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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平泉人“嗜饮烧酒”——从《蒙古考察报告》说起

来源:未知 时间:2016-02-01 17:26:46
 
  平泉,酒文化历史悠久,酒风酒俗传承不断,史料丰富。然而到了民国初期,因地方政权尚不巩固,修史工作荒废,平泉地方的酒事记载略显不足。加之民国时期《平泉县志》部分书稿在文革期间遗失,使平泉在民国期间关于该方面的记载又少了许多。
  欣喜的是,笔者近日在搜集平泉文史资料过程中,偶然获得了一套远方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蒙古考察报告》。在深深感动于调查队对工作极端负责之精神、严谨扎实之作风外,对《报告》中平泉民国初酿酒及其相关情况的记述产生了兴趣。读之使人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时平泉人善酿酒、喜饮酒的社会面貌,似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感。
  《蒙古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1912年12月1日至1913年2月下旬,国民政府国防考察队调查所形成。考察队由总统府军事顾问纽水建总负责,共26人。队员有陆军部军法司司长施而常,参谋本部顾问官、陆军少将黄慕松,陆军部委员、前广东旅长、潮州安抚使陈宏萼,稽勋局调查员南京稽勋分局局长彭琦,江苏松军帮统何嘉禄,江苏干部养成所所长陈维俭,陆军第一师一等参谋杨卓,前南京陆军部顾问官周诗,前库伦兵备处科长吕凯元,前江北步兵营长、南京留守府一等副官、南京第五师参谋长首斌,前江苏松军军事科长徐经传,陆军部委员乔明义,前汉口红十字会医员王子静,参谋本部陆军测量局班员吴豪,前南京大本营总兵站局上海支站副官长周培炳,前广西炮兵营长王佩钦等。另有蒙古语翻译2人,马夫6人。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应对已宣布独立的外蒙古政府即将发动的进攻,巩固北方边疆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外蒙古虽然后来并未发动进攻,但这次考察的调查结果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调查组调查路线较多,调查地点包括承德、赤峰、朝阳、多伦、张家口等。其中一部经古北口到热河(今承德),然后兵分两路开展调查。一路经平泉,过建昌(今凌源)、朝阳,奔赤峰。一路经平泉,北上直趋赤峰(二十六人中都是谁来平泉进行的考察,《报告》中没有说明)。因两路人马都曾在平泉活动,故记载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山川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民俗风情,实是难得。因《报告》采取分路、分条编辑,稍显凌乱,故笔者将《报告》中平泉一带烧酒生产与饮用情况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第一,民国时的平泉人喜饮酒。在第一路报告关于“人文之程度”条中,写到“伦理习惯与内地相类,维仪容甚鄙陋,嗜饮烧酒”。第二路所记之“人民之生活程度”则相类似:“人民生活甚艰,且性嗜酒,饥寒交迫,流为盗贼者不少”。虽然人们生活很艰难,但饮酒还是不可少的。报告还记到这里的酿酒情况:“高粱酒甚多,每年此地酒税四五万两”。实际上,据清咸丰年间资料统计,“当时的(平泉)城内(就)有‘涌泰泉’‘涌泉长’等12家烧锅,年产白酒490多吨,乡下还有小烧锅22个,年产白酒300余吨。还有3个黄酒铺,年产15吨多,高粱烧是当时的著名品牌”(《平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据平泉县原档案局副局长吴宝泉掌握资料:其中的“信和长”烧锅日消耗红粱(红高粱)、小麦40余担(每担折合100斤),日产白酒2000余斤,年产量占当时的八沟街7家烧锅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第二,当时平泉酿酒有较充足的粮食。