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今唐山市所辖各县区，包括遵化州所属的三个县（遵化、玉田、丰润），永平府所属的三个县（滦州、迁安、乐亭）。解放后，区划几经调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时间形成了十县五区结构，即遵化、玉田、丰润、丰南、唐海、滦县、滦南、迁安、迁西、乐亭和路北、路南、开平、古冶、新区，这里所说的唐山人，就是这个范围。因为地处畿辅要地，教育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可谓人文荟萃，地杰人灵。这个区域清代科举考试状况，不仅对整个直隶省（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有过重大影响，乃至在全国都有特殊意义。
　　《清代硃卷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是清代考试文献资料的汇编。硃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硃卷，是指科举考试中，为防止考生舞弊，将考生们用墨笔填写的试卷弥封后，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誊写过的卷子。广义上的硃卷，是指清代新中式的举人、进士等，常常将自己在科考中中式的试卷重新刊印，分送亲友，也称硃卷。《清代硃卷集成》一书收录的是广义上的硃卷，由顾廷龙主编，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印行。全套书总计420册，收录清代硃卷8 435份，其中会试卷1 635份(附武会试卷4份)，乡试卷5186份(附武乡试卷34份)，贡试卷1576份。
　　《集成》收录了今唐山地区内20人的硃卷，其中，会试硃卷（丰润于万川）一份，因不在该文讨论范围之内，故省略。乡试硃卷19份，这些人的硃卷，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而且通过这些硃卷的信息，对了解当地当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都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一、唐山清代科举考试述略
　　综合分析唐山地区科举考试，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和文化发展状况，地域性特点鲜明，与其所在的直隶省其他州县相比，有相同点，也有自己的特点，分述如下。
　　1、传统的教育大县，也是科举考试中式大县
　　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有一定的可比性，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大县，也是科举考试中式大县，换句话说，凡是科举考试中式人数多的县，教育相对也比较发达。今唐山地区各县，历史上文化昌盛，教育发达，在整个河北省处在名列前茅的位置。笔者依据《畿辅通志·选举表》《河北志·教育志》《清代直隶科举考试研究》等书籍，以及各府州县历代地方志乘的内容，梳理了几张统计表。
　　表1
清代直隶省各州县中举人数排名
（不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所辖县）

名次	州县	所属府治	今辖属市	中举人数
第一名	清苑县	保定府	保定市	313人
第二名	沧州县	天津府	沧州市	277人
第三名	任丘县	河间府	沧州市	265 人
第四名	文安县	顺天府	廊坊市	198人
第五名	滦州	永平府	唐山市	189人
第六名	丰润县	遵化州	唐山市	185人

　　
　　滦州、丰润县，以第五、第六名的成绩名列直隶省的前茅。更值得一提的是，乐亭县本是小县，却以146人排名第十二位，足见乐亭的文化实力。
　　2、横向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可以从中举和进士的人数上看出端倪，也基本符合人们对这些地方教育发展状况的通常印象。比如同属遵化直隶州管辖的三个县，丰润县的中举人数达185人，比遵化的88人和玉田的87人两县的总和还多10人；进士人数也如此，丰润县进士46人，而遵化（12人）和玉田（15人）两县加在一起，才只有27人，比丰润一个县少了近一半。这说明当时其他两个县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丰润。永平府所属的三个州县也如此，滦州中举人数189人，迁安只有92人，而乐亭，当时是一个小县，但因为教育发达，中举人数达到146人，甚至比一般的大县中举人数还多，这是教育实力的最好注解。
　　3、纵向时间分布上的阶段性
　　教育的发展状况，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且还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诸如民风民俗，包括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等都有关联。反映到科举考试上，就会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
　　先以今唐山地区清代两个科举大县滦州和丰润县中举人数做一个比较。
　　表2
滦州、丰润县清代各朝中举人数统计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合计
滦州	9	14	6	54	17	26	15	10	38	189
丰润	10	23	11	18	0	30	34	18	41	185
合计	19	37	17	72	17	56	49	28	79	374

　　
　　从表2不难发现，整个清代，滦州和丰润县的中举人数不相上下，只有4人的差别，但时间分布上却有明显的差异。滦州中举人数的高峰期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即清中叶，中举人数97名，占总数的51.3%，一半还多；而丰润县中举的高峰期则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即清朝末期，中举人数123名，占总人数的66.5%，三分之二强。特别是嘉庆一朝的25年间，竟无一人中举，让人难以想象。分析以上情况，说明各州县的教育水平是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动的。
