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围场”作为清代最大的皇家猎苑，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存在144年之久，在清史上占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位置。
　　清王朝为什么要在远离京城的塞外偏远之地设立“木兰围场”？其目的意义何在？当然，一不是为了旅游，二不是为了狩猎；而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基本国策。概括起来，就是“肄武绥藩”。
　　肄，练习；绥，安抚。“肄武绥藩”，即利用行围狩猎训练军队，提高战斗力，同时通过蒙古王公分班随猎，增进感情，加强团结，巩固“满蒙一体”的政治联盟。而“满蒙联盟”，正是清王朝视之为“屏藩”“长城”的立国之本。
　　对于设立“木兰围场”，行“肄武绥藩”之策的目的、意义，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均有清醒的认识，但在表述上又有所不同。康熙皇帝作为“木兰围场”的肇建者，站位无疑是最高的。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在给内大臣奇塔特、费扬古等赏赉蒙古诸外藩的谕旨中，就指出：“尔等皆属一体，勿以满洲、蒙古各分彼此，务须同心协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四月，在一份谕旨中又说：“朕统御宇内，怀柔万邦，惟愿率土生民，咸得其所，相与协和，无分中外。”明确确定了“满蒙一体”“协和”共荣的大政方针。
　　时隔一年之后，康熙皇帝借古北口总兵蔡元奏请修补倾塌长城边墙之机，郑重申明了“长城不足恃”，“守德胜守险”的道理。他说：
　　“帝王治天下，务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这年九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驻跸乌喇岱，又对扈从的各位大臣说：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
　　有清一代，不修长城，“施恩于喀尔喀”等外藩蒙古部众，致力于“修德安民”，千方百计争取“民心”，等于把长城修在了人们心上，最终取得了“众志成城”的实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超越前人的雄韬伟略！所以后来的学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都肯定康熙皇帝年年出塞“巡边”“和边”与明朝皇帝大修长城，天子“守边”的情况相比，其所采取的策略，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和进步。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忙于处理政务，无暇举行“木兰秋狝”，但他对“巡幸边塞，校猎讲武一事”是未曾忘怀的，认为“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表示“欲俟经理政事悉皆得宜，即当于农隙之时，躬行狝狩之礼耳”。而“经理政事”，正是“修德安民”的具体体现。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一份晓谕蒙古王公的诏书中，雍正皇帝语重心长地指出：“爱民惠下是第一要务。”面对“连岁灾旱频仍”的非常年景，除派朝廷大员“发仓赈救，赏给生羊”外，还劝导那些外藩首领“减赋”“轻徭”，体贴下民，“务使各得生理”。可见雍正皇帝虽未行“秋狝之典”，却在用“施恩”于蒙古的实际行动落实乃父确定的“绥藩”的基本国策。
　　乾隆皇帝少年之时即得祖父垂爱，悉心培养，迥异他人。御宇之后，对“整饬戎兵，怀柔属国”的认识自然异常到位。乾隆六年（1741年）二月，在“降旨行围”的上谕中，谈道：
　　“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其巨。”
　　为了增进与外藩蒙古之间的感情，巩固满蒙政治联盟，雍正元年就曾专门下发过严禁欺凌蒙古的诏书。乾隆皇帝继位后再次重申：“蒙古各部落世受国恩，输诚向化，中外一家，岂容歧视！各该督抚、将军应严饬地方文武官弁，以后约束兵民，不许欺凌蒙古。办理夷民事件，务令彼此公平，以免生端构衅。”一旦发现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和事，一定严加处理，以示惩儆。
　　除了政治上的关心外，乾隆皇帝还在经济上多方面对蒙古部众予以关照。同内地相比，游牧民族的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尤其是遭遇灾年，更是民不聊生。为此自康熙朝以后即不断加大对蒙古部落的赈济扶持力度，据乾隆六年七月理藩院的一份奏报记载：“自康熙二十年到六十一年（1663—1722），赈济蒙古等四十余次。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赈济内地扎萨克旗分人等十五次，喀尔喀等三次。乾隆元年至今年（1736—1741），赈济内地扎萨克、喀尔喀等共十四次。”从中可以看出，几乎年年都有赈济，数量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在赈济“治标”的同时，还针对蒙古的实际情况，努力寻求一些“治本”之策。乾隆皇帝曾分析说：“蒙古资生之道，所恃牲畜蕃盛，并非依赖银米。”如果一味地加恩散赈，“不但非永远之计，必致失其本来谋生之道。”对于这一点，康熙皇帝早已了然于心，并出台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扶贫举措”。针对蒙古部族贫困的成因——“禀性怠惰，不能深计生业”；“盗风渐炽”，“作乱生事”——康熙皇帝开出了“恩感并济”，“教养并重”的药方。具体办法就是移风易俗，教育先行，并开出“赏格”，“晓示八旗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内或现任官或革职之人或平人……有愿往教养蒙古者，著伊等往彼教育，消弭盗贼。若遇彼处盗案，即与该旗王等会同审理。使伊等住一二年，即便撤回，诚能副朕谕旨，效力勤谨，朕当加不次之恩。”按现在的话说，康熙皇帝决定下派一批“援蒙干部”，两年一轮换，不仅赋予其教育之责，而且还赋予其司法之权；倘若干得好，干出成绩，回来后即破格提拔，予以重用。
