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生于江苏无锡，19岁考入清华大学。原名仰先，字哲良、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他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先生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评论领域的成就卓著，以致被推崇者名之为“钱学”。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祖籍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1938年，她与夫君偕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她的人品与文品，都是文艺界与学术界的楷模。杨绛先生86岁高龄时，独生女儿钱瑗（1937～1997）病逝，次年丈夫离世。百年风雨沧桑，先生心无旁鹜，始终致力于文艺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虽历经坎坷，不坠青云之志，身处逆境，犹存济物之心。她的大量著作，堪称传世，为中外文化沟通、民族文化的含弘光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主要作品有《堂·吉诃德》（译著）、长篇小说《洗澡》、文论《春泥集》、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她在96岁时仍成书《走到人生边上》，现已104岁，仍在孜孜不倦地整理、编辑着钱钟书先生遗留的书稿，操劳着一些书籍的再版事宜。
　　根据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书和《第一次下乡》一文零零星星的记述可知，钱、杨二位先生都曾于上世纪的“大跃进”时期来过花果之乡昌黎。追寻这对文坛著名伉俪在昌黎的足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把笔者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记述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与昌黎的一些文字，原原本本地抄录于下，以便以之为线索深入发掘与研究相关史料。
　　“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味道带苦。”（《第一次下乡》）
　　“他（指钱钟书——录者注）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第一次下乡》）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观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三处。我于1958年11月（应以《第一次下乡》文中两次记载的‘十月下旬’为准——录者注）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我们仨》）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观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了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我们仨》）
　　由这些有滋有味的零星记述可知：钱先生于1958年12月初至1959年1月底下放昌黎两个月，但仅留下吃发霉白薯面掺玉米面的窝窝头、天天捣粪、给夫人写信、带肥皂与果脯乘火车回京等四个“镜头”，诚憾事也。杨先生于同年10月下旬之前仅随“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称）领导来昌黎参观一次。这次参观应该是很短暂的，决不会达两个月之久，文中“走马观花”“受招待”就是明证。至于《下乡》所记两个月的“下放”，与昌黎风马牛不相及。
　　2012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周岁生日。此前一天，即7月16日，有报纸发表《杨绛在昌黎的日子》一文。这篇有2700多字的文章，除开头介绍杨绛的210多字外，均出自杨绛先生写的《第一次下乡》原文，仅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并作了一些剪裁。问题不仅在此，而在于文章把杨绛《第一次下乡》记述的并非昌黎的的人与事等，都硬搬到昌黎来了，明显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毛病。
　　不知道杨绛出于何种考虑，其在《第一次下乡》（以下简称《下乡》）一文中将下放之地的县名、公社名以及村庄名全都隐去了。因此，其下放的具体地点，我们这些局外人仅凭现有公开文字资料很难明晰。然世有不知其在何地，却有知其不在何地者。由《下乡》的记述可知，当时昌黎没有其文记述的交通工具和那个村庄，没有其文记述的一些饮食习俗、方言土语和劳作方式，也没有其文记述的村民的一些特殊经历。显然，杨绛是没有下放昌黎劳动两个月的经历的。
　　一、昌黎没有《下乡》记述的交通工具
　　《下乡》记有：“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队长带队下乡……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站直，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由这些记述可知，杨绛第一次下乡，是由北京乘坐“长途汽车”出发的，而返回北京时的交通工具则是“拖厢”。经核实，那时，昌黎是根本就没有通往北京的长途汽车的，杨绛一行怎么会乘长途汽车来昌黎呢？再说，昌黎早在清光绪年间就通了火车，并建了石门站（今属卢龙）、安山站（今九龙山站）、昌黎站。之后，又于清宣统与民国年间先后设立了后封台、张家庄和朱各庄站。在改革开放之前，乘坐火车是昌黎、乐亭、抚宁、卢龙人远行及外地人来昌黎最便捷、最便宜、最舒适的选择。由《我们仨》的记述可知，钱钟书先生下放昌黎，返京时就是乘坐的火车。那为什么杨绛一行回京时放着现成的火车不坐，却偏偏选择了在昌黎从未见使用过的让人挤挤擦擦、窝窝囊囊的“拖厢”呢？再者，史料表明，昌黎县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对外来的下乡干部一向着意照顾，何可到最后特意从外地找来一部“拖厢”，让人家遭罪寒心而去！来时乘坐长途汽车，回去时搭乘汽车或拖拉机的“拖厢”，足以证明杨绛“下放”之地在北京附近某个郊县，而不是远离北京的昌黎。
