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原昌黎二中（今昌黎一中，以下称昌黎一中）修建操场时，出土了一批“千秋万岁”瓦当和大型板瓦等古代建筑构件。其中一块比较完整的“千秋万岁”瓦当和两块近半米长的大型板瓦，一直珍藏在昌黎县文物保管所。保存下来的这块“千秋万岁”瓦当，厚2厘米，直径14.5厘米。圆瓦当中心为突起的乳钉状圆柱芯，其外饰一周弦纹，四方起双阳线将瓦当面四等分，每格填有一字，为自右向左直读书写，阳文小篆体“千秋万岁”，瓦缘狭窄。两块大型板瓦，一块长43.2厘米、宽13.5厘米，一块长42.8厘米、宽28.5厘米，厚度均为1.5厘米。为了弄清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情况，上世纪90年代初，在昌黎县政府挂职担任科技副县长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姚文权，组织有关人员到文物出土地——现在的昌黎一中校园实地勘察。据当时任历史课的老教师李子昌回忆，1958年秋天该校扩建校园整修操场时，在从操场北半部高坡取土过程中，发掘出一批“千秋万岁”瓦当和大型板瓦等古代建筑遗物，由于残破的较多，仅挑出一块比较完整的瓦当和两块较大的板瓦送交县文化馆收藏，其余的如剩一两字或三字的残碎瓦当和损伤较重的板瓦等没有保存下来，多已散失。
　　一、“千秋万岁”瓦当断代
　　瓦当又称“瓦头”，指的是陶制筒瓦端下垂的特定部分，其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瓦当是古代建筑的重要构件，具有保护木制屋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中国的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当时的瓦当仅处于初期阶段，形制、制作都比较简单。约在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晚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模式，并成为一些大型建筑的重要构件。
　　早期的瓦当为半圆形，战国及秦时期圆形和半圆形瓦当并存，早期纹饰主要为兽面纹，后来逐渐向卷云纹等其它纹饰发展。秦代主要盛行动物图案的瓦当。到了汉代以后，在继承秦代瓦当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瓦当的图案装饰上一时涌现出大量篆体书的文字瓦当，成为汉代瓦当的一大特色。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汉并天下”“延年益寿”“亿年无疆”等。秦汉瓦当的区分断代大致有五点。一是秦代瓦当，中央无大圆柱，汉代必有圆柱。二是秦瓦背面，系先做一个整瓦筒，与瓦当结合一起，后用竹刀或木刀在泥坯未干透时，切去一半，所见秦瓦背面切痕甚为显著。汉瓦最初如“汉并天下”瓦当仍沿用此法。稍后则仅做半筒，其筒瓦纵断面平滑，毫无刀切之痕迹。三是秦瓦狭边，用手捏成，宽窄不匀圆，汉瓦则边轮极为修整。四是秦瓦出土地点，皆在咸阳、凤翔两大城区及秦行宫遗址。汉瓦则散出各地。五是秦瓦颜色纯青，面积不大，汉瓦土锈多于秦瓦，青色稍减，面积小者尚略大于秦瓦。依此断定昌黎一中北操场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和大型板瓦为汉代建筑构件无疑。考古专家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对汉瓦进行分期，将汉瓦分为三期：汉初至文、景帝时为初期，武、昭、宣帝时为中期，元、成帝以后至王莽为后期。初后两期，瓦当面积略相似，只有中期面积特大，边轮特宽。初期文字，非常紧密严肃，“高安万世”“千秋万岁”是代表作品。中期字体宽博，“永承大灵”“涌泉混流”是代表作品。后期字体流丽匀圆，“则寺初宫”是代表作品。昌黎出土的窄边“千秋万岁”瓦当符合西汉初期瓦当之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昌黎一中北操场古建筑遗址的年代应为西汉初期。
　　二、建筑遗址历史背景
　　今昌黎之地于西汉初期置絫县。絫县隶属辽西郡，历经二百余年至东汉初年并入临渝县。
　　西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基本承袭秦郡县制，多数郡县辖区的界限划分是依据自然地理要素中的山、川及河流的走向为界，同时遵循“县大率方百里（汉代百里约合今35公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为基本原则。絫县辖境西以古濡水为界（据孙乃斌先生考证，古濡水河道在今滦河以西唐海、乐亭县界之东20里许，南至石臼坨对岸入渤海），西北与肥如县相邻，东北与郦城县搭界，南至渤海。据推测，絫县辖境应略大于今昌黎县域范围，面积当大于“方百里”（1225平方公里，今昌黎县域面积为1184平方公里），约为1600余平方公里。