　　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着眼全局，拓宽思路，为蒙古地方统筹谋划“脱贫”大计。在“劝善惩恶”“严禁盗贼”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变单一的牧业经营方式，为因地制宜，一业为主，全面发展。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的一份上谕中明确指示：
　　“蒙古地方多旱，宜教之引河水灌田。朕巡幸所至，见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及宁夏等地方皆凿沟洫，引水入田，水旱无虑。朕于宁夏等地方取能引水者数人，遣至尔所。朕适北巡，见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致腾贵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且敖汉、奈曼等处地方多鱼，伊等捕鱼为食，兼以货卖，尽足度日，此故宜知之。凡有利益，朕不时指示，尔等尽心勉励，以副朕意。”
　　更为难得的是，在赈济扶贫方式上，康熙皇帝还开动脑筋，做出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台吉”是蒙古王、公属下的地方官。然而在喀尔喀部落，竟因为“贫困已极”，“台吉内尚有无马步行者”。这让康熙皇帝大惑不解，不禁生出“身系台吉何至如此”的疑问。究其原因，只能得出尔等“度日甚无成算”的结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不会过日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帮助台吉们尽快摆脱贫困，康熙想出了一个“放马赈济”的好办法。具体做法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的诏书中讲得极为详细：
　　“今将台吉中有马一骑者，给牝马（母马）九；有二骑者，给牝马八；有三骑者，给牝马七；有四骑者，给牝马六；有五骑者，给牝马五；无马贫穷台吉，皆给牝马十。其乳既可取食，所生马驹又可各立生业。八年后，将所给原数仍交牧场，其所生之马，尔等当善为畜养，令其蕃息，甚为有益……”
　　这一举措，类似于今天的“无息贷款”。身为九五之尊、日理万机的皇帝，能设身处地为蒙古台吉谋划出这样详细具体、切实可行的“扶贫济困”之策，真可谓难能可贵，空前绝后！
　　在后人眼里，嘉庆皇帝是一位“守成之主”，没有大的突破革新，但也绝不背离祖制。他自嘉庆七年（1802年）举行“木兰秋狝”，此后共巡幸塞外十八次，进入围场十一次。正是他，在前辈“柔远能迩”“校猎讲武”“整饬戎兵，怀柔属国”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了“肄武绥藩”的明确提法，并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写下了一篇《木兰记》，完整阐述了木兰围场由来、深远意义、狩猎场景及民族团结盛况。再次强调“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表明了“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的坚定信心。
　　清王朝利用“木兰秋狝”“肄武绥藩”的目的是加强满蒙联盟，巩固北部边防。从这一点上说，“绥藩”就等于“修长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这一基本国策日益深入人心，“绥藩”收到了实效。这于“木兰秋狝”中即可得到验证。
　　首先，“木兰围场”原本是蒙古人的牧场，因位置适中，生态良好，禽兽蕃集，不啻于天然灵囿，所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将它敬献给康熙皇帝，辟为“皇家猎苑”。这也是多年以来，清廷“爱民惠下”，“处处轸恤”，蒙古部众“世受国恩，输诚向化”的必然结果。
　　其次，在行围过程中，蒙古各部也是谨遵调遣，恪尽职守，不惮辛劳。按照规定，“蒙古随围王公等，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分三班御前行走”，另有蒙古布围兵丁一千二百五十人，各类枪手、向导等三百多人，各司其职，“供围场之役”。形成一种“承欢内外都无间”，“旧藩新附尽追随”的融洽局面。
　　出于增进感情的需要，在“木兰秋狝”时，甚至将“蒙古进宴”——蒙古盟长做东，宴靖皇帝及朝廷官员；“宴赉蒙古”——皇帝做东，宴请蒙古王、公以下及兵丁（各有赏赐）——也写进既定程序，形成固定制度。在进宴过程中，还要穿插一些蒙古歌舞、摔跤、赛马、骑生驹等特色表演，场面热烈，气氛融洽。这于乾隆皇帝《蒙古王公等进宴，即席得句》一诗中，可见一斑：
　　木兰岁岁秋围举，东道名藩许献芹。
　　幕设崇冈菊节度，席联新部雁行分。
　　汤羊美胜八珍膳，诈马催来千锦群。
　　诸使毕陈行赏罢，一家和乐万方闻。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史实。康熙皇帝在位61年，直至最后一年仍坚持举行“木兰秋狝”。此后雍正在位十三年，无暇行“秋狝之典”，一直至乾隆六年才本着“整饬戎兵，怀柔属国”的宗旨，重新“降旨行围”。在中断了十九年之后，重举“秋狝大典”，还能像康熙朝时一样，驱遣自由，进退有度吗？经过实践检验，答案是肯定的。乾隆六年八月，首次秋狝结束后，乾隆皇帝怀着满意的心情，下了一道表彰随围蒙古王公的谕旨：
