然“炭山在契丹族建国初处于与室韦临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炭山既与遥遥北地的室韦临界，中间又隔着辽阔的契丹牧地，白光、张汉英虽未明言及此，但绝无可能在今滦南县胡各庄镇之西北的大城山甚至整个唐山地区，则可以确知。
　　又据白光、张汉英研究，“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内的西部，有一条从北至南走向的山脉，南与大马群山山脉相连，北衔多伦地带阴山主脉尾间，连绵百余里。山势险峻，峰峰相连。从北至南有20余座海拔1800米以上的山峰，它们依次是喇嘛山、楼子山、哈达门坝、草帽山、狮子山、门头坝、小二太坝、哈叭坝、沙桶坝、千松坝、伊克岭（宜肯坝）、雕窝山、黄梁、牛圈子坝、小坝子、巴颜图固尔山、小梁山、古道坝、介盘梁（界牌梁）、道豁子坝、东猴顶山等，形成一条庞大的天然屏障，和《辽史•地理志》记载的‘南控黄龙，北滞演水，冷隆屏右，辽河堑左’及《辽史•世表 》记载的‘契丹阻冷隆山以自固’相符。巴颜图固尔山、小梁山与东猴顶山，被滦河源头分为南、北对峙两座山峰，相离仅公5里。”“辽时所指的‘炭山’是对某座山而提的，后来人则是指某一个范围而谈。巴颜图固尔山和东猴顶山以北和西南的整个山脉，如果按现代人的看法都应称为炭山。但我们认为炭山，应该指巴颜图固尔山和东猴顶山11。”
　　炭山如此，那么，唐山暨大城山之得名如何？
　　刘秉中先生考证，“唐山（大城山）名称来源有二：后唐说和唐朝说” 。后唐说认为，“唐山（大城山）之名称，在志书中有所记载。《永平府志•山川》中写道：‘唐山顶上有石城，周二百余丈，相传为后唐李嗣源屯兵处，基址犹存，山之唐者，实始于此。’由此看来，由于后唐李嗣源在山上筑石城，名之曰大城山，又取‘后唐’中之‘唐’字，此山唐山。《后唐书•庄宗纪》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期间（923—926年），幽州节度使、庄宗义子李嗣源曾率兵击后梁兵于青山口（今迁安县境内），途经此山，筑石城于山上。据此，大城山、唐山之得名，当在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期间，即公元923至926年间12。”唐朝说则由赵竞存先生考得，其主要观点为：“唐山有唐代将军姜兴（行）本墓。相传唐李世民东征时，曾屯兵于唐山；姜兴（行）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屡树战功，后摩天岭一役，以身殉国，太宗嘉其功，埋骨唐山，盖唐山之‘唐’字，始自此时”，而“旧志中有关唐山之古迹，多来自唐朝”，“唐代在今唐山各县所遗留下来的古迹与传说很多，有参考价值，说服力强13。”则唐山暨大城山之得名，与炭山无关。
　　三、辽初“汉城”与“胡各庄”之辨
　　如前所引，李井育先生认为，“契丹人给在汉人居住地从事耕种的地方叫汉城。契丹族属胡人，而胡人这个汉城，当地的汉人则称其为胡人庄”，因此，“胡人耕种居住的各个庄——简称胡各庄”，“现在滦南县的胡各庄镇，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汉城”。
　　白光先生认为，“有关辽初汉城之说，史学界争议很大，现有几种看法，但都不能统一。目前根据掌握资料来看有3种观点，即：猫峪城说、大宏城说、石头城说。”不见“滦南县胡各庄说”14。
　　而据白光、张汉英考证，“丰宁坝上地区的西部，后魏时属滑盐县所辖。辽代其北部为平地松林的一部分。西北部10多公里的沽源县有辽圣宗时承天皇后的避暑凉殿（俗称肖银宗梳妆楼）的建筑。从凉殿向西7公里处的小河子，便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置的羊城遗址。西南的赤城县龙门山南为辽太祖建立的汉城。赤城县博物馆提供的文物资料证明，在赤城县云州乡沙沟村发现1个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大遗址。遗址西、南被白河环绕，北有龙门山做依托。沙沟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琉璃瓦当、陶片等遗物。我们根据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河水走向等分析，认为这个辽代遗址可能是汉城15。”
　　白光先生又具体考证，“唐朝灭亡以后中华大地出现了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战乱频繁，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为安置汉族流民，塞北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所谓‘汉城’。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北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大滩村古代遗址查出两座古城。“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来分析，应是辽代早期城址”，而且“无论从幽州、炭山、滦河、滑盐县、盐泊之利和城市建制等方面，应是辽代众多汉城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的最早的汉城16”。
