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八厫，今河北省曹妃甸区十农场场部所在地。据《李八厫李氏家谱》记载，该村居民为明朝永乐年间移民后裔，世代以熬盐为业，为长芦转运司蓟永分司越支盐场管辖。历史上，百业之中，以灶户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李鸿章，清末著名大臣，官至直隶总督。由于位高权重，人皆尊称其为李中堂。堂堂一品大员，之所以与偏处一隅的贫穷灶户发生关系，只因这里发生了一起特殊命案。

一

　　案子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 年），李八厫灶户与丰润盐商“震豫恒”多年积累的矛盾爆发，发生群体械斗，双方竟使用了很有杀伤力的大抬杆猎枪。两名商贩当场毙命，维持秩序的多名汛役（相当于今天的缉私警）受伤。

　　自古盐商在朝廷中就享有特殊影响，吃此大亏，“震豫恒”岂肯善罢甘休，一直上诉到直隶总督李鸿章门下。李鸿章是于同治九年（1870年）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兼理盐务。由于盐课事关财政收入，长芦盐区的永东地区（永平府所辖区域的盐场和引岸——笔者注），又一直是贩盐走私的重灾区，大多盐商不敢承办永东盐务，欠课严重，而李八厫又比邻永东，这不能不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多次指示长芦盐运司要彻查此案。转运司便将这个任务，交由蓟永分司运判王钟霖全权处理。

　　王钟霖接受任务后，多次亲赴越支盐场，实地调查，询问当事人。并与时任丰润知县的谌命年协商后，以两人的共同名义形成文字报告，将事情的原委，包括处理意见一并上报总督衙门，李鸿章对两个人的报告作出批复。

　　清光绪《永平府志》，全文收录了李鸿章对王钟霖报告的批复，全文如下：

　　“据蓟永分司王运判钟霖、丰润县谌令命年禀覆，会查商人震豫恒呈控李八厫灶户情形，请准开滩，借本核示遵办等情，到本阁爵部堂，据此除批。暨据查明商灶情形，准如所请。自光绪二年为始，令孙李两灶，在于酸枣等沽，照向定开滩三副半。仍按锅面旧数，分晒滩盐五六千包，不准再行私晒。候分饬滦卢迁三州县遵照，即赴该灶配运滩盐，不准借运滦州。倘迁卢或恐运滞，仍令丰润商人每年配运一千五百包，以助不足。所需滩本，即由运库筹借银五百两，每年在于蓟六商人应领缉费项下扣还一百两，分作五年扣清。并候行运司查照办理，饬遵。其余一切章程，该分司即同越支场大使逐细妥筹，详请立案。饬遵缴等因印发，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具覆此札。”（标点为笔者所加）（1）

　　批文不是很长，内容却很丰富，不仅对如何处理李八廒灶户案做出具体指示，而且批复内容涉及到当时一系列盐务政策。这起看似简单的商灶矛盾激化案，反映的却是当时盐务政策带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对我们今天全面了解清末社会经济运行情况不无裨益。

　　本来，熬盐改为晒盐，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政府要求熬盐全部改为滩晒，本无可厚非。问题是，灶户熬盐一般都在居住地附近，而改晒滩盐后，官府不允许孙家灶、李八厫灶户在其驻地附近的越支场晒盐，强制他们到属济民盐场所辖的蚕沙口去滩晒。销盐也不再由原来的丰润县盐商负责，改由滦州盐商运销。

　　蚕沙口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运销又需借助向无供求关系的滦州盐商，实际上不可操作，这等于砸碎了这些灶户赖以生存的饭碗。出于无奈，孙李二村灶户，便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地方私自晒盐。由于是计划外生产，销售只能依靠私商，无疑属于贩盐走私，这便触犯了承包盐课的丰润盐商的利益。多年积累，终使矛盾激化，闹出人命。

　　李鸿章的批复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解决方案。要想全面理解李鸿章批文的内容，就需要搞清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二

　　李八廒灶户案，矛盾的双方是灶户和盐商。矛盾的缘由，在王钟霖写给李鸿章的报告里，反映的是灶户私产食盐与盐商缉私之间的冲突。尽管灶户私产食盐本是出于无奈，而盐商缉私多有蹊跷，但毕竟与双方利益相关。说李八廒灶户生产私盐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官府分配他们到远离住处的蚕沙口晒盐，实质上是不可实施，他们又没有别的生存手段和门路，为了生存，不得不私产食盐。王钟霖在没有担任蓟永分司运判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其乡里贫酌者，煎盐私晒，求些许利。”（2）在写给李鸿章的报告里，他也承认：“该灶等既无生计，遂乱旧章。”(3)说缉私多有蹊跷，是因为缉私这样的执法行为，理应由国家公务人员完成，而这次与灶户发生冲突的所谓缉私人员，竟是盐商自己的缉私队伍。本应是运动员的盐商，却有了裁判员的权利，这种执法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可言，灶户奋起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一点，王钟霖也毫不隐晦，在报告里特别提到：“丰商立汛，遂与汛结仇。”(4)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丰润盐商，成立了自己的缉私队伍（进行执法活动），（灶户）于是与他们结下梁子，成为仇人。

