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和机构，其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正修书院”，后改称为“集贤书院”，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李渤在庐山白鹿洞隐居读书，南唐在这里建学馆以授生徒，号“庐山大学”，宋代称白鹿书院为藏书讲学之所，书院也开始在各地大兴。很多大儒和著名学者在这里讲学传道，到了元代，朝廷明令各路、州、府都要设书院。明代以后，书院的功能多数成为科考的场所，教授的内容也以儒家的经典为主。清朝入主中原后，极力推行尊儒重教的基本国策，延续中国历史上依靠科考选材取仕的政策，各地纷纷兴建乡学设私塾，使得文风大举。到了清未，科举废除，书院大多都改为学校。
　　据《唐山教育志》（1993年版）记载：今唐山辖区内最早的书院是设于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滦州赵叶创办的“横渠书院”，之后，陆续有榛子镇的“育贤书院”，滦州的“海阳书院”，丰润的“浭阳书院”“心香书院”，遵化的“燕山书院”，马兰峪的“兰阳书院”，玉田的“经州书院”，迁安的“安昌书院”（亦名“文峰书院”），乐亭的“尊道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建成，对冀东地区的文风形成、兴文重教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丰润自古为京东宝地，枕燕山襟沧海，人杰地灵，自魏元以来，人才倍出，科第蝉联，文风昌达，学风鼎盛。清康熙年间，丰润曹氏先贤曹鼎望、曹鋡父子就曾在自己家中倡办“蘋婆书院”兴教举贤，对丰润的文风兴盛起到了的推动作用。“浭阳书院”是清代丰润唯一的由官府设立的官办学堂。
　　浭阳书院到底始建于何年何月，目前笔者能查到的史料也是众说不一。一说是清乾隆年间知县、四川夹江进士吴慎所倡建。据清光绪版《丰润县志·学校》记载：“浭阳书院，在县南街，面西厅三间，耳房二间，堂三间，耳房二间，南北庑房各二间，后堂三间，耳房二间，南北庑厢房各二间，门房五间，系营田观察旧署，乾隆十九年知县吴慎详改饬估，当捐俸银二十两，劝捐绅士银四百八十八两九钱置胡家庄四间地二顷六十一亩为诸生膏火之资，草创经费，规模粗具，有碑文入文苑，迨年岁久远日就荒芜，道光初经邑令王公劝捐移建于东街，路北。”《丰润县志·文苑》中记载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丰润知县沈赤然所作的《改制浭阳书院》碑文有：“爰集合邑绅士，共勷义举，购谷氏旧宅而重整焉。地居县署之南，院设学宫之北，公事之暇，庶得与学师院长讲论其间，记日相欢而善之谓摩”的记载，这座书院建在原丰润城内南街西面，后迁建于东关。地点大概应当在现在的城内端明路派出所以及西北附近地域。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浭阳书院早已有之，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任丰润知县的吴慎先生看到原来的浭阳书院已破损不堪，遂捐资重新倡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维系书院的生存和发展，使它成为县内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
　　吴慎，四川夹江人，清乾隆丙辰（1736年)进士，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丰润知县，他文采飘逸，忠于所任，对丰润的山水人情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深谙丰润历史和民情，常与县内贤达雅士交游唱和，著有《文庙古鼎歌》《鲁海惠菊柬并以诗长句谢之》《车轴山看牡丹同珠都阃擢千兵白邑尉》《修建忠武庙碑记》《创建留养局碑记》《赵登高传》《曹继参传》《李昌汴传》《殷壮猷传》《刘振世传》《曹鼎望传》等多篇诗作和传记文章，他还亲自主持修撰乾隆版《丰润县志》，对丰润康乾盛世时代的文化振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丰润县知县、浙江仁和武林进士沈赤然（字鳄山，号梅村）重修书院。沈赤然，有廉能，工诗古文辞，尤以诗著称。他先是号召县内士绅捐资重修了浭阳书院，又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甚至连学生的笔墨费、膳食费也由官府供给，从而带动了县内学生努力学习，鼓励上进，对丰润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也为此次重修浭阳书院作下了《重修浭阳书院碑记》一文，收于清光绪版的《丰润县志·文苑》，全文如下：“书院之设，所以集境内俊耄，而督其专攻于举业者也。何言之？家有塾，党有庠，非不可口讲而指画也。然瑗瑗姝姝人奉一先生言，守乎此而失乎彼矣！胶乎古则戾乎于今矣！安必其折衷之皆当，而观风之尽善乎？书院之师，一而已矣。有程式以一其风气，有友朋以资其切磨，有甲乙以定其优劣，然后惰者勤，愚者勉，向往有方，而获效甚速，其所系不綦重哉！丰润书院之废久矣！余莅任之明年，乃其邑之贤士大夫各捐输焉，以为之劝，修垣墙，葺庭宇，别厨溷，设几榻，规模已略具矣。笔墨之资，一饭之费，亦差足以给，则诸生之敬业乐群，其自兹之乎？虽然名与实之不可不辨焉，有扃门关徒，以课期为故事，而于诗文终不一觏者，谓之名；有不畏风雨寒暑，必竭其一日之思，力争雄角胜而不屑居人后者，谓之实。吾愿诸生之务为其实，而勿徒存其名可矣。非然者，程式不足以范之，友朋不足以助之，甲乙不足以励之，安见书院之设，必胜于塾与庠也。”