第一路记这里的“汉人多习农业”,“五谷以小米、高粱为多”。“粮食平贱,人民甚易生活(现在看来是维持温饱之生活水平)”。关于七沟至八沟(今平泉)考察记载是:“小米、高粱甚多”。七沟以西也是“这里只种小米、高粱。每斤价银一分余,麦面每斤价银三分余”。自八沟(今平泉)至杨树梁(岭)同样:“小米、高粱尚足用”,“小米每百斤一元八毛,高粱每百斤一元二毛”。过了杨树梁(岭)、喇嘛店及以东地区则更甚:“人民多种小米、高粱……,每亩值十余元不等。每亩田种高粱可得百五十斤,只种一季。维小麦可种两季,然种者不多。每人能种三四十亩地”。且介绍“建昌(今凌源)所用之斗较诸平泉止有二分之一大”。 在总报告中记到“土民常膳是小米饭”,这里“粮食平贱,人民甚易生活。佣金甚贱,平常每月所得不过一元”。《报告》在七沟至八沟之《军事考察》条中更记平泉的粮食供应状况“粮食尚多。高粱每斗七吊,小米十三吊(并注:每斗七十斤),每大洋一元约值六吊八百”。平泉的粮食计量现在民间仍是平泉中东部(梁东)70斤一斗,凤凰岭以西地方每斗减半。关于粮食贸易,《平泉文史资料·第一辑》统计:民国初期,城街总户数864户,其中商户376家,占总户数的43.5%,总人口5708人,其中商户3431人,占总人口60%。当时有粮发行6家,鲜果发行2家。主要从事粮食批发、推销、代购、贮存、托运等业务,除此之外,县城还有20多家米店从事粮油销售。每天有三四百辆大车、一百多把(每把5-7头)骆驼向平泉运粮,通过平泉销往各地。天津、北京、关内的皮货、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往平泉,再销往内蒙古、辽宁、山东、山西等地。平泉每年销售的粮食约15万吨,这些粮食大部分发往关内、天津、北京。显然较《报告》更为详尽。关于气候,由于考察队来平正值冬天,“耕植物目前毫无”,但知“清明节后至白露节前可以种植高粱、小米、豆、黍、麦、蔬菜等物”,而少量的稻子则在“清明后下种,六、七月间收获,高粱收获较迟二三十天”,正应了古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说明百年前平泉一带较现在要寒冷得多,无霜期至少短十五至二十天,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总之,当时较为充足的粮食不仅保证了人们的日常需要,也为酿酒提供了原料,特别是这里优质的高粱更适于酿造高质量的烧酒。
  第三,酿酒辅料易得。酿酒不仅需要粮食,还需好水,以及足够的燃料。关于粮食上面已有记叙。对于其他辅料考察队各路报告均有记载,平泉各地人民 “饮用水用井水”。而平泉街的“平泉”、三眼井、仪狄古井水质好,水量大,极适酿酒。平泉的燃料更易取得:“燃料用柴及煤。煤矿有五处,松树岭(台)、杨树岭等处,每年得煤税数千两”。另一条记:“出煤处所杨树岭、五道庙、白庙子、松树台,以松树台为佳,但因水大不能开采”。现除杨树岭外,平泉的小煤窑已悉数关闭。《军事考察》条中记载当时平泉街“柴草每挑约二角,俱自各乡之人运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七沟、王土房、七家岱、石拉哈沟、柳溪等地仍有大量的山民将深山出产的柴火、木炭,通过肩挑、驴驮运至县城出售,换取灯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在县城南还有专门供柴草交易的草市。较大的旅店还有专门劈柴、烧炕的员工。至今市面仍不乏用于火锅的木炭。