　　再以各州县进士人数做一比较，也能反映这个问题。
　　表3
清代今唐山地区的进士分布表。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合计
丰润	4	6	2	8	11	3	2	6	4	46
遵化	1	1	1	1	0	3	0	1	5	15
玉田	6	0	0	1	1	3	1	0	3	18
滦州	4	1	1	4	3	1	2	2	4	23
迁安	3	1	0	3	1	4	1	1	1	21
乐亭	0	2	0	0	4	2	1	1	13	27
合计	18	11	4	17	20	16	7	11	30	150

　　    
　　从表3可以看出，反映教育水平纵向时间上的阶段性，玉田和乐亭两县最为典型。玉田县整个清代考中进士18名，有6名在顺治年间，占了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说明在清前期，玉田教育处在上升阶段。而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130多年时间里，只在乾隆年间出过1名进士，说明在这个阶段，玉田的教育水平整体处于衰落时期。乐亭是公认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县，但进士人数最多时期是光绪年间，有13人，与同治朝之前200多年时间，考中进士的人数几乎相等。说明乐亭的教育，是到了清晚期才真正发达起来的。仅光绪九年（1883）的癸未科，直隶省全省考中进士23人，乐亭有5人，占全省五分之一强，之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直隶省考中进士20名，乐亭3名，说明这个阶段乐亭教育进入鼎盛期。
　　4、唐山解元的不同凡响
　　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以省为单位，中式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解元作为一省三年大比的第一名，毫不夸张地说是万里挑一。
　　一是真正的实力比拼。由于今唐山地区所在的直隶省，面对的是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环境。主要是地处京畿要地，考生不仅有本省考生，还有国子监的太学生，更有外省在京的达官贵族、富商子弟参与竞争。因为按照清制，顺天府考试的录取名额远远高于其他省，与今天北京高考名额多于其他省份如出一辙。对此人们当然会趋之若鹜，想方设法挤进京城。这就有了很多冒籍考生，与今天的高考移民别无二致，竞争更趋激烈。要在考生人数众多，高手林立的顺天府乡试考场中夺得第一，谈何容易。
　　整个清朝，从顺治二年到光绪二十九年，共举行乡试112次，顺天府乡试也如此，由此共产生解元112名。按照清廷规定，非直隶省的考生是不允许参加顺天府乡试的，并制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冒籍考生还是防不胜防。这112名解元，还是被南方士子跨境摘走了6个。分别是康熙十六年（1677）的丁巳科解元，被江苏考生王哲生所得；乾隆三年（1738）戊午科解元，被无锡考生马锦昌所得；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解元，被江苏金坛县冯秉忠所得；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科解元，被江苏省无锡考生陶国果所得；乾隆十八年（1753）癸酉科解元，被江苏溧阳考生余继坤所得；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科解元，被江苏如皋考生戴聊奎所得。这六人除了康熙十六年丁巳科，是因为战乱，士子流离失所，朝廷特许外省考生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外，其他5名解元，均为冒籍考生。因为该6人的籍贯在江南，当然不属于直隶籍，另有2人信息缺失、籍贯不详，所以整个清代直隶解元，真正属于直隶籍贯的解元为104人。而这104人中，属于今北京所辖县的又有34人（其中大兴17人，宛平12人，通州4人，顺义1人），属于今天津市所辖县的有14人（其中天津县6人，宁河县3人，静海县2人，宝坻县2人，武清县1人），两市共夺走解元桂冠48名，这样，真正属于今河北省籍的解元只有56人。即便如此，唐山籍考生仍夺得解元5名。5人分别是滦州的刘伟、赵槐符和王汝纳，乐亭县的李兰，丰润县的孙鹏越。
　　二是唐山籍的解元中进士的比例高于任何一个地区。《清代直隶科举考试研究》（刘虹等著作，2012年科学出版社）一书统计，清代直隶省共产生举人10939名，进士2483名(清末商衍鎏著《清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统计，清代共取进士26391人，其中直隶2666人），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为22.7%。即使举人中的佼佼者解元，属于直隶籍的104名解元，考中进士的有48名。虽然远远高于一般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但也只有46.2%，不足一半。而唐山籍的这5名解元，全部考中进士，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润县的孙鹏越，不仅是丰润县，乃至遵化州唯一的一名解元，更是来自于越支盐场灶户的后裔。历史上，灶户社会地位最低，受教育条件最差。即便今天，他的家乡今曹妃甸区第八农场十字沽村，依然是地处偏僻的小村庄。在200多年前，竞争又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孙鹏越何以能蟾宫折桂，很值得研究。可惜可能因为他官职太低，留下的资料有限，《集成》也没有收录他的硃卷，现在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大都是穿凿附会，没有任何史料可供查证，实在遗憾。