　　本来，灶户与盐商，是生产者和经销者的关系，两者同生共行，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没有生产者，经销者销售什么？没有销售者，生产者的产品又怎么成为商品？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利益所致，生产者和经销者又经常处在矛盾之中。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食盐生产与销售，灶户和盐商之间，比一般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矛盾，显然更具特殊性。王钟霖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咸丰八年日记里写道：“况民间多疾视盐商，且乐其受祸，此风日炽。”(5)可见商民矛盾已是水火不容。而允许盐商成立自己的缉私队伍，更加剧了商灶之间的对立。

　　那么，官府为什么允许盐商自己成立缉私队伍呢？这也要从我国盐政沿革说起。

　　中国历史上，由于食盐的特殊属性，它便成为一个长期被垄断经营的对象。包括中国鼎盛时期的汉代与唐代，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绝对的垄断经营权，始于宋代，畅行于明清，主导模式就是“专商引岸制”。“引”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可以作为“代币”流通。商人想要合法贩盐，必须先向政府缴纳盐税以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纵观中国盐政史，盐政败坏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专商引岸”制度。政府为了征收盐税，授予盐商专卖权，造成食盐销售的垄断经营。盐商取得专营权后，他人不得涉足这个领域，这便为其获得暴利创造了条件。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不被侵犯，又通过官府允许，建立自己的缉私队伍，而经费由政府提供。从李鸿章的批复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所需滩本，即由运库筹借银五百两，每年在于蓟六商人应领缉费项下扣还一百两，分作五年扣清。”(6)蓟六商人是指负责蓟州六州县（蓟县、宝坻、宁河、遵化、玉田、丰润）的盐业经销商，“震豫恒”是其中之一。

　　允许盐商成立自己的缉私队伍，肇始于清朝雍正年间，以后成为惯例。有实力的盐商都有了分属自己的武装队伍，这样更使得盐商和灶户之间的矛盾不可调节，这也是发生李八廒灶户案的症结所在。

三

　　李八廒灶户案，是由商灶矛盾造成的，这个商就是李鸿章批示里提到的商人“震豫恒”。震豫恒有什么背景，怎么会有那么大面子，竟能惊动李鸿章亲自过问此事呢？须知，直隶总督李鸿章可谓日理万机，盐务只是兼理。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类似李八廒灶户案，可谓比比皆是。李中堂再有精力，也不可能连这种小事都要事无巨细。做出批示的案子，往往是情况特殊。而李八廒灶户案，某种程度上，就具备了这种特殊性。主要原因是，“震豫恒”的不同一般。

　　“震豫恒”，清末盐斤运销的一家商号：“长芦蓟六商人张日高，引名震豫恒。自道光年间，试办七分交课。”(7)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震豫恒的创办人，名叫张日高。早在道光年间，震豫恒就已经是颇有实力的商家。否则，依当时的盐务政策，是无力进入盐斤专卖领域的。从现在所掌握的历史资料看，该商号屡屡犯禁，多次被皇帝点名要求官员严肃查办。

　　如咸丰八年八月十一日上谕：“谕军机大臣等。御史来仪奏，请饬严查盐务积弊一摺。据称长芦积欠，向系按引摊交，每年应徵银十数万两。风闻该商等，任意拖欠，皆由商人张日高、同伙谢鹭湄把持射利，以致众商效尤。张日高承办蓟州遵化等处盐课，既不呈交积省余利，又不包交全课，亏交库款，不下三十余万之多。张日高业已身故，谢鹭湄影射充商，仍行接办，现已限满。经户部饬催额课，竟敢抗违。且各报捐职官，难保无亏那情弊等语。长芦盐务，疲玩日久，如有商人舞弊营私，欠交课款，亟应彻底根究，以清鹾政。著庆祺、松龄，按照所参各情，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摺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庆祺，并传谕松龄知之。”（8）如此严重的欠课，按照大清法律，是应该受到严惩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受太大影响，照常承办盐务。