　　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则注阿保机任可汗的第五年（911）置矿冶的所在地“汉城”在“今河北承德南”17。郭正忠先生亦认为，“至少可以断定：辽代镇城或汉城，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北，丰宁县西北，沽源县东南18。”
　　而滦南县胡各庄，《滦南县地名志》记为，“据《滦县志》载，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胡各庄属滦州独二社。该村世居曹、胡二姓，故名曹胡庄。后因曹姓绝嗣，改称胡各庄，沿用至今19。”《滦南县地名志》在此虽未言明“世居”胡各庄的曹胡二姓何时定居于此，但却明确指出：一，胡各庄之称为胡各庄，是因为“世居”于此的曹姓绝嗣，遂由原称“曹胡庄”改来；二，胡各庄之称在明朝永乐二年已存于方志，说明其名由来有自，或与李井育先生认为的“属胡人”的契丹有关，但难以确定，似以存疑为好。
　　如此，则断言胡各庄为“胡人耕种居住的各个庄——简称胡各庄”，“现在滦南县的胡各庄镇，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汉城”，似不稳妥，或可再下功夫，深作考征，以求确论。
　　四、“杀胡林”与“洪家林”之辨
　　李井育先生认为，“杀胡林，在辽史研究中是一大疑案”，“各野史的‘杀胡林’则是不现实的杜撰”，“契丹发迹的大本营就在滦南”，“杀胡林，就是现在的洪家林”，并指出“史学家翦伯赞就提出杀胡林在滦县的说法”。但他对前一提法没有提供史据，对翦伯赞先生的提法亦没有给出出处，不免令人疑惑。
　　而对于杀胡林，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卷十》记为，“杀胡林在栾城县”。宋范成大在《题<蕃马射猎图>》诗“猖狂若到杀胡林，郎王犹羓（bā）何况汝”后自注：“（栾城）唐属赵州，后属真定府。”清翁元圻注《纪异录》(宋秦再思撰)：“林内射杀狐，因以名之。《续通典》（清嵇璜、刘墉等撰）云：‘唐天后时，袭突厥，群胡死於此，故以名之。’”则杀胡林似以武则天时袭杀突厥得名，范成大诗所说“郎王犹羓”，所指为辽太宗死于“杀胡林”之事。
　　史籍记辽太宗耶律德光死事，主要如下：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记，德光于大同元年（947年）进攻中原失败后，于四月丙辰朔（初一）“发自汴州”，“乙丑，济黎阳渡（在今河南浚县）”，“戊辰，次高邑（今河北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栾城”。
　　《新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记，三月“十七日，德光北还。初离东京（今河南开封）宿于赤岗……自黎阳济河，次汤阴县界”，四月“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胡林之侧”，“是月二十一日卒”，“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肠胃，以盐沃之，载而北去，汉人目之为‘帝羓’”。
　　对此，《契丹国志》等史籍也有相关记载。
　　则耶律德光征中原北还，不仅记于“正史”，有起始时间、地点，有所过、驻时间地点，有“崩”即死亡时间地点，实不可轻以“野史”“不现实的杜撰”目之，而杀胡林，在河北省栾城县亦无可疑。
　　而李井育先生所说“杀胡林，就是现在的洪家林”，经查《滦南县地名志》，所存570个自然村中，并无“洪家林”一村，依井育先生“当地人给这里叫洪儿林，杀胡切，就是把‘杀胡’两个字快读，就读作洪。其次，契丹人居地而姓，这里是杀胡人的刑场，后来转引作邢姓。再次，契丹人风俗东向为上。东为阳，西为阴，这个刑场必然在汉城以西，洪家林在胡各庄（即李井育先生所考定的‘汉城’）正西”，则此洪家林或指今日滦南县西部的邢洪林村。但《滦南县地名志》记邢洪林村为，“据《滦县志》载，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地属滦州狗儿社。邢姓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因村南树林中落下一群鸿鸭，周围几个村子都取名鸿鸭林。故以邢姓立村，取名邢鸿鸭林，写成邢洪林20。”此版《滦南县地名志》虽未说明所据的《滦县志》为哪朝哪代所修、并将63.2％的村记为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似有不确之处，但依此志所记，邢洪林村除“在胡各庄正西”，其余均与所谓辽初“汉城”无涉。说“杀胡林，就是现在的洪家林”，除“史学家翦伯赞就提出杀胡林在滦县的说法”或值得研考，实无可着力处。