　　三是5人都有很好的政声，分别为地方志乘所记载。古今中外，有无政绩，不在官职的高低。固然，高官显宦容易青史留名，而芝麻小官，同样可以名垂千古，主要是百姓的口碑。这5人从政后，有官至从一品的刘伟和从二品的李兰这样的高官，也有只做过七品县官的孙鹏越。
　　鉴于这五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特将该5人方志所记载的事迹罗列于后。
　　刘伟，字远公，幼嗜学，性倜傥。其父昌泰，以明经司谕定兴。伟省侍，克承庭训，为文博雅坚劲。康熙乙卯，韩慕庐先生主顺天乡试，闱中得伟卷，大加欣赏，定第一。行稿出，传诵遍天下。乙丑捷南宫，选庶吉士。丁卯授监察御史，巡视东城。风裁高峻，声著台班。卒于官。遗蠧萧然。（《嘉庆滦州志·卷之七·人物·名臣》19页）
　　李兰，字汀倩，号西园，拔长子。早失怙恃，奉继母以孝闻。家贫，率诸弟芸、葳等力学不倦。康熙丁酉，由廪生领顺天乡荐第一。戊戌成进士，选庶常，授翰林院检讨，饮食服用如布衣时。寻擢户科给事中，谏议能持大体，主眷特隆。外补江西督粮副使，迁湖南按察使。历江西按察使、布政使，署巡抚，又改安徽布政使。所至，威望严重，正己率属吏，无容奸，民皆安枕。年四十五，卒于官。兰学问渊邃，崇尚雅正。雍正甲辰科典试江南，阅癸卯、甲辰两次分校南宫，所得士皆名俊。任江南时，定议开江浦朱家山河，吴人至今赖之。（《光绪乐亭县志·卷九·人物·宦望》）
　　赵槐符，字子荫，号允泉，乾隆庚寅解元，辛丑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升本司掌印郎中。才敏有识，颇为上宪倚重，授潞安知府，察赈水灾，士民怀思甚众，旋调太原，屡决疑狱。时有兄弟争财搆讼者，胥吏两受其贿，安久不决，符莅任，廉得其情委屈，劝导兄弟感泣，友爱如初。升冀宁按察使，署山西臬司，篆务以疾，卒于官，时年六十三。（《光绪滦州志·卷十五·列传上·仕绩》40页）
　　王汝纳，字子默。少聪颖，工诗古文辞。道光己酉，以拔萃中乡试第一名，咸丰庚申成进士，补工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历升郎中，擢湖广道监察御史，戊辰简放济南府遗缺知府，署青州知府，所至有政声。纳家素封而性俭约，抵任不甚设傔从。时值仲秋，眛爽，祭告龙神，弁岳某仇其营主，伏暗辄刺之，误中纳夷于左股，翌日死，士民惜之。事闻，赠太仆寺卿，荫一子。（《光绪滦州志·卷十五·列传上》51页）
　　孙鹏越，字静远，乾隆丙午乡试第一人，嘉庆己未成进士，宰山西清流、荣河，有治声。捐修书院，广集生童，厚给薪膏，延名儒掌教。公余集诸名士立文社，唱和赋诗，为晋省贤宰之最。著有论文十六条、《绿萝诗集》行世。（《光绪丰润县志·卷之六·政事》18页）
　　5、独树一帜的唐山科举中式规律
　　唐山地区中式规律有别于其他地区。一般情况下，府州驻扎地，为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应的教育也比较发达，中式人数自然比其他地区多。比如顺天府府治所在地大兴县，举人897人（顺天府所辖27县，共中举人3093人），其中解元17人（全府44人）；天津府府治所在地天津县，举人835人（天津府所辖8县，共中举人1686人），其中解元6人（全府14人）；保定府府治所在地清苑县，举人313人（保定府所辖19县，共中举人1510人），其中解元2人（全府7人）；广平府府治所在地永年县，举人170人（广平府所辖10县，共中举人515人），其中解元1人，也出自永年县。
　　而唐山地区却恰恰相反。永平府的府治在卢龙县，但举人数只有110人，远远少于所辖滦州（185人），比乐亭县（146人）少了30人。遵化州为直隶州，举人只有98名，只相当于所辖县丰润的一半。唐山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情况，与该地区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教育发展有直接关系。丰润、滦州两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对外交往频繁，促进了该地区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集成》收录的19人乡试硃卷，也符合这个特点，其中滦州4人，丰润7人，乐亭3人，玉田、遵化各2人、迁安1人。
　　二、《集成》的社会价值
　　1、令人艳羡的青年才俊
　　当下，人们对封建举人的认识，恐怕大多都来自于中学课本。《范进中举》和《孔乙己》两篇课文，足以让几代人的脑海里，都时常浮现着科举制度对人们身心的戕害。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不无感慨地写道：“科举制度被废止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课本里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诞和凶残，表现的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74—175页）。余先生的结论可谓一语中的，如果科举制度真的像当今人们印象的一无是处的话，那么这种擢拔官员制度能流行1300多年而不衰，真的是中华文明的极大悲哀了。
　　事实到底怎样呢？用理论阐述可能太过枯燥，我们不妨从《清代硃卷集成》里采撷几个片段，对人们全面理解科举制度不无裨益。
　　人们印象中的封建举人，可能停留在长袍马褂，甚至破衣烂衫的水平上，无非是一群满嘴之乎者也、迂腐穷酸的书呆子。
　　看看唐山清代这些举人们的履历，先不说他们中举后的成就，看看他们中举时的年龄，足以让人震撼。
　　表4
《集成》里的唐山清代举人一览表

姓  名	字	号	籍贯	出生时间		中举时间	名次	年龄		身份
李萼	朴香	子馥 春圃	世居城南七十里翟各庄	嘉庆己未年（1799年）		道光乙未科（1835年）	第23名	56岁		副榜贡生
李锡章	容九	觉轩		嘉庆癸酉年（1814年）		道光乙未科（1835年）	第7名	21岁		增生
王曾衸	介轩		世居州城西南榛子镇	同治己巳年（1869年）		光绪辛卯科（1891年）	第27名	22岁		廪膳生
朱之澧	振东	兰坡	世居城西九十里榛子镇	道光己酉年（1849年）		光绪丙子科（1876年）	第161名	27岁		廪膳生