　　更有一件曾经震惊全国的大案，与震豫恒有直接关系：“辛卯（初四日），有人奏，咸丰十年间（1860年），僧格林沁督师海口，伏设暗桩，闻有震豫恒盐商张肇乾等，使其伙沙洛玉，潜与敌通，泄露机宜，致大沽口炮台陷落。现闻沙洛玉在丰润宣庄，或在北塘各盐铺藏匿，命刘长佑派妥员严密查拿治罪。”（9）咸丰十年，就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一年，由于大沽口炮台的失守，使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而炮台失守，是震豫恒的伙计与外敌勾结的直接后果。如此事关国家安危的大事，震豫恒竟置身其中，可见其胆大包天。即便这样，这个事件，好像对震豫恒也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才又有同治六年（1866年）六月十六日的那份上谕：“拖欠正课数愈巨万，并运司代为弥缝，盐务官员串通分肥饰奏。”这时候，震豫恒的老板已经换人：“该商（张日高）故后，将引地私与商伙张树先，即张肇乾等。”（10）这个张肇乾就是与李八廒灶户发生冲突时，震豫恒的掌门人。

　　通过以上几起事情，足可以看出震豫恒的不同凡响。干出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机密，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勾当，竟能依然逍遥法外；屡屡欠课，盐务官员不仅不追究，反而替其周旋弥补亏空。官商勾结，沆瀣一气，到了蒙骗皇帝地步，其活动能量可见一斑了。搬出李中堂过问此事，对震豫恒来说，也算是小菜一碟了。

　　震豫恒的买卖有多大呢？我们可以通过《王钟霖日记》一窥其貌。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十二日，时为内阁中书的王钟霖，受其表兄谢鹭湄邀请，到谢鹭湄办公处丰润宣庄小住。王钟霖在他的日记里，详细地记述了这趟盐铺之行。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李八廒灶户的一些情况：“近海之李八厫庄，煎盐私贩，丰润大受其累。李八厫庄，多李姓，近数百户，向为永东西煎盐灶户。近年丰润东境，盐务废弛，无人整理。煎盐之户，无处去卖，遂大帮私贩，诛之不可胜诛。且恐激生巨案，而又不可听其自然。鹭湄兄在京东、抚宁、遵化及今二十余年，声名素震，手下巡役皆得力，私贩尚不敢逞志，然亦须及早设法办理。连日获私盐数十抬，约两千余斤。”(11)这也为他后来任职蓟永分司运判，处理李八廒灶户案时，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他从丰润宣庄返回北京城的路上，由其表兄谢鹭湄陪送，一路吃住在震豫恒所属盐店，看他的记载：“（四月）初七、初八日，至韩城店住，因大雨相阻，在韩城住了两夜；初九日，早晴，行卅五里至白屯盐子店尖（吃午饭），午后过河，行廿余里至沙流河店住；初十日，午间至玉田东关尖，晚至别山住宿；十一日，午初至邦均尖，晚住燕郊。”(12)一路几天时间，中午饭和晚上住宿都是震豫恒所属盐店，可以想见震豫恒的经营规模了。

　　再看看震豫恒巡役首领谢鹭湄的生活，王钟霖在日记里记载了几件日常小事，这里只选两件：“初二日，至谢鹭湄表兄家，其妾保姑娘出来叩见。”(13) “（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午后，鹭湄四兄家人赵恩，自宣庄来京，特送到大米三百廿斤，白面百斤，海米香菇各一包，玉田火腿一支，并函一件，知为韩四兄送到银二百两。”(14)当时社会条件下，富人纳妾，豢养家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毕竟谢鹭湄只是震豫恒盐商下边的一个巡役首领，就有这么大排场。可以想象震豫恒会是一种什么状态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衬了谢鹭湄在震豫恒的地位非同一般了。

四

　　提到李八厫灶户案，就不能不说王钟霖。整个案件的调查处理，都由他完成。

　　王钟霖，字雨生，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讲师做起，经过秘书岗位历练，官至六品运判。但他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却少有显绩可言。

　　概括王钟霖的一生，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评判：王钟霖是个优秀青年，自幼刻苦读书，发奋学习，但仕途很不顺利；书法成就远远高于他的为官业绩；业余爱好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职务贡献。

　　王钟霖饱读诗书，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很顺利地中举。可是以后多次进京赶考，都铩羽而归。名落孙山之后，他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春闱屡阻”。不得已，中举人13年后的咸丰七年（1857年），接受皇帝以貌取人的大挑。也许是真的容貌一般，也许是皇帝看走了眼，命运与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才高八斗的王钟霖，只被选为二等。按照清朝规定，大挑为一等的，才能后补知县等官差，二等的只能做学正或教谕，他便被派往山东陵县的三泉书院做主讲。后因其书法成就极高，经人推荐，入京城，任内阁中书，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家领导人的文字秘书了，进入七品官行列。经过努力，由主事晋升为员外郎，相当于副厅级了。虽然官阶不高，但毕竟工作在领导人身边，权利不小。后调任兵部车架司，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运输局。同治元年（1862年），任职长芦盐运司，第二年，改任蓟永分司运判，成六品大员，入高官之列。一直干到光绪五年（1880年），病逝在任上，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大概是历史上这个职位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了。