　　五、“盐池会盟”发生时间与滦州入辽时间之辨
　　李井育先生认为，“公元915年十月，契丹盟主耶律阿保机，在现今河北唐山东南的古滦河流域，滦南县胡各庄一带的盐池……在邢洪林血腥地杀戮了诸部人……”那么，“盐池会盟”在一般史家考证到底发生在何时？此时，滦南县乃至“唐山东南的古滦河流域”，属于当时的哪个政权所辖，是契丹还是中原汉人政权？
　　与李井育先生结论不同，肖爱民先生考证，“盐池宴”“最有可能的是发生于对室韦诸部的征服过程中。据张久和研究，唐代有确切名称的室韦部落达20个，大部分在洮儿河以北。黑车子室韦是其中的强部，驻牧于今锡林郭勒盟草原，居契丹和奚西北部。9世纪中期有7部，又称7姓室韦。10世纪初，已发展成8部。由黄室韦部分化而成的大、小黄室韦，大概是其组成部分。《辽史》卷33《营卫志下》载：‘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室韦户。太祖为达马狨沙里(扈卫官)，以计降之，乃置二部。……’此事又见《太祖上》：‘为挞马狨沙里，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耶律曷鲁传》：‘太祖为挞马狨沙里，参预部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综上所述，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此事件具体过程如下：在遥荤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挞马狨沙里时，他命令心腹曷鲁领数骑传信于大、小黄室韦部，然后以计降之，置突吕不室韦、涅剌挚古二部。那么，阿保机所用何计?笔者认为就是‘盐池宴’，所杀的诸部大人是二黄室韦部的大人。……二者发生的时间相符，均是发生于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初期。通过《辽史》的记载，使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是在阿保机为挞马狨沙里时，即唐天复元年(901年)以前。”“901年以前，当阿保机为挞马狨沙里时，在今达布苏盐池（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盐池苏木境内）采用妻子的计策，设‘盐池宴’，诱大、小黄室韦部大人来赴宴，伏兵杀之，开始走上‘化家为国’的道路”21。而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则把“盐池会盟（盐池宴）”的发生时间考定为公元916年22。总之，以目前所见资料，耶律阿保机“盐池会盟（盐池宴）”的发生时间，最迟不会迟于公元916年。因为，“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初一日（916年3月7日），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终于抛弃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的制度，在‘总国事’耶律曷鲁率百官的推戴下，登上皇帝宝座”23。在新的封建制的契丹国家，已经没有了可以“聚议”“代立”“部之长”的“八部大人”。
　　而此时由旧时滦州划分出来的今“滦南县胡各庄一带”“邢洪林”，又归于哪个政权管辖，何时归于契丹（辽国）统治？
　　陈晓菲女士认为，“关于平州（辖滦州）入辽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曾经存有分岐意见。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是刘守光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把平州送给了契丹人，则契丹占有平州，最迟为公元 911 年；二，认为契丹于辽天赞二年、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攻取平州；三、认为燕云十六州包括有平州，随燕云十六州一起被石敬瑭送给了契丹24。”