韩宗献	子余	荩卿 书卿	世居城南韩城镇距城五十里	同治壬戌年（1862年）		光绪乙酉科（1885年）	第29名	23岁		增贡生
刘镇疆	光远	芝屏 荫泉	世居城南齐家坨庄	同治壬戌年（1862年）		光绪辛卯科（1891年）	第136名	29岁		县学附学生
张其绅	子书	晓峰 蓧风	世居城南张各庄镇距城七十里	同治壬戌年（1862年）		光绪壬午科（1882年）	第197名	20岁		廪膳生
张人骏	揆士	安圃	世居丰邑齐家坨	道光丙午年（1846年）		同治甲子科（1864年）	第172名	18岁		监生
张佩纶	言如	幼樵 赞思	世居丰邑齐家坨	道光庚午年（1850年）		同治庚午科（1870年）	第16名	20岁		监生
王金镕	铸颜	匪石		道光丁未年（1847年）		同治庚午科（1870年）	第140名	23岁		廪膳生
安本曾	奕堂	墨溪 爱菊	世居城西南二十五里双坨	嘉庆癸亥年（1803年）		道光乙未科（1835年）	第33名	32岁		廪膳生
张夺锦	次庐	贲夫	住城西十八里连北店	嘉庆甲子年（1804年）		道光乙未科（1835年）	第25名	31岁		廪膳生
史  菡	枝亭	仙舫	世居城西石臼窝		同治甲子年（1864年）	光绪乙酉科（1885年）	第168名		21岁	县学附学生
王恩诏	子丹	泽园 稼轩	世居城西南西马各庄		咸丰戊午年（1858年）	光绪戊子科（1888年）	第278名	30岁		州学增广生
姚开勋	承熙	敬宾 芸圃	住县城西北三屯营城内		嘉庆癸亥年（1803年）	道光壬辰科（1832年）	第290名		29岁	附贡生
李长源	希邺	子逢	世居遵化州城东街		咸丰癸丑年（1853年）	光绪丙子科（1876年）	第24名		23岁	州学附生
吕万绶	印廷	子若 仲卿	世居丰润城西南大王家庄距城七十里		咸丰乙卯年（1855年）	光绪壬午科（1882年）	第55名		27岁	廪膳生
丁世哲	亦愚	睿溪	住丰润城南青坨庄		道光壬寅年（1842年）	光绪壬午科（1882年）	第181名		40岁	廪膳生
于万川	印坡	会一	世居城南岳龙庄，距城八十里		道光丙戌年（1826年）	同治戊辰科（1861年）	第107名		35岁	县附生
史恩培	竹孙	恽石 葵鑫	世居城西马兰峪，现居州城北十字街		咸丰壬子年（1852年）	光绪壬子科（1888年）	第79名		36岁	州学优廪生

　　
　　看了这张表，关于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我更赞成学者刘海峰的观点：“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维持全面而广泛影响的制度，虽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乱所。”（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19页）
　　2、举人们的个人成分
　　从表4不难看出，举人们的个人成分也是很值得自豪的。唐山籍的19名举人，副榜贡生1人，监生2人，廪膳生9人，增生（也叫增广生）3人，附学生4人。这些身份有什么意义呢？这要从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有关知识说起。按照清朝《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考生除了家庭出身一定要清白外，本人也必须具备考试资格。资格的认定要经过岁、科两试，成为生员。什么是生员呢？所有读书人，在没有经过选拔前，无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生员就是童生经过考试后，取入地方官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俗称秀才，也叫庠生。称其为庠生，是因为上古曾称学校为庠。在州、县学的叫邑庠生、县学生，在府学的称郡庠生、府学生。童生成为秀才，考试是极其严格的，县、州、府三级考录生员，要分别经过知县、知州、知府亲自组织的五次考试选拔，合格者才称得上生员（秀才）。
　　成为生员，便具有比一般平民优越的身份。《清史稿·选举志一》：“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可见，成为生员后，便成了特权阶层，即便犯罪，地方官都无权过问。
　　生员又有等级之分，《清史稿·选举三》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生员色目，曰廪膳生、增广生、附生。”
　　排定生员名次要经过岁、科两试，这种考试也是非常规范的，是由皇帝特派到各省的学政亲自主持，一般在学政三年任期内进行。第一年岁试（也称岁考），第二年科试（也称科考）。明清两代没有太大区别，《明史·选举志一》表述的更清楚些：“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也就是说，岁试按成绩划分六等，分别进行赏罚。优等生依次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廪膳生待遇最高；科试则决定生员有无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岁试中前四等才有参加科试的资格。经科试，列入一二等及三等前五名的，才有资格报考举人。这就是区别身份的意义所在。
　　下面逐一分析一下，这些举人们的身份资格。
　　副榜贡生1人（李萼）。清朝规定，参加乡试考生，当举人录取满额后，还要按照五比一的比例，将落榜者中的优秀者录用为副榜贡生，送到国子监成为监生。毫无疑问，这种生员的地位要高于普通生员。
　　监生2人（张佩纶、张人骏叔侄二人）。监生，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照规定必须贡生或荫生才有资格入监读书，所谓贡生，是指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国子监，意谓把人才贡献给皇帝；荫生就是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监的官僚子弟。张家叔侄两个条件都具备，但依他们的年龄，应该是前者。