　　由于他的出生背景和为官经历，在处理李八厫灶户案的问题上，他不可能倾向于贫苦灶户，而更多的是偏向于盐商。在给李鸿章的报告里，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灶户的轻蔑与不屑，和对盐商的袒护与赞颂。仅摘录其中一段文字，就可见一斑：“该灶……勾帮贩私，获利甚厚，不欲远赴蚕沙口，以致久为丰商之患，缉不胜缉。丰商不得已，岁予灶资，略安数年。然不能遍分此资，仍不免蓄潮挖池，商不予资，遂借口大贩，巨案叠出……”(15)在王钟霖的叙述中，丰商具有仗义疏财、好善乐施的君子之德，而灶户则是一群不识好歹、不知满足的混账无赖之徒。当然，他最后的建议，也不乏同情灶户的内容，例如允许在驻地附近滩晒，预借开滩工本等，但这应该都是出于他的无奈之举。应该说，孙李灶户之所以违法私晒滩盐，他是始作俑者。作为蓟永分司的最高长官，孙、李灶户远赴几十里外的蚕沙口滩晒的命令，只有他能下达。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里也不予否认：“详准该灶，在滦境蚕沙口开滩三副半，不令在丰境开滩”，理由极尽荒唐：“以灶户荒阔，永七（永平府七州县——笔者注）未整，一经滩晒，将无底止，丰润为蓟六（蓟州六州县——笔者注）门户要岸，恐受害难制也。”(16)这个借口，古今亦然。为了所谓的大局，竟要牺牲孙李二灶百姓的利益，何等荒唐。这种不近人情、不合事理的决策，遭到灶户们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此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梳理李八廒灶户案事件的起始原委，王钟霖与震豫恒有着一层鲜为人知的特殊关系。再看咸丰八年八月十一日上谕：“风闻该商（张日高）等，任意拖欠，皆由商伙谢鹭湄把持射利。”又：“张日高已身故，谢鹭湄影射充商，仍行接办。”(17)谢鹭湄何许人也？王钟霖日记：“谢四兄（鹭湄）与予姑表弟兄，幼即投契，昕夕相聚，不能离者。”(18)“为三母舅乙青先生照”的儿子。

　　王钟霖在其日记里，对其表兄谢鹭湄赞赏有加，将其表兄描绘成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人：“如京东丰润等处，前十年盐务废弛，商贩大帮时起，几乎难治。谢鹭湄四表兄，初入盐务，即大以巡务为意。遂处择人，皆胆力可用而又时以义气勉励。久之，挑有三百余人。现在丰润等处，滨海多盐，又与永平州县接壤。彼处无商已久，只滦州一处官办。而历任但顾目前，贱赊于州人承卖，公私相假。数年之间，赊积已多，私亦难治，浸灌丰润等处，极难防查。经谢四兄布置多年，情法兼施，居然易坏为好，东家大受其益。期间非无大帮盐贩滋闹，恃有素蓄巡役受恩已重，感谢四兄之深遇，令对敌真出死力，设有命案，又能为之料理，不致令受官累。丰润一处，为蓟六州县屏障，谢四兄独挡此面，他处安枕无忧，业有年矣。（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19)在王钟霖看来，如果没有谢鹭湄的巡役队伍，蓟永盐务更是难以为继。王钟霖报告里提到：“丰商立汛，遂与汛结仇”，这个“汛”的头领，就是谢鹭湄。所以谢鹭湄是震豫恒与李八廒灶户发生冲突的直接当事人。而且从王钟霖的日记里也不难看出，谢鹭湄的巡役队伍，打死个把人，也是很普通的事情：“设有命案，又能为之料理，不致令受官累”。所以，这次李八厫灶户案，先是因震豫恒巡役打死两个私贩，引起灶户众怒，与之发生正面冲突，才有打伤震豫恒巡役的事件发生。