　　西汉时期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里、邮。亭、邮有的设在城市中，有的设在集镇和交通要道上，成点、线状分布；乡、里呈网状分布，里是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据考证，推算絫县应有3乡，12亭。当时“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所以，絫县应有约30个“里”级机构，由于里是当时的最小行政单位，极有可能与现在的村相当。若如此，絫县的聚落可能在30个左右（村落之名始见于《三国志》，之前称聚落），以当时絫县境域面积1600平方公里计算，则平均约50余平方公里有一个聚落，聚落间距约为7公里，即汉代的20里。亭与邮都只是置于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在交通要道，“大率十里一亭”，絫县12亭应是分布在由其县城分别通往邻县的交通要道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昌黎境内的城关、邵埝坨、河南庄、东林上、小庄、陆庄、吕庄、相公营、十里铺乡西张各庄、陈各庄二村、平安庄、牛官营、裴各庄二村等地曾多次发现战汉时期的遗迹遗物。查《昌黎地图》，小庄遗址位于泥井街西北1公里处，西距陆庄遗址7.5公里，南距河南庄7公里，东偏南距吕庄7公里，北距昌黎一中9公里；吕庄与河南庄相距7公里；陆庄遗址与邵埝坨相距8公里；一中与邵埝坨间距9公里；东林上距一中8公里；小庄距平安庄6.5公里；平安庄距牛官营6.5公里；陆庄距裴各庄二村7公里，距陈各庄二村8公里；陈各庄二村距相公营9公里。
　　昌黎境内战汉遗迹分布图
　　
　　注：图中▲表示战汉遗址
　　根据上述诸遗迹地点的分布情况，各相邻遗迹的距离大多相距7公里左右，最大未超过9公里。这一现象与前述讨论的絫县聚落分布规律基本吻合，上述各遗址遗迹地点应当就是絫县聚落的一部分。
　　三、遗址原建筑的规格等级
　　据《中国古代建筑》载，屋顶覆瓦源于西周时期，至战国时期宫殿的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秦汉时期普遍使用大板瓦和圆形瓦当，但仍属于高级建筑材料，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的。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秦汉瓦当及大板瓦基本出自宫殿、行宫、衙署等建筑遗址。秦汉时期普通民居房屋的形制档次还非常低，在秦汉聚落遗址发掘资料中很少发现大板瓦、瓦当用于普通民居建筑。据《怎样鉴定古建筑》云：“战国时有了空心砖，完全为砌筑墓室使用。汉代有了条砖、方砖、楔形砖及带榫的券砖。最早发现的是砖墓四壁的墙砖。地面上的建筑在汉代仍以夯土墙为主，个别使用土坯墙。此后重要建筑多采用土坯墙，有的还在砌土坯时内部增加‘木骨’”。200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裴家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的6座辽金时期房址全部是半地穴形制，没有砖瓦建筑。2011年，在丰润的后冯各庄及施家营发掘的辽金遗址，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址，亦无砖瓦建筑痕迹。说明辽金时期人们的居住条件仍是比较简陋的。辽金时期距今已有近千年，那时的社会生产力及百姓生活状况虽说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终归要强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考古研究显示，两汉时期除官府王贵外，普通百姓几乎就没有用砖瓦建筑阳宅的。经济条件富裕的人家虽然住房不是砖瓦房，但是却不惜重金用砖、石构建墓葬。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汉代绳纹砖几乎全部出自汉代砖室墓。据历史学研究，自亘古以来人们视死如生，顽固地坚持认为人死后灵魂犹在。这种观念历经几千年不衰而延续至今。现代人们大办丧事，又吹喇叭又唱戏，不惜重金修建阴宅就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说，昌黎一中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及大板瓦是不可能用于普通民居，而应是或如行宫、衙署、馆驿等高级建筑构件。
　　四、建筑遗址可能是碣石古道上的馆驿或行宫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设置三十六郡(后陆续增设到四十九郡)，除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外，还统一了车轨，并于第二年开始在全国修筑驰道。以当时的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方放射。汉朝驰道大体沿袭秦代，只是作了进一步规划与扩展。据《天津公路史略》记载，秦汉时期的九条具有全国性的驰道中，有两条通达碣石。
　　1、九原(包头市西)至碣石
　　这是秦统一全国后，为了防御匈奴的内扰，把战国时各诸侯国修建的长城连接了起来，采取了“移民实边”“沿边筑城”“据险设塞”的政策。沿长城内侧，西起九原，连结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然后通过天津北部地区的渔阳、无终等重镇，而东到碣石，形成了从东到西一条横贯中国北部的交通大干道。
　　2、咸阳至碣石