　　廪膳生9人。《清嘉庆滦州志》对廪膳生的待遇有明确记载：“本府儒学廪膳生四十名，原额统共岁支银三百八十四两。”（《清嘉庆滦州志·卷三·则壤·经费》26页）每个廪膳生每年平均九两六，清初，一个知县的年俸禄才只有四十五两，足见其待遇之高了。
　　增广生3人，简称增生。明初定制，生员名额有定数，后增加人数，廪者遂称廪膳生员，增广者称增广生员。清沿其制，名额有定，廪膳生有廪米有职责，增生没有这种政治经济待遇，故增生地位次于廪膳生。
　　附学生4人。清代凡童生入学者皆称附生，即秀才。清·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十一》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考此制准乎明季之法（明制：生员虽定额，但不久即增广，不拘额数。至宣德时，以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增广者称增广生员，各有一定额数。到正统元年，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则称附学生员，省称附生），其后添置名额，谓之增广生。又益置名额，谓之附学生。盖谓附於庠序，不更膳以廪禄也。”附学生的地位在增广生之后，但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区别在于是否食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费生与自费生的区别而已。
　　3、才华横溢的举子们
　　余秋雨特别指出，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机制，并不是文学创作。所以如果用文学创作的标准，来苛求士子们的答卷内容，显然有失公允。但话说回来，这毕竟是文化考试，因此，答卷应该有一定的文学因素，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乡试中，专有一科，就是要考生临场发挥，创作一首八韵命题试帖诗。本来，命题作文就是各种写作形式中，最难把握的一种，因为对题目的理解哪怕稍有偏差，就会文不对题，文辞再好，那也是在做无用功。而在命题作文中，难上加难的，就该算是填写古诗词了。内容好坏不说，单是格律、平仄、押韵，就够挠头的了。更难为考生的是，题目选自某一首古诗的某一句，还要从这一句里再选出一个字做整首诗的韵脚。这就要求考生不仅要熟悉这首诗的作者，还得掌握全诗的意境，否则，做出来的诗很难符合要求。更坑人的是，顺天府乡试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而皇帝是天子，不受任何人的限制，谁能猜测到会弄出个什么题目来。如果是名人名诗名句还好办，如果皇帝弄出个很偏的题目来，那考生也得硬着头皮去完成。正因为如此，更可以显示出考生的知识面和应对能力，同时也可以从中领略士子们的文学才华。
　　下面选择两组同科举人的试帖诗，并将本房加批的评语一并抄录，大致可以看出这些士子们的文学水平。
　　第一组：科年：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
　　该科试帖诗题目取自陆游《送客至江上》中的一句“人语中含乐岁声”，取“含”字为韵脚，做五言八韵诗一首。
　　王金镕的试卷：“上农人食九，下土岁余三。语语中怀鬯（chàng)，声声乐意含。驿歌闻甲垄，鱼梦话丁男。周颂从头数，豳诗促膝谈。粟连红不断，餐匪素何惭。虑己庚呼泯，情偏酉熟谙。蒙休思后稷，丰裕说张堪。大有讴歌洽，皇仁海宇覃。”
　　本房加批：“清丽芊绵，风华掩映。”
　　张佩纶的试卷：“岁稔人相语，诗情咏剑南。乐从言外想，声早个中含。农事关心切，乡音入耳谙。丰穰占甲子，豫悦慰丁男。鸟忆耕中苦，鱼欣说梦甘。黍华赓束皙，麦穗话张堪。旧约同称凶，余功更课蚕。何如闻击壤，帝泽万方覃。”
　　本房加批：“清腴丽则，风雅正宗。”
　　当时王金镕23岁，张佩纶20岁，年龄相仿。最后名次，王金镕第140名，张佩纶第16名。
　　第二组：科年：光绪壬午科（光绪八年，1882年）
　　该科举人都是丰润人：张其绅、吕万绶和丁世哲。题目取自陆游《晨至湖上》赋得“松风含古姿”，得“松”字。
　　张其绅的试帖诗：“湖上风初起，冷然恰入松。独含姿态古，应是秀灵钟。拔地涛声壮，参天黛色浓。支离超晚近，偃蹇陋凡庸。双管谁能写，千秋喜乍逢。枝摇时警鹤，鳞老欲成龙。疏定寒生夏，坚知性耐冬。托根依禁苑，尧栋庆云从。”
　　本房加批：“清言霏玉，好句穿珠。”
　　吕万绶的试帖诗：“绘出临风态，湖边挺古松。意含秋飒爽，姿写色葱茏。骨瘦应陪鹤，髯长欲拂龙。钟声云满径，画境月衔峰。响曳空中籁，凉皴健后容。最宜高士伴，肯受大夫封。蟠石初摇影，藏针不露锋。冰霜贞晚节，培植茼恩浓。”
　　本房加批：“以淡取神，诗笔秀逸。”
　　丁世哲试帖诗：“湖上清风递，森森列数松。多姿含有韵，入古想奇容。傍岸垂青久，高标积翠重。添凉疑雨过，布荫任云封。眠早醒孤鹤，吟应做老龙。翻涛流不断，隔岭秀偏钟。箕踞刑如画，盘桓兴倍浓。放翁晨倚听，闲咏正扶笻。”
　　本房加批：“雅人吐嘱。”
　　最后考试名次：张其绅第197名；吕万绶第55名；丁世哲第181名。
　　4、举人们的家庭出身
　　儒家文化几千年，家庭出身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人们也概莫能外。所以，《集成》收录的硃卷，举人们才舍得用那么大篇幅，专门介绍自己的家族，以及姻亲的履历出身。因为，一方面，取得功名本身就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另一方面，能有此成就，也离不开祖宗们的神佑和庇护。
　　纵观整个科举史，历代统治者都把科举考试看作是最公平、公开的取士途径，正如唐太宗曾经不无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但从实际情况看，远非统治者炫耀的那么简单。以清朝为例，《钦定科场条例》对应试士子的出身有明确规定，不得做任何变通。特别指出有四类人三代之内，是不允许参加考试的。这四类人分别是倡（即娼妓）、优（优伶，戏子）、隶（衙门里举杀威棒打犯人屁股的）、皂（军中杂役），这四类人不仅社会地位低贱，而且身份不清不白，这样的后人一旦获取功名，万一有一天当了大官，皇帝要诰封称号的，如果这类人受了敕封，岂不是对至高无上皇权的极大讽刺，皇家的脸面也就丢失殆尽了。