　　用现在的话说，王钟霖是与震豫恒有利害关系的人，让他来处理这个案子，能否公平就可想而知了。

　　王钟霖在工作之余，做了几件很有意义、流传后世的事情。不忘其舅父（即谢鹭湄的父亲）嘱托，辑有《国朝历下诗选》等书。特别是他经过实地考察，撰写的《济南七十二名泉考》，不仅详细描写了晚清时期济南名泉的喷涌盛况，而且弥补了前人对济南名泉考证的许多缺憾，是研究济南名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他的书法成就更为后人称道。今天仍立在济南趵突泉的“第一泉”和天津蓟县盘山上的“逍遥游”，依然是今天游客们赏读的著名旅游景观。

五

　　理清了李八廒灶户案的来龙去脉，对理解李鸿章的批示大有帮助。明清两朝，盐业生产，是高度的计划经济。由谁生产，在哪里生产，生产多少，都有明确规定。生产多了，无处销售，必然冲击盐税收入，生产少了，百姓就得食淡。所以，李鸿章批示特别强调，要孙李二灶“照向定开滩三副半”，“ 照向定开”的意思是说，按照政府划定的区域和面积，在海边开滩建池。

　　“三副半”是多少呢？“副”是盐滩的计量单位，具体怎么掌握呢？这要弄清晒盐的生产工序。制盐首先制卤，所以有“卤”是盐之母的说法。自古制盐，有熬晒两种方法。熬盐历史最长，效率也最低。所以到了清末，包括孙李灶户，不再用锅熬盐，而是采取滩晒的办法。滩晒有沟滩和井滩两种方法。挖沟引海水制盐即为沟滩；挖井渗卤制盐为井滩。孙李二灶所属越支盐场的地理环境，采用沟滩制盐。关于“沟滩制盐”的方法，民国初年，我国盐务专家林振翰撰写了一部《中国盐政纪要》，对长芦盐区“沟滩”晒盐方法有翔实的介绍：“各滩又有附于四面者，曰围沟。一滩所在，其数为四，如有二滩相连，则可减八为七，三滩四滩相连，依次递减。若二滩相连，而滩户有彼此之分，亦可各开围沟三面，再合力以开其一，可望节少工本。沟共即成，复于沟旁坚筑水圈十数座，自高而下，别其圈曰汪子，曰大圈，曰过水圈，曰晾水圈，曰洼圈，曰白水圈，曰二圈，曰三圈，曰四圈，曰艳水圈，曰接卤圈等名。由此直接盐池，其势亦自高而下。池数或为十六或为二十，或为二十四，或为三十二，或为四十，或为五十六。”(20)

　　这段文字，介绍的就是建滩池的过程。即首先由官府确定建滩位置的四至，滩池的大小也由官府决定：“惟滩有大小，须计亩为则”（21）。然后，灶户在确定的这个范围的四周挖沟，圈起来的这个区域就是“一副滩”。每副滩由“卤池”（称为“圈”）和“盐池”（称为“池”）两部分构成。“圈”用做晒卤，“池”用做晒盐。晒卤的“圈”，从“汪子”到“接卤圈”，有十几道之多，越往下盐度越高，最后一道“接卤圈”的卤水盐度最高，将这种卤水放到盐池里晒上三五天，就可以结晶成盐了。盐池与卤池相连，一般为双数。

　　为什么李鸿章的批复，只允许孙李二灶的滩晒面积为“三副半”呢？原因就是盐业生产的高度计划，这是由生产量确定的滩晒面积：“仍按锅面旧数，分晒滩盐五六千包”。这就是规定“三副半”的依据，“半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副滩，只有盐池，而没有卤池，故为“半副”。

　　“锅面旧数”怎么掌握，孙李二灶曾经有多少面熬盐的锅呢？王钟霖报告给李鸿章的是“查孙李二灶，向系煎熬，供迁卢配，共锅六十五面”(22)。《长芦盐法志》记载越支场共有盐锅六十七面，而孙李二灶有盐锅六十五面，说明孙李二灶占了绝大多数。因为这个时候，越支场在蓟永分司的四个盐场中（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属于半煎半晒的盐场，而在整个越支盐场中，只剩下孙李二灶还在煎盐，而同属越支场的其他灶户已经改晒盐了。既然熬盐生产效率低，孙李二灶为什么还坚持熬盐呢？这与晒盐所要求的生产条件有关，通过前文叙述晒盐工序便可知道，晒盐的滩最好有一定的坡度，而孙李二灶所在海滩，地势过于平坦，不适合晒盐。

　　李鸿章在批复中，根据孙李二灶户的锅面总数，确定了晒盐的具体产量：“分晒滩盐五六千包。”一包盐重量是多少呢？“长芦盐引，每引配盐300斤，又永平府属之州县，原系锅煎，卤耗重多，于雍正十三年，经总督、盐政会议酌定，准照南盐之例，加耗重15斤，皆至今执行。”(23)这就是说，官府规定每包盐为315斤，这就可以计算出孙李二灶的年生产量。如果生产5000包的话，为1575000斤，即787.5吨。如果生产6000包，总产为1890000斤，即945吨。