　　这是西起都城咸阳，通往东北疆域远达朝鲜半岛的交通线。由咸阳出发，往东经河南境，往北沿太行山麓，经邺城、邯郸、中山、燕京，通过天津北部无终(蓟县、玉田)，经土垠（今丰润），到碣石。
　　1985年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秦行宫遗址，1986年绥中县万家乡发现的秦汉大型宫殿遗址群，证实了上述碣石驰道的存在。据《中国交通史》记载，当年秦始皇东巡碣石走的就是咸阳至碣石驰道。
　　驰道就是车马大道。秦修驰道规模宏大，标准较高。据《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频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应劭注：“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资治通鉴·汉记》武帝太始三年条胡三省注引孔颖达说：“驰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中道（御道）供皇帝使用，两侧旁道供臣民通行。“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记述了驰道的修筑规则。中道宽三丈，种上青松，作为界标。“后筑其外”的“外”字指处理表面，即路面。“隐以金椎”的“隐”字与“稳”通用，都有安稳、坚稳之义。《汉书·贾山传》服虔注：“隐，筑也，以铁椎筑之。”颜师古说：“筑令坚实而使隆高耳。”《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说：“隐即稳字，以金椎筑之，使坚稳也。”这两句是说，驰道加铺路面，并用铁椎夯实，使之隆高，以分流水。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遗址，勘测直道最宽处为50米，转弯处更宽到60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
　　驰道建成后，秦始皇曾多次经驰道巡行郡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继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巡陇西郡、北地郡后，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两次东巡至泰山。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则自咸阳东出函谷关，取道三川郡、河内郡，北上邯郸郡、巨鹿郡（郡治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恒山郡（郡治东恒，今河北石家庄北郊）、广阳郡（郡治蓟县，今北京市西南）、右北平郡（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归途经渔阳郡（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代郡（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雁门郡（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至云中君（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南下经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返咸阳。
　　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余辆，官员兵丁1000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这些大道，沿路设驿站、行宫、馆舍和军事设施，供皇帝出巡、官员往来以及官府邮传之用。
　　为了保持驰道的畅通，在战国初创驿站的基础上，秦、汉两朝又进一步发展了馆驿制度，按不同距离，分设邮、亭、驿、传。大体上是五里设一邮，十里设一亭，三十里设一驿或传。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菜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菜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由于秦汉时期的官府公文、官员奏章、书信往来是使用竹木简片，所以，各级官府邮传事务繁忙。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据史书记载，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据此推算，自碣石山脚下乘车至北戴河金山嘴秦行宫遗址正好是一天的行程。所以秦汉时期在碣石山脚下的驰道旁一定设有驿站、馆舍或行宫。
　　秦始皇东巡的大队人马中途休息必下榻行宫，按日行70里推测，在碣石驰道上每隔70里左右应建一座行宫，其规模可能要小于北戴河金山嘴秦行宫。所以，昌黎一中出土的大板瓦和“千秋万岁”瓦当极有可能是碣石驰道上的秦汉行宫之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