　　当然，取得功名的士子们，确实不乏寒门学子，但实事求是地说，真正的寒门学子数量有限，说是微乎其微也并非过分。试想，家无隔夜粮、温饱尚未解决的穷苦百姓，何以有能力供奉子弟读书呢？看一看唐山籍举人们乡试硃卷里登记的父祖辈功名及官职，大致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
　　表5
举人们的直系亲属表

	祖父功名	祖父官职	父亲功名	父亲官职
李  萼	讳湛，字经深	无	名建绩，字凝庶，廪膳生	无
李锡章	士杰，字寿一，乾隆戊子科举人	怀安县教谕	庄，庠生	无
王曾衸	庚，道光乙酉科举人	山东寿张费县知县	汝諟，廪贡生	候选训导
朱之澧	坦，府庠生	无	钺，附贡生
韩宗献	名讳龄	无	玉山，字福田	翰林院待诏
刘镇疆	名荣简，字青筠，增广生	无	维城，武生
张其绅	如柏，字新甫，戊寅乡试荐卷	无	玠，字亦和，咸丰己未恩科举人同治壬午科进士	临漳、泌阳、柘城县知县
张人骏	印坦，号信斋，邑庠生	无锡丹阳县知县	泽仁，号古虞，贡生	补用直隶州知州
张佩纶	灼，字郁文	无	印塘，号雨樵，嘉庆己卯科举人	安徽巡抚
王金镕	慈，字度之	无	善成，字潭清，恩贡生	候选教谕
安本曾	朋作，字佐东，附贡生	无	润甲，字雨亭，邑庠生	候选教谕
张夺锦	永盛，字壮猷	无	名义，字为质	无
史菡	效苍，字义臣	五品衔	联元，字步瀛	无
王恩诏	敏，字睿修		槐荫，字植三	增广生
姚开勋	宗义	候选州同	本和	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
李长源	裕培，号向亭	候选刑部司狱	瑩，号小亭	无
吕万绶	殿魁，字占用	无	牛山，字全美	无
丁世哲	栩清，字鉴寒，嘉庆丙子科武举	无	大成，字极生，武庠生	无

　　
　　从表5可以看出，真正说得上平民之家的只有张夺锦一人。结合硃卷家庭成员履历，张夺锦可谓命运多舛。可惜可能因为他官职太低，抑或其家庭背景太过平淡，史书对他很少记述，只能从其硃卷反映的内容推测。这应该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也应该有很多感人的情节。他出生于乐亭连北店（今滦南县宋道口镇连北店）普通农民家庭，从他的高祖往下，一直到父辈，连邑庠生这样的读书人都没出过。可叹的是，他幼年丧母，继母抚养，可偏偏父亲又离开人世。生活所迫，继母带他改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寡妇改嫁要顶着多大社会压力可想而知。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这个继母是多么的伟大。顶着强大社会舆论不说，还要带着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改嫁他人，其品格该有多么高尚。可悲的是，继母带他改嫁后，竟然也撒手人寰，继父另娶继母。张夺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继父和新的继母更是不同凡响，一个普通家庭，竟然供养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张夺锦读书，直到31岁考中举人为止。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也值得大力颂扬。
　　5、举人们那些个炫目的亲戚
　　除了家族成员大都有功名或名望外，让举人们沾沾自喜的还有亲戚，大多也非白丁，或当地望族，或诗书世家，或官宦人家。谨举几例，便可大概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结亲是要门户相当的。
　　齐家坨张佩纶、张人骏叔侄知名度太高，研究他们的专论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他们的姻亲都是名望之家自不待言。张佩纶是清末高官李鸿章的女婿，张人骏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地球人都知道，不需我再絮叨。看看知名度稍低点的。
　　先看丰润张其绅，“世居城西南张各庄镇”，其祖辈与丰润官宦名家城西大郑各庄郑家为老亲，他的曾祖母是郑家的老姑奶奶。《硃卷》是这样记载的：“曾祖妣氏郑：康熙甲子乙丑联捷进士，任四川阆中县知县，升山西隰州知州，行取工部都水司员外郎，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讳恂公；辛卯科举人，冀州学正讳愉公侄孙女。”郑恂、郑愉何其了得。他的祖母出身于名门魏家：“祖妣氏魏，雍正癸卯恩科联捷进士，兵部武选司主事，升浙江司员外，江苏司郎中，特放山西宁武府知府，署理雁平道，诰封中宪大夫，讳元枢公孙女，候选卫千总礼桓公女。”
　　再看遵化李长源，“世居遵化城东街”，其曾祖母是丰润高家姑娘。《硃卷》是这样记载的：“祖妣氏高，丰润县科举人，科进士，原任广西龙州知州，讳作霖公女。”母亲是丰润周家姑娘：“母妣氏周，丰润县乾隆甲午科举人，己酉科会魁，原任河南舞阳县知县，广西宜山县知县，后补直隶州知州，讳冕公孙女。”
　　而滦州朱之澧与王曾衸既是同乡，都是榛子镇人，又是姑表兄弟。看朱之澧的《硃卷》：“母氏王，同里，乾隆己酉科武举，即用卫守府，讳廷勋公孙女；道光辛酉科举人，历署山东寿张费县知县，印，庚公女。”看王曾衸的《硃卷》：“曾祖廷勋，拣选卫千总”“祖庚，道光乙酉科举人，大挑一等，历署山东寿张费县知县。”大名鼎鼎的王庚，是王曾衸的祖父，朱之澧的外祖父，还是解元王汝衲的父亲，可谓名门之后。而王曾衸的父亲王汝諟既是朱之澧的舅父，又是他的授业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曾衸的曾祖母，即朱之澧的太姥姥窦氏，窦为清朝丰润“窦氏二才女”之妹妹窦兰轩，存世有《兰轩未定稿》诗集一部。王家由“武”为“文”，始于王庚，之后子孙连续取得功名。窦氏对子孙的教育影响应该不无关系。
　　三、《集成》对地域文化的贡献
　　1、对地方志乘的缉补作用
　　《硃卷》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记载士子及其家族成员履历的，这对研究区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地方志乘的缉补意义尤其重要。通过《硃卷》，至少搞清楚了困惑多年的两个问题。