　　这些重要环节由李鸿章批准后，具体事项由王钟霖承办落实：“如获恩准，所有定地、开滩、设坨、盘散、安汛、护盐，一切章程，卑职王钟霖当同越支场，详细妥筹。”(24)程序极为严格，不允许有超越职权的行为。

六

　　在李鸿章的批复中，不仅具体规定了滩晒面积、产量，而且特别指示销售的承办人：“候分饬滦卢迁三州县遵照，即赴该灶配运滩盐，不准借运滦州。倘迁卢或恐运滞，仍令丰润商人每年配运一千五百包，以助不足”。

　　 一个一品要员，对偏居一隅的孙李二灶生产多少斤盐，由谁来出售，都规定得如此具体，岂不是小题大做，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要想解开这种疑问，就要从了解中国的盐政管理体制、对食盐这种产品的特殊地位做全面认识入手。看过电视剧《大清盐商》的，便会对此有深刻理解。电视剧显示：即便清朝的乾隆盛世时代，军队粮草供应几乎全部来自于盐税收入，何况以后朝代呢？

　　要搞清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事无巨细，就需对我国盐业运销体制有所了解。李八廒所在的越支场，属长芦盐区盐场之一。明清时的长芦盐区，北达直隶临榆县界（今河北省山海关），最南曾到海丰县界（今山东无棣县），南北广袤一千余里，包括今天河北、天津及山东部分海滨地区，盐产销往直隶大兴、河南开封等一百九十六州县。在长期的实践中，长芦盐区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盐区的运销体制。有学者分析，整个有清一代，长芦盐区先后有过七种运销模式，分别是官运商销、官督商销、官运官销、官督民销、民运民销、商运民销、商运商销。在具体的运作中，有时几种方式同时运行，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利国课，方便百姓。到了清末，官督商销最为完备，史学界将其称为“专商引岸”制。

　　“专商”就是政府特批的运销盐斤的商人，“引”就是政府允许运销盐斤的凭证，没有此证运销盐斤属于违法行为。“岸”是指政府批准的某盐商特定的垄断销盐区，即便是专商，也只能在政府为其指定的范围内销售，否则同样属于走私贩运，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同理，其他盐商也不得在这个垄断区来销盐。概括地说，就是政府特批专商在一定区域运销盐斤，根据“引”上的数量，按照约定的税率向国家缴纳盐税，实质上是一种承包销盐纳税的方式，这项制度从清初即开始实施，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批准孙李二灶户生产五六千包盐之前，蓟六（蓟州所属六县，包括宁河、蓟县、宝坻、遵化、丰润、玉田）永七（永平府所属七县，包括卢龙、迁安、临榆、抚宁、昌黎、滦州、乐亭），盐的生产量、销售量都已经确定，现在要多生产五六千包，就必须明确销售到哪里去，由谁负责销售，否则就会对盐业市场形成冲击。这便是李鸿章如此具体布置这项工作的原因所在。

七

　　开滩的地点、面积，生产的产量，销售的承包商都安排妥帖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开滩的钱从哪里来。李鸿章的批示是：“所需滩本，即由运库筹借银五百两。”

　　五百两银子，甭说在清末那个年代，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个小数目。清末的银子与今天的人民币不好等值换算，我们可以借助粮食这个中间物做一个计算。有资料显示，清末的小米一石售价是一两四钱银子，那500两银子可以买357石小米了。一石小米是120斤，500两银子即可以买到小米将近43000斤，这个数量足够一百人吃一年。李鸿章一笔就批了500两银子，可以想象出，开滩“三副半”，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从批复里可以得知，这笔银子来源于运库，运库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可以外借呢？这需对我国盐务管理体制有所了解。

　　长芦产盐历史悠久，早在《周礼》就有“幽州其利鱼盐”的记载；到了汉朝，始设盐官，盐业生产正式纳入政府管理范畴，官给牢盆（熬盐的锅），募民煮盐；北魏在沧州、瀛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河间市）置灶所，傍海煮盐；唐代设盐铁转运使，宋朝设沧州监，金代设沧州盐使司，管理盐政事宜。元泰定二年(1325年)设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至此长芦盐区开始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北平河间盐运司于长芦镇 (治今河北沧州市)。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长芦盐运司，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掌管长芦盐区盐务的长芦都转盐运使司从沧州移驻天津，职掌整个长芦盐政。南起河北海兴北至山海关的千里盐区所产海盐统称长芦盐。