　　道光七年（1827年），丰润知县、河南滑县进士王仲槐自束鹿调任丰润县令，他到任后，看到浭阳书院已废为射圃，遂在县内富户中劝捐产并首倡捐银，振臂一呼，群相景从，绅襟士庶，踊跃输将，共襄善举，终底于成，置房产买土地，将书院移建于东街路北，又“延名师，优给诸生膏火”，并收甲第联翩之效。光绪版《丰润县志·文苑》收录了他亲作《改制浭阳书院》的碑文：“闰州左控孤竹，右接蓝田，枕燕山，环浭水，形势之壮，甲于畿东，而又蒙圣朝之文教，沐先哲之德辉；以故科第蝉联，人文蚁络。都人士每快谈之余，尝按群书，披县志，自魏元以来，如杨景文之博通古籍，张孝卿之领袖斯文，谷霖苍之著作成编，曹和石之明经立教，皆期彰明较著者。至若名列乡贤，传入文苑，以孝友忠义光家乘而载国书者，笔不胜述。斯固灵秀之特钟，实赖栽培之有自。然则书院之设，其有裨于世人心非浅矣。邑旧有浭阳书院，建立营守之旁，其创立不知几经年所，而雨蚀霜摧，倾圯殆尽，岂盛衰兴废之适然欤？抑或保护维持之不力欤？余于丁亥岁来尹是邑，心尝惜之。夫士居草茅，潜修闭户，非不可奋志功名。然或有囿于一编，或拘于一格，师心自用，半近疏狂。至寒畯之儒，又或艰于资斧，未能负笺从师，以故聪明特达，不得博科名登甲第者，盖十八九矣！且作养人材，建兴学校，有司事也。以畿辅之近，文物之乡，而令英姿沦落，俊秀不升，可乎？爰集合邑绅士，共勷义举，购谷氏旧宅而重整焉。地居县署之南，院设学宫之北，公事之暇，庶得与学师院长讲论其间，记日相欢而善之谓摩，于诸生或不无小补云。将是经营伊始，膏火无多，姑将首事乐捐诸人，先勒于石，以为将来者劝。后之君子，踵事而增，不更蒸蒸日上哉！虽然书院之设，非徒博令名，循故事已也。鹅湖讲学，接往圣之心源；鹿洞传生，明人伦之要旨。近乃多尚浮词，不求实义，非以肄业开夤缘之渐，即以私交起标榜之嫌。而圣大公无我之怀，几于不讲。此流弊所以日生。儒林反致多伪也，曷思士习为民风所系，文章与品行相关？惟愿来兹学者，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节廉礼让为先，勿以小害大，勿以私废公，勿以朋友为党，勿因名誉而视已过高，勿鄙愚蒙而责人太刻，勿矜情于浮溥，勿役志于纷华，争自琢磨，互相劝勉，出为用之才，处为无瑕之品。上不愧国家养才育德之隆，下不负师长举善劝能之意。彬彬尔雅，务思媲美于前型，则余之所厚望于同志也！夫因为之记。”此举无疑使丰润县的文风又是一次重振。后来王仲槐升任定州知州，在定州又倡修贡院兴文重教，被记录在定州的功德簿上。
　　道光十七年（1837年），浭阳书院得以扩建。当时的丰润知县江西副榜许瀚又在县内劝捐，增加了书院诸生的膏火，将书院进一步完善，《丰润县志·学校》记载：“（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经邑令许公劝捐增诸生膏火计正院瓦房四层，层各五间，厢房两层，层各三间，又草厢房两间，东院瓦房两层，层各四间，西小院厨房三间半，马棚两间，计发富当成本银一午五百两岁一分二厘生息泊地四十余顷（礼房有案）岁起租三四千吊不等，又民地三十六顷八十八亩一分四十八亩间岁收租钱四千六百零八吊五百文。”用这些维持书院的用度。扩建后浭阳书院功能更加齐全，使丰润文风更加昌盛。
　　明清时期，民间教育以“义学”和“私塾”为主。义学作为民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招收贫困子弟，一般不收学费，有的还发给学习用品。官办义学教师的俸银从国库开支，民办义学的办学经费则靠民众捐银或以捐田、捐房的租金来维持。据《丰润县志·学校》记载：“义学一在城西关，一在丰台，一在老庄子，基址久废，一在城东北隅，咸丰十年邑令徐公创建，计草房两间层，层各三间，废，商成本钱七千二百吊，崇文义举共二处，一在本城置地两顷九十五亩，岁收租钱六百零二吊五百文，一在中门庄，岁收租钱二百余吊，均备收买字纸之用。”爱学、兴学在民间蔚然成风。浭阳书院、燕山书院、心香书院、西关义学、丰台义学、老庄子义学，城东北义学等，当时之盛况可想而知。
　　据丰润县志记载，对丰润教育事业影响和贡献最大的知县有王定、靳宣、邢良、陈如锦、罗景泐、吴慎、王仲槐、许瀚等人。特别是明万历年知县陈如锦，首创了通过捐款置地筹集学校的教育经费。在他之后，王仲槐、许瀚更是扩建书院，广置校产，使丰润教育日益兴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科举制度被取消，浭阳书院早在百年前为诸学校所取代。浭阳书院改为学校之后，犹有数碑屹立于庭前，碑上阴文雕刻着善施者之英名及输银数目。而作为在丰润存在了数百年的浭阳书院，曾经为丰润文化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被人们遗忘的。
　　
　　（雷士奇，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丰润区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