　　一是搞清了为什么越支所辖区域称为“图”，而其他地方称为“社”“屯”的问题。明《隆庆丰润志》在三卷《里社论》里有如下文字：“成化十八年前，定裁二十二里，既载于册。弘治五年，因民外窜数多，归并二十里；弘治十五年，归并十三里；嘉靖元年，又并为十二里；十一年，民少复业，复归十三里。”这就是历史上的丰润县十三里的来历，习惯上称作北八里、南五图，北八里为：仁西社，杏西社，孝西社，嘉南社，坊市社，岁丰屯，丰济屯，咸宁屯；南五图为：越支一图，越支二图，越支三图，越支四图，越支五图。
　　不知道什么原因，该县志在这之后收录的乡村名字，似乎与明代无关，所以冠之以旧仁西乡，杏西乡，杏东乡，加东乡，加南乡，加西乡，孝西乡，孝东乡，越支乡，乡下边都有具体的村庄名字。据湖北陈万华考证，这些所谓旧乡，为元代建置。从历史的角度看，也应该的确如此，因为到了明朝，从永乐二年之后，土著编社，移民编屯，已经没有乡这个称谓了。
　　“越支乡”条款下，有八个村庄的名字，但因为志乘成书年代久远，大多字迹漫漶难辨，勉强能辨别出的有“董家庄，宣庄村，齐家坨，辛庄村”，其他四个村庄的名字辨别不清。不过至少可以说明的是，齐家坨村，早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比较大的村镇了，否则不会列到县志的里社里。而在张佩纶和张人骏的硃卷履历里，张家始祖是“永乐二年自山东武定府海丰县之张家码头迁居丰邑”，同村的刘镇疆的始祖”前明山东迁居丰润县”，都算不上该村的土著。但历史上该村却是张、刘两大家成为望族，原土著居民倒没有被人提起过。
　　村庄的所谓“图”，是明初一种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制定户口版籍，称为黄册，将山川土地编制成图，称为鱼鳞图，简称图。但为什么单单越支的村庄称作图，而其他村庄称作社或屯？结合《硃卷》，联系各州县历代地方志，参考《长芦盐法志》等历史书籍，这个问题总算有了答案。过去盐场产盐，是用锅熬，所以明朝户籍里专门有灶籍。熬盐是季节性的生产，而且生产区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这一点在《长芦盐法志·卷二十·图识》第427页反映得最清楚。越支场的图识比较简单，济民场比较完整，以济民场为例：北部为生活区，由西往东分别是圈里、新庄、梁家厂、孙家林、常坨、崔各庄、边家庄（这些村庄今天还都存在，分属曹妃甸区和滦南县所辖），与之相对应的南部区域为生产区，分别为圈里灶、新庄灶、梁家厂灶、孙家林灶、常坨灶、崔各庄灶、边家灶。清末民初学者朱德裳曾在他的《三十年闻见录》里，记载了熬盐生产的场景：“三伏之时，前一片大灶接联而去，后一片大灶亦复如是“，也说明熬盐有专门的生产区域。正因为灶户生产和生活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用“里”“社”概念，难以包含灶户生产和生活两个区域，而鱼鳞图就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二是大致弄清了越支五图的北限。越支的五个“图”是怎么划分的，历代丰润县志都没有太具体的信息。据湖北陈万华考证，越支五图的区域应该是从南往北，依次为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今丰南区的宋家营一带为越支一图。但越支五图的北端在哪里，没有明确说法。现在借助《集成》里张佩纶、张人骏叔侄俩和韩宗献的硃卷，可以有个大概轮廓。
　　张人骏《硃卷》家族履历：“九世祖九万，明荐举孝廉，总督军门，监视参谋，内府参军。九世祖妣，氏王。”
　　韩宗献《硃卷》家族履历：“四世嫡堂叔祖祥，字五云，前明崇祯庚辰科进士，原任山东曹州知州，因城破殉难，入本县忠义祠。”
　　康熙《丰润县志》在《艺文志》里分别记载了张、韩两家先人的事迹。
　　“张九万，字冲宇，邑之五图人，为明内府参军，家素封不喜畜婢妾，年四十八无子。妻王屡劝置侧室，坚不从。后值参军远出，王私娉乡中女，养于家，公归之夕，王盛服出所娉女，公色变峻，拒之，即归其女，并不责还原娉，闾里德之。次年生一子，后复连举两男。长与季虽不存，今国学文耀即其次子也，天之报施信不爽哉？”（罗景沥《康熙丰润县志·卷之八·艺文志》六十九页）
　　“韩刺史祥，子五云，邑之五图人。补博士弟子员，名噪甚，邑矣李公，央其必售。丙子登乡荐，庚辰捷南宫。明怀宗召进士魏恭德等四十人于文华殿，问平寇雪耻之策。祥对曰：“寇众者，民饥故也。欲平盗，必先抚民；寇不平者，兵弱故也，若平寇，必先养兵。抚民莫如轻徭薄役，养兵莫如增饷简将。如此，则寇可平，耻可雪矣。”上嘉纳之。除曹州刺史，值岁饥，多方赈济，民免流亡。贼首号小袁者，寇山东，势甚猖。公诣贼营，宣布朝廷恩德，贼感泣，率众降。抚按嘉之，荐于朝大用。会大兵围其城，力竭，遂以苑殉。嗟乎，士大夫奉命守土，城亡与之，理也，职也。然有一苑名垂青史，亦有泯没无传者，韩公死节于明末，恤典不及知者罕焉，余故笔之，以表忠云。”(曹鼎望 《康熙丰润县志·卷之八·艺文志》六十一页)
　　张佩纶、张人骏叔侄俩和刘镇疆都是齐家坨人，韩宗献为韩城镇人，在明朝都属于越支五图所辖。另外《明隆庆丰润志》在十一卷《武勋》里记载了门达的事迹：“门达，本县五图人。”有人考证，门达为今天丰润石各庄人。从以上资料，可以大致描绘出越支五图所辖地域为，今天丰润区包括石各庄镇、欢喜庄乡和路北区韩城镇一带的所有村庄。而且，在明末的时候，这里人的户籍依然是灶籍。《康熙丰润县志》在卷之七《人物志》里，分别在4页和5页，记载了韩宗献两位先人的履历：“韩威，灶籍，中嘉靖辛卯科乡试，登壬辰科进士，授直隶常州府推官，刑科给事中，山西左右布政使”；“韩祥，灶籍，中崇祯丙子科乡试，登庚辰进士，授山东曹州知州，尽忠而死。”从韩宗献的《硃卷》家庭成员履历里可以查到，韩威，为韩宗献的三世胞伯祖，韩祥，为其四世嫡堂叔祖。这些都说明在明末，越支五图的人都还是灶籍。到了清朝后，山移海退，熬盐的逐海而居，北部距离海较远的地区，逐渐脱离灶籍，成为民籍。包括张佩纶叔侄、刘镇疆、韩宗献等人的《硃卷》，他们本人的履历都是民籍了。
　　2、硃卷对纂修家谱的梳理匡正作用
　　《集成》收录的今唐山地区的19名举人，除滦州李萼，只记录到高高祖；遵化史恩培，记录到太高祖；迁安姚开勋，记录到曾祖外，其他16人的始祖全部为移民。这对厘正唐山地区家谱始祖记载的谬误，有重要的提示补充作用。
　　有关明初唐山地区移民始祖迁出地，民间有多种说法，最广泛的有山西洪洞县、山东枣林庄、山后六州、定州中山等。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史料，大多是口口相传，难免谬误。曾经有一名明朝移民史专家，也不无感叹地说：“距离迁徙年代时间越近，迁出地往往越模糊；距离迁徙年代时间越久远，始祖迁出地往往越清晰具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后世大胆推断的多，有真凭实据的少。