　　那么运司哪来那么多钱呢？这还要从清朝财政管理体制变革说起。

　　有清一代，财政管理体制为中央集权，财政调配权在户部。为了便于管理，在各省布政使司、各地盐运使司、粮储道、海关道，均设立属于户部所辖的分支或代理机构，名誉上受各省督抚节制，实质上由户部统管。这种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到了雍正时代，日臻完善，一直延续到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种管理体制几无变动。

　　这种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所以，凡有大的战事，兵饷等费用全部由户部调拨，不需要地方或统兵者自筹，有效地解决了作战的后勤保障。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成燎原之势，但此时部库和各省布政使司库却无款可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各省以及各统兵大员自己筹饷，截留税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地方督抚开始有了财政的收支权。由此便开始了历史上的财政“大包干儿”制度。使各省布政使、盐运使等官员成为督抚属员，其所管各库，无形之中成了地方银库，所以李鸿章有权调用盐运使司的库银。

八

　　笔者作为李八廒灶户的后人，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弄清祖先的生活状况，但我也深知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祖辈们大多没有文化，包括到了父亲这一辈还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何况前辈们，何谈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呢。史书、史料，包括研究盐政、盐务的专著，关注的重点是财政税收，国家管理等大政方针，灶户的生活很少涉及。现在能见到诉诸文字直接描绘李八廒等地灶户生活的，有王钟霖日记“初二日，海下张庄管巡张鹤峤二兄（谢鹭湄手下）到店。张庄一带，地薄而卤多，草鲜禾（少），居民惟食黄粟（学名翅碱蓬），有终年不得食香、油者，肉食更可知其无矣”（25）。张庄即今天南堡开发区滨海镇张庄子村，为李八厫灶户近邻，王钟霖的记录与事实相符。

　　清末曾任直隶按察使，并代理直隶总督职务的周馥，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写过一首诗：“中秋碣石月无光，重九越支菊断觞。寒雨晚村人闭户，冷烟孤店客求粮。秋禾潮偃百千里，估舶时通三两航。闻道长官膺上考，三年曾否莅荒庄？”题首特别标明“往黑沿子中，路宿王庄，见灾民甚苦”等语，应是有感而发。

　　周馥（1837—1920），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30余年，深受倚重。由候补知县累迁至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先后任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这首诗是时任李鸿章文牍时，去往黑沿子（今丰南区黑沿子镇，亦为越支盐场所属）途中，住宿王庄时，记下的感受。

　　这些零散的记载，可以想见灶户生活之窘迫。除了这些直接描述李八厫等附近灶户生活的史料外，历代都有体察民情的官员，将亲眼所见的灶户生产、生活如实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了解真实的灶户生活。

　　记录灶户生产生活最具体、最翔实的，是近代民族实业家张謇。清光绪年间，张謇任驻扬州的盐政总理。当时全国已普遍采用晒法制盐，只有淮南盐场还用煎法。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盐区的生产和灶民的生活状况，他决定深入到盐区进行实地考察，后来他曾与人回忆过这次盐场之行。尽管他亲历的是淮南盐场，与我们这里有地域之别，但就熬盐生产条件和灶户们的生活境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就任的日子是冬天，他带着师爷、卫兵等一干人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进入盐场。海边寒风凛冽，没有任何阻挡，他穿着狐皮大衣，都感觉彻骨透凉。到达灶地，因为不是生产季节，看不到熬盐的人，只看见大片荒凉的滩涂和一堆一堆散放在海滩上用于熬盐的草垛。

　　走了好远的路，才发现一个像是住人的窝棚。轿子停下来，张謇下了轿，让手下去喊人，没答应。推开矮草门，看到好像有人在草堆中蠕动。再喊，仍然没人答应。

　　一个卫兵刚要爬进去看看，忽然看见从远处走过来一个人，臂上挂着一个篮子。卫兵大声招呼他，为避寒风而低头走路的人冷不防被吓了一跳，这才看见窝棚前一大群官府的人，吓得丢掉篮子，噗通一声跪倒地上。张謇看见这种情况，赶紧亲自把他扶起来。来人嘴里一劲儿喊“老爷”，身子发抖，就是不敢站起来，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

　　张謇和蔼地对来人说：“不要怕,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一面叫师爷将他洒落在地上的的草籽拾起，一面问他说：“这窝棚里住几个人？”他回答说：“连我在内六口人。”又问他说：“为什么喊他们不出来？”他不敢说。张謇说：“你尽管讲，不要怕，因为我要了解你们的情况，才能帮助你们啊。”