　　二、昌黎没有《下乡》记述的村庄
　　杨绛在文章中说：“我是分在山村的。”“我们那个村子很穷，没有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个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小毛驴儿才上得去。”“村子附近的山里出粘土，经火一烧，变得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粘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这些记述表明，杨绛描述的那个村庄起码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山村，有天主教堂，多土房，有特殊的粘土，为公社驻地。而在昌黎同时具有这些特点的村庄并无一处。
　　首先说天主教堂。昌黎信奉天主教的人数最多的村庄有两个，一是平原地区的薛家营，一是山区的西山场。早在清道光年间，薛家营村就建立了天主教堂；而西山场村尽管信奉天主教者为数也不算少，但村里一直没有建立天主教堂。杨绛写的那个山村有天主教堂，而在昌黎山区，根本没有修建任何天主教堂。
　　其次说土房。昌黎山区概无土房，更遑论“多土房”了。对于建房，过去昌黎曾长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南看石头，北看砖。”意为南部平原用石料，北部山区用青砖所建造的房屋最为使人青睐。何以然？石料出自山里，而青砖则出自平原。受“物以稀为贵”思维定势的影响，青砖成为山里人眼中的稀罕物，而石料则是平原人的偏爱。因此，“看”的对象就自然各有侧重了。追求时尚，是有钱人的专利，例如位于杏树园大峪沟的史梦兰止园与位于桃花山北麓的崔树宝松梨故宅（现杏树园小学南院）就都用了大量的青砖，甚至磨砖对缝，精雕细刻。由此，使笔者想到，流行语中的“看”不仅是巴望、渴望、艳羡、追求之意，还应该包含着工艺技巧的高下及其升华。至于穷人，就只有“就地取材”了。目前全部由石料建造的老旧房屋在北部山村并不鲜见。然而，由于石料易得，昌黎山区从不用黄土建房。昌黎的土房，只偶见于沿海的一些村庄，那是由所谓“棘疙瘩”砌筑而成。笔者记得，我们村第二生产队的饲养处就是由这种材料建造而成。杨绛说去的山村多土房，而昌黎山里根本没有土房，两相对照，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再次说值钱的粘土。杨绛下放的村庄有一种特殊的粘土，这种粘土“经火一烧，变得坚硬，和一般的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粘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昌黎山区虽然也有许多粘土，但如此特殊值钱的，并且早在1958年就已成为“村民增加收土的大财源”的粘土，是根本找不到的。也就是说，昌黎不但无其土，亦无其事。彼“有”此“无”，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说公社驻地。1958年秋天，昌黎县成立有曙光、红星、红旗、海洋、东风、东方红和果乡等7个人民公社，办事机构分别驻于靖安、安山、泥井、大蒲河、新集、刘台庄和城关镇。这7个地方，均非“山村”，而且更没有天主教堂与土房。综上所述，昌黎没有杨绛所写的那个村庄。或曰，1958年至1961年，卢龙（除水峪与刘家营公社）与抚宁（洋河以西）曾经合并到昌黎，那么，杨绛写的那个村庄会不会在今卢龙或抚宁某个地方呢？从时间上看，是绝对不会的。杨绛下放劳动始于1958年10月下旬，而昌、卢、抚三县合并始于其后的11月21日。也就是说，杨绛刚下放时三县尚未合并。因此，杨绛果真下放昌黎，那个村子也绝对不会在今卢龙或抚宁境内。另外，《下乡》还记有：“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的。”当时，在昌黎山区甚至全县也找不到那么一座小楼，更找不到那么一位女党支部书记。
　　通过对杨绛所写的那个村庄的特点进行剖析，不难得知，昌黎没有任何一个村庄可与之能对得上号。既然昌黎并不存在着那么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有杨绛下放到昌黎农村劳动锻炼两个月的事情发生呢？
　　三、昌黎没有杨绛记述的一些饮食习俗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杨绛在其文章中也透露出一些有别与昌黎的饮食习俗，她说，那里的“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白薯剥了皮，揉进玉米面里，做成的窝窝头特软”。
　　这里所说的窝头显然是将烀熟的白薯剥皮加工成泥状后，再掺揉玉米面而做成的。我们不能排除昌黎的个别家庭偶有这种吃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吃法在当时的昌黎城乡从未大众化、食堂化。“吃食堂”时期，人们吃的窝窝头以面粉而分，主要有三种：纯白薯干面的（白薯干儿饽饽）、纯玉米面的（苞米饽饽）、白薯干儿面掺玉米面的（白薯干苞米饽饽或苞米白薯干饽饽），其中大量的是白薯干饽饽。在昌黎城乡，笔者从未见、也从未听说过哪个庄的食堂经常吃这种“熟白薯泥掺玉米面”的窝头。杨绛在《我们仨》谈到的钱钟书在昌黎“吃的是霉白薯干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一句，其实就是有力的例证。杨绛的文章还记有：“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闹肚子了。”昌黎吃绿豆面，往往是将其掺入其他粮豆面粉中做成“杂面”煮着吃。笔者小时候吃过纯绿豆淀粉漏的粉条，这种粉条很耐煮，有咬劲儿。其淀粉渣子俗称“麻粉”，经常有人挑着两筒走街串户叫卖。至于完全用绿豆面做面条当饭吃，在昌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昌黎没有《下乡》记述的一些方言土语