　　而陈晓菲女士考证，“据《辽史》卷2《太祖纪》记载：‘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即后来的太宗）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辽史》卷3《太宗纪》：‘天赞元年，（耶律德光）授天下兵马太元帅，寻诏统六军南徇地。明年，下平州，获赵思温、张崇。回破箭笴山胡逊奚，诸部悉降。复以兵掠镇、定，所至皆坚壁不敢战。’《辽史•地理志》：‘平州，辽兴军，上，节度。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秦为辽西、右北平二郡地，汉因之。汉末，公孙度据有，传子康、孙渊，入魏。隋开皇中改平州，大业初复为郡。唐武德初改州，天宝元年仍北平郡。后唐复为平州。太祖天赞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错置其地。统州二、县三。’据此可知，《辽史》认为契丹人占领平州的时间为辽天赞二年，即923 年。”“《宋史》卷90《地理志》对此事的记载为：‘平州，隋置，后唐时为契丹所陷，改辽兴府，以营、滦二州隶之。宣和四年，赐郡名渔阳，升抚宁军节度。五年，辽将张觉据州来降，寻为金所破。县三：庐龙（赐名庐城），石城（赐名临关），马城（赐名安城）。’《宋史》的记载也印证了契丹从后唐手中夺取平州这一事实。”则滦州当也是“在923 年，由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唐手中取得的”25。
　　如果陈晓菲女士的结论成立，则在辽太祖“盐池宴”发生的916年，甚至更早的915年、901年以前，契丹还没有占领包含今“滦南县胡各庄一带”“邢洪林”的滦州，辽太祖又怎么可能在此设计、发起“盐池宴”，滦南又怎么可能成为“契丹发迹的大本营”？
　　综合以上分析，李井育先生在《盐池会盟考》一文中“契丹发迹的大本营就在滦南”，“公元915年十月，契丹盟主耶律阿保机，在现今河北唐山东南的古滦河流域，滦南县胡各庄一带的盐池……利用宴盟的机会……在洪家林血腥地杀戮了诸部人……第二年，也就是神册元年，阿保机在滦南登基当了契丹民族的第一个皇帝”的“结论”，没有直接、充分、合理的史料支持，结论的推导过程亦有模糊迷离之处，这需要读者学习参考此文时切切注意。
　　
　　注：
　　①遥辇，当时的契丹部落联盟首领。
　　②《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③郭正忠《契丹盐业及盐务管理》，《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转引自吉成名《辽代食盐产地研究》
　　④吉成名《辽代食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2006年4期
　　⑤(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番界有名山川》
　　⑥吉成名《辽代食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2006年4期
　　⑦吉成名《论金代食盐产地》，《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三期
　　⑧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卷），第31-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⑨《中国盐业史》（古代卷），第372-373页
　　⑩15白光 张汉英《辽代“炭山”考》，《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111416白光《大滩，耶律阿保机始建重镇文物古迹——辽初汉城考略》，白瑞杰主编《丰宁考古、文物与民俗文集》第226-236页，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2刘秉中《唐山市的山与河》，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唐山文史资料大全•地区综合卷•上》，第544页
　　13赵竞存《唐山（山名）得名考》，《唐山市志通讯》1991年第一期，转引自刘秉中《唐山市的山与河》
　　1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上册》第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
　　18《中国盐业史》（古代卷），第374页
　　19滦南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滦南县地名志》第14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3月第1版
　　20《滦南县地名志》，第297页
　　21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22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第4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2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上册》第156页
　　2425陈晓菲《平州入辽时间之我见》，《沧桑》，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