　　来人说：“我们六口，只有一条棉裤。我出去找草籽吃，这条棉裤我穿了，他们没有裤子穿，所以不敢出来。”

　　张謇叫师爷把身上带的十块钱，又向两个卫兵借了六块，将这十六块钱交给这个灶民，叫他们每个人买一条棉裤穿。

　　这是张謇看到的灶民的生活情景，对他的内心产生极大的震动。

　　第二年夏天，到了生产季节，张謇又去灶场看熬盐，眼前的景象更让他目瞪口呆。与冬季相反，灶场非常热闹。熬盐的锅安放在一个大草房子里，灶坑里是呼呼燃烧的大火，热浪扑面，屋子就是一个大蒸笼，灶屋外面是炎炎烈日。在灶里面熬盐，等于整个人放进灶里烤。一个个赤身裸体的人，烤到全身大汗淋漓，吃不消了，跑出来，在烈日底下深呼吸。换一句话，熬盐的人，站到烈日下才算乘凉。

　　张謇感叹：“灶民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

　　张謇为此大受刺激，也坚定了他立志实业救国的决心。不久，他便辞去了盐政总理职务，并上书清廷，要求废止盐法，准许百姓开垦灶地。朝廷不同意废止盐法，只允许他在南通、启东，划定一块地，试办垦牧，这就是“南通垦牧公司”。可以说，盐场的所见所闻，促成了他实业救国的信念和决心。

　　清末民初学者朱德裳曾在他的《三十年闻见录》里，写了“盐丁之苦”一段文字，与张謇所见可谓异曲同工：“三伏之时，前一片大灶接联而去，后一片大灶亦复如是。居其中熬盐，真如入丹灶内炼丹换骨矣！其身为火气所逼，始成白，继而红，继而黑，皮色成铁，肉如干脯。其地罕树木，为逼极跳出烈日中暂乘凉；我辈望之如焚、畏之如火者，乃彼所谓极清凉世界也！……其用力之苦如是，一日所得，仅百枚内外。一家妻子衣食均需此，故所食不过芜菁（蔓菁，像萝卜，耐盐耐碱）、薯芋、菜根……而所衣皆鹑衣百结，严冬仅衣夹……所居屋高与人齐，以茅盖成，风大则吹倒，雪大则压破，故极世间贫苦之难状者，无过于盐丁也！”从吃、住、劳作等方面，为我们描述了灶户们的真实生产生活场景，其艰苦困顿之状，让我们这些后人唏嘘不已。

　　封建官员们，也有不少如实记述灶民困窘生活的文字。如清末曾任浙闽总督的徐宗干，以他的亲眼所见，写过一首《煎丁歌》：“瞥见灯火明，隐隐居荒舍。卤井在其左，草灰积其右。门前编以芦，檐则复以瓿。吞鱼以为食，饮水以为酒。寒不能育儿，饥不能顾妇。盛夏火不离其身，严冬衣不蔽其肘。破屋只客两三人，土壤为墙户无牖。妻子围贤处，足涂而且垢。年年风潮来，吹卷忽乌有……煎丁无以保父母。”灶民之苦，苦不堪言。

　　类似同情灶户的官员，文献上经常提到的是明嘉靖年间，曾任长芦都转运使的郭五常，他写有流传很广的《悯盐丁》诗。还有明代刑部侍郎彭韶，在《上盐场图诗略》中，从居食、淋卤、煎办、征盐、赔盐几个方面陈述了盐丁的困苦生活。

　　以上这些文字，大都是朝廷官员的记载，应该都是真实可信的。从维护封建统治角度说，官员们也不可能任意发挥，只能是如实反映。不用再多的文字描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祖先的生产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困窘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创造了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人群，竟是这样一种境遇，真的让人很心酸。

　　注释:

　　（1）清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

　　（2）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35页

　　（3）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6页

　　（4）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7页

　　（5）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35页

　　（6）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8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七册·同治六年》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七册·同治六年》

　　（9）戴逸、李文海，山西人民出版社《清通鉴》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七册·同治六年》

　　（11）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503页

　　 (12)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506、507页

　　 (13)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504页

　　（14）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184页

　　（15）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6页

　　 (16)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6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八册·咸丰八年》

　　 (18)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37页

　　 (19)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35-36页

　　 (20)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第一篇·场产·场区·制盐·长芦制盐》

　　 (21)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6页

　　 (22)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6页

　　 (23)《长芦盐法志·卷九·转运·转运上·引地引额》

　　（24）光绪五年，游智开、史梦兰《永平府志·卷四十七·盐法》第17页

　　 (25)李德龙、俞冰主编，2006年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王钟霖日记>》第59册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