　　“尔蒙古等自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畋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馀年。”
　　“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所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肃，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狝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
　　于是责成内务大臣会同理藩院，对随围有功人员一一提出议奏，分别给予重赏。
　　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这时乾隆皇帝已届花甲之年了。在强调祝寿活动从简的同时，却未忘为蒙古王公等有功人员“著书立传”。是年八月，乾隆皇帝指示：
　　“我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中外一家，远迈前古。在太祖、太宗时，其抒诚效顺，建立丰功者，固不乏人；而皇考及朕御极以来，蒙古王、公等之宣猷奏绩、著有崇勋者，亦指不胜屈。因念伊等多有军功事实，若不为之追阐成劳，裒辑传示，非奖勋猷而昭来许之道。著交国史馆会同理藩院，将各蒙古扎萨克事迹、谱系详悉采订，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有事迹显著之王、公等，即于部落表传后，每人立一专传。则凡建功之端委，传派之亲疏，皆可按藉而稽，昭垂奕世……”
　　并表示待审定成书后，即同《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一起，录入《四库全书》，以垂久远。
　　综前所述，清之“绥藩”之策，主要对象是木兰围场东北一带的漠南蒙古诸部，正如康熙皇帝所言：“德威所被，四十八部罔不倾心内附。古之瓯脱，今隶方舆……于是远迩大小藩臣，各率其属，趋侍行殿。既于苗说武事，复燕衍以怀远人。”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远在西域的准噶尔、伊犁、哈萨克、布鲁特诸藩也都闻风向化、前来朝觐。乾隆皇帝在阿济格赳围场予以接见，并赐名“伊锦峪”（蒙语“会归”之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众摆脱沙俄奴役，万里东归。为此乾隆皇帝特意写下一首《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至伊锦峪朝谒，诗以纪事》，其中有句云：“类已全归众蒙古，峪征嘉兆信伊锦。”另在《木兰杂咏》中写道：
　　随猎诸藩旧与新，有宜左右日相亲。
　　思量致此非容易，祖德勤承告后人。
　　满、蒙之间这种亲如兄弟般的关系——“恩胥叨列土，亲不异分桐”（乾隆帝诗）——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恪守践行“肄武绥藩”基本国策的结果。“肄武绥藩”本身就包含两层意思，即“恩威并济”。施恩并非妥协退让，在事关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含糊，该武力解决的时候必须武力解决。这从康熙皇帝“躬统禁旅，不惮勤劳，三出塞外”，乘胜追击，除恶务尽，最终剿灭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分裂叛乱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
　　“中外一家百年久”，“倾葵向日众心同”（乾隆帝诗）。这种和谐安定局面的形成，除了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即乾隆皇帝诗中所言——“列朝政教周寰海，况是宗姻受泽长。”“宗姻”，就是宗族联姻。这一点在维系满蒙联盟上，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其实，联姻也是“绥藩”的重要内容之一。
　　满蒙联姻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更是积极推进满蒙联姻，他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
　　为了增进和巩固满蒙联盟，金国大汗、清室皇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子王孙。据不完全统计，自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代亲王中，皇家公主下嫁一百一十五人。谈到这段史实，钱树信教授说：“公主下嫁是皇帝撒向蒙古草原的一颗颗明珠，民族融合种子在这里发育成长。到乾隆年间，外嫁的公主之孙先后有八十八人来朝见乾隆。清王朝利用联姻的方式把视作最大异已力量的蒙古族联合成为自己的强大政治集团”。
　　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蒙古铁骑自后金时期起，就配合女贞人并肩作战，形同羽翼；天聪十年（1636年），“大清”国建立后，又与满洲八旗一起南征北战，逐鹿中原；直到晚清同治年间，僧格林沁蒙古骑兵，仍是清帝国同英法联军浴血交锋的一支劲旅。
　　可见一项事关全局、高瞻远瞩的基本国策一经制定，并始终不渝、持之以恒，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从这个角度看，设立“木兰围场”，“肄武绥藩”，树立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楷模，是清代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