　　现将《下乡》夹有当地方言土语的句子摘录几例：
　　“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一歇就是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
　　“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白薯剥了皮，掺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不经饱’。”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人‘倒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炕说是‘猫儿溺’。”
　　“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了‘苟儿沟’（豆粥），我听了很馋。”
　　“……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详着说：‘不赖’。”
　　由这些引文可知，“歇攀儿”“不经饱”“倒插门”“不赖”“苟儿沟”“猫儿溺”等，均出自当地村民之口，而并非杨绛本人。换言之，这些词汇纯系那一带的方言土语。品读之，并不难理解：“工间休息”其地称“歇攀儿”，而昌黎称“歇烟儿”；“不耐饿”其地称“不经饱”，而昌黎称“不禁饿”；男到女家成婚落户其地称“倒踏门”，并将男方称为“倒踏门女婿”，而昌黎则分别称之为“倒插门”“养老女婿”；“不错”其地称“不赖”，而昌黎称“不类（音）”；“豆粥”其地称“苟儿沟”，昌黎则将“豆”字儿化，称其为“豆儿粥”。当然，也不排除“二娃子”尚小，语音有些不清，将豆儿粥说成了“苟儿沟”，而杨绛为了文章更加真实、形象、生动、有趣，便以“音”记下。若然，则另当别论。“猫儿溺”中的“溺”字，音义均同“尿”，并兼具名词与动词词性，将其视为名词或动词均可讲通。若用为名词，“猫儿溺”这一词组则为偏正词组，意思是“猫儿的溺”；若用为动词，则为主谓词组，意思是“猫儿溺的（炕）”。在昌黎不管是“猫儿的溺”，还是“猫儿溺的”，其“猫”字均不儿化 ，只有在“猫” 字前面用形容词“小”修饰时，才可儿化，读作“小猫儿”。 至于“猫儿腻”(或“猫儿匿”)纯系全国流行语，而并非方言土语，故无须在此一并捆绑讨论。方言土语是地域性最显著、最稳定、最生动、最鲜活的无形标志，杨绛下放之地的方言土语明显有别于昌黎，非昌黎之地的方言土语，也是再明了不过的。
　　五、昌黎没有《下乡》记述的一些劳作方式
　　《下乡》一文记载：“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蹬蹬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这些描述表明，在那个山村的农事活动中普遍使用独轮车。笔者在镇中、杏树小学任教时有一位同事叫王宝来，北京某郊县人，“文革”期间曾返乡劳动一两年。他曾不止一次地向笔者讲其老家社员，特别是他自己推独轮车干农活儿时的艰辛情景。婆家在北京郊县的昌师老同学紫敏，也讲述过她年轻住婆家时看到的如此这般情景。看来，杨绛先生所写并非个别现象。在昌黎，大车普及得很早，先是铁瓦车，后是胶轮车。无论是入社前与入社后，有需运输的活计，一般都用大车。昌黎人将收秋的运输环节，往往称之为“拉秋”就是最好的说明。北部山区稍差些，但即使在坡陡、路窄、弯急而不便进大车的情况下，人们也不用独轮车，而是用驴驮，甚至不惜用人力挑、扛、背。“大集体”时，个人用车，可提前向生产队长申请，但要按用车数量、时间折扣个人工分。昌黎县境内的轴承胶轮独轮车何时开始使用已无可考，使用渐多则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且只用于家庭零星私活儿的处理，从未进入生产队的公共农事生产领域。
　　六、昌黎没有《下乡》记述的农民的一些特殊经历
　　《下乡》一文有如下三点记述：
　　“解放初，家家户户经常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宿，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
　　“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
　　对于杨绛下放劳动的那个山村发生过的“调换房屋复壁捉人”“办公费医疗本”“集中各户咸菜缸”之类事情，没有任何一点点文字或口碑资料可以说明昌黎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两地村民的一些集体经历迥然不同，怎么可以将二者“揉”在一起呢？
　　另外，由上述引文可知，杨绛下放北京附近农村劳动锻炼的时间是1958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钱钟书下放昌黎农村劳动锻炼的时间是1958年12月初至1959年1月底。假如杨绛没有去北京郊县农村，真的是下放到昌黎农村，那么夫妇二人于1958年12月份必会有一段在昌黎县同甘共苦的日子。对如此“奇巧”的不期而遇，杨绛能不记吗？但她却只字未记。为什么？是因“我们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们仨》）。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比对，笔者以为，完全可以确认，杨绛的下放劳动之地，并不在昌黎任何一个乡村。当时，钱钟书和杨绛二位先生确实都来过昌黎，但钱先生是到这里的农村下乡劳动锻炼有两个月，而杨先生则仅仅是秋收季节的一次暂短的参观，杨先生来昌黎“走马观花”在前，钱先生到果乡农村劳动锻炼又50多天在后。
　　（王恩霖，昌黎县文物管理所研究馆员，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