  第四,贸易发达。《报告》记“平泉县属全户口十余万户,人口四十万有奇”,“人民多是由山东山西移来,甚诚朴可爱”。考察沿途亦多人民聚居之城镇,如东六沟、七沟、喇嘛店、三十家子、黄土梁子、南坡、北五十家子等,为商铺发展提供了消费基础。自七沟至平泉段《军事考察》所记为:“八沟有三四千人家,多系店户。回人约有数百家,蒙商甚少,然与汉人无异”,“住民多系商家,识字者多”。《报告》还谈及平泉妇女人数,“大约较男子较少,因口内商人甚多均未携眷来者,故也”。城内还有外商进驻:“有英商德隆洋行及鲁麟洋行设局于八沟收买猪毛、羊毛及各项皮毛,有日本人一于八沟地方开一药店卖药。有天主耶稣教堂各一,教民约数百家,外国人四五名……洋货以日用及化妆品为多,大半属日本货”。这一方面说明了平泉的繁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国势力的侵入。《报告》称平泉粮食“除供本地之用外,尚有运入口者”,“此地贸易多是酒及粮食”。酒行还被人们列为了“五行八作的”“上四行”之一。在平泉至黄土梁子考察记载中,除记这里“田虽悉数开垦,然山无树木”,“产高粱、小米、大豆有盈余”外,同时记粮食“输入口内多由平泉运至滦河,运至天津。每日粮物车约有百余辆南下”,同样,黄土梁子以北的平泉及宁城地方“田土多种高粱、小米、大豆、绿豆、小麦、荞麦。农有余粟,多输往口里及天津等处。售卖五谷之价较八沟稍贱”。可见当时粮食贸易之繁盛。《报告》对平泉人淳朴的民风也有记述:“人民无政治思想,但对于民国之成立尚知欢迎。对于调查员似有一种之异感。正直办理选举,似甚踊跃”。这里的人们还都“敬畏地方官”。八沟及交通要道村镇之民“住屋俱是瓦盖土屋,间有用高粱藁(gǎo)和泥作屋顶者”(笔者幼时老家的草房就是这种秫秸房芭)。生活习惯为“夏秋二季种田,冬春二季均营他项工作”。关于教育“八沟有初等师范学堂、高等及模范小学各学学校各一”。《报告》对不法农民也有微词:“惟平泉州属山田本年多种罂粟,然种此者均非良善之人。”
  第五,交通发达。这为酿酒原料输入及白酒外运提供了方便。平泉县城当时是东北、华北的交通要道,正谓:“上拱神京,下接蒙古。”(《新建宁远桥碑记》)有“拉不败的哈达(赤峰),填不满的八沟”之美誉。《报告》称:“八沟至赤峰约四百里”“由平泉街市永盛店北行五里至岔路”,此岔路在今杏树园子,东去可去凌源、锦州,北上可达赤峰。可见永盛店是城区重要的标志。关于平泉地势:“八沟是一大盘谷,东西宽约七里,南北宽将及二十里(与社会相传平泉街长二十里相一致),街市在东西之中央,四面村落罗列”。当时平泉“电局邮局俱设。在八沟牛车甚多,于途中曾遇见骆驼百余匹,每人管骆驼五、六匹。”八沟以东多见“牛车、骡车”。在平泉至黄土梁子军事考察《地形之险阻》中明确记“平泉为交通上要点”,在战略上引起了足够重视,并制定了预案。在《交通之设备》条记:“八沟有电报局及邮政局及一邮政代办所,有官银号一所”。
  综上,《蒙古考察报告》从考察人设身处地的角度,眼见了平泉酒业的实况并予记载,填补了史料的空白,丰富了平泉酒业的文化蕴含。
  据考证,中国的白酒起源于炎帝,历史久远。人们已知的是上世纪从原属承德地区的青龙县发现了金代的蒸馏酒烧锅。近年来,在吉林省大安市又发现了大型酿酒遗址。其中包括大型三足铁锅、平底铁锅、戴锔子铁锅以及相应的酿酒工具。还伴有大量的辽代钱币。经遗址发现者、民间史学家孔令海先生力促,经国内多名辽史专家的反复考证、中国科学院对酿酒器物的碳14鉴定,认为确为辽代之物。之后经酿酒专家复原、实验酿制出了72°的蒸馏酒——白酒,从而将白酒的生产上线追溯到了千年前的辽代。随着考古的发展,白酒生产的历史可能还会继续前溯。平泉作为契丹族的发祥地,契丹人早期生活的地方,白酒的酿制当不会晚于辽代。
  在经济社会较为充分发展的今天,平泉民间酿酒作坊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大型酿酒企业。较之共和国年龄还早的平泉县酿酒厂已发展成年产值30亿元的企业集团——避暑山庄企业集团。不仅有酿酒研究所,还有现代化包装生产线、自动化酒库、机械化的装卸设备等。但酒文化的历史不容忘记,不容隔断。企业为传承酒文化不仅保留了传统发酵池、仪狄古井,还建设了山庄老酒博物馆、酒文化广场,供人们参观、浏览。
  正是历史上人们对酒的态度褒贬不一,才造就了异彩纷呈的酒文化。传说中的大禹饮了仪狄所酿之酒后,就认为酒能乱性、误事,要大家引起注意。而酒壮英雄胆,借酒消愁,把酒言志等酒闻轶事,更是各类文学作品常用的佐料,也是社会不断重复的故事。《报告》中所言平泉酿酒、饮酒之事情,亦不过如此。现在平泉人婚丧嫁娶仍少不了酒,而以酒待客更是常理,且必须要客人喝好喝多,方显热情。无论职级与贫富,莫不如是。以酒言情也罢,以酒养生也罢,以酒滋事也罢,以酒生文也罢,成事败事,皆在饮者!
  酒者本无罪,文化自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