　　从硃卷履历看，16人始祖迁出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迁出地准确到村的有3人，张佩纶、张人骏叔侄和玉田县王恩诏；
　　二是始祖迁出地明确到府县的有7人，张其绅、朱之澧、李长源、韩宗献、李锡章、史菡、丁世哲；
　　三是始祖迁出地明确到省的有2人，刘镇疆、吕万绶。
　　四是始迁祖只有名字没有具体迁出地的1人，滦州王曾衸，在硃卷履历里只写了“始迁祖应”四个字，真可谓惜字如金了。
　　五是始迁祖迁自山后或山后六州的有3人，王金镕、安本曾、张夺锦。
　　综合分析以上情况，始迁祖迁出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凡是始祖迁出地很具体的，一般要有一定官职。张人骏硃卷：“始祖德贤，明候选左堂，永乐二年，由山东武定府海丰县之张家码头迁居丰邑”；玉田县王恩诏：“始祖展，诰赠锦衣卫千户，明初由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乌衣巷北迁，占居宝坻县北青口，后又卜居玉田县元湖甸。”
　　按照规矩，凡是有官职的人，其籍贯朝廷档案里是有记载的，后人在纂修家谱时，也不难查到。而对于一般百姓，不论是官方组织，还是发于自愿，官府档案不可能一一记载每个人的具体始迁地，而后人纂修家谱的时间，最早恐怕距离始祖迁徙时间已经过了一两百年。没有文字记载，单凭代代相传，很容易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也就不足为奇了。
　　(2）始迁祖有明显的地域性。丰润大多迁自山东，包括定州中山，也算在山东。张其绅、韩宗献的始迁祖都表明迁自定州中山；乐亭3人的始迁祖共同指向山右或山后六州。
　　(3)始祖迁自山西的1人，遵化李长源。
　　(4)始迁祖迁出时间大多为明初，以永乐二年最多。
　　从这些举人的硃卷不难看出，其始祖迁出地与山西洪洞县无涉，更与山东枣林庄无关。
　　至于祖先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广泛流传的时间，应该在民国初期，得益于曾在山东做官的山西人景大启。网上有专门介绍“景大启，光绪末任山东曹府观城厅典史。任满后，同乡刘子林时任长山县知县，聘景作幕，后又任茌平厅典史，宣统末年辞官回乡。民国初后，任洪洞县商务总理。民国二年，积极倡议，在明代大槐树遗址旁建起碑亭，后又募集经费，建起茶室，牌坊等。并编撰《古大槐树志》石印流传，为大槐树研究创始者”。
　　景大启的这些工作，使得明初迁民后代，有了一个追忆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寄托地。大量的海内外游子，心怀赤子之心，前来拜祭祖先迁出地，更使大槐树声名鹊起。有不少本来与山西大槐树没有半点关系的移民后裔，也都不约而同地贴上大槐树的标签。我查阅过唐山地区许多姓氏的老家谱，诸如丰润县南部（今丰南区、曹妃甸区）郑家坨的郑家、孙家沙坨的孙家、李家沙坨的李家、滦州（今滦南县）郑家横坨的郑家，民国前的家谱，共同指向祖先迁出地为定州中山，而在民国后重修的家谱里，既有山西说，又有山东枣林庄说，还有山后六州说，可见后来修订家谱的人，开始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有专家学者们论证出，山后六州是指中条山的北面，平阳府所属的蒲、解、绛、霍、吉、隰六州，更使祖先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几成定论。实际上，历史上的山后六州，是指石敬瑭（后晋高祖）将燕云十六州作为礼物送给契丹，到了元朝末年，十六州几经变更，（燕山）山后只剩下了六州，分别是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州），应州（今山西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归化州(今河北宣化)，保安州（今河北涿鹿），这才是史书上的“山后六州”。从硃卷反映的信息看，山后六州（后山右）迁来的移民，大多集中在乐亭地区，滦州、丰润却很少，这也是明初迁民的一个特点。
　　关于山东枣林庄移民，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用田间调查的办法，论证出了山东枣林庄的情况：“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
　　梳理这一段文字，一是移民迁徙的时间节点上，山东枣林庄移民发生在明朝洪武时期和清初两个时间段，不在永乐年间；二是迁徙方向上，山东枣林庄的移民是从北往南迁，即从山东向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为中心的安徽方向迁徙，而不是从山东往北京、北直隶向北迁徙。
　　依这些举人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身份地位，他们硃卷里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四、《集成》的史学价值
　　1、阵容豪华的考官队伍
　　如果今天有考生说，我的高考试卷是由民政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和国防部长点评的，那一定是瞎吹乱耪。但这在清代，对参加顺天乡试的士子们来说，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科举取士延续一千多年，是封建社会体制下擢拔官员的重要渠道，而录取的士子是否优秀，能否承担大任，取决于考官的慧眼识珠，所以历代帝王非常重视考官的使用，清代尤甚。整个有清一代，在吸收前代经验基础上，不断进行革新，经历了初创、改进、完善几个阶段。对考官的任用，也经历了顺治年代重品德，到康熙年间重能力，再到乾隆德才兼备；考官人数也由顺治二年一正一副两人，到乾隆四十五年的一正两副，再到道光十二年一正三副的格局；考官的任用经过了推荐、考核、考试等几个阶段，目的就是保证高官队伍的质量。因为科举考试的考官，不仅负责监考，还要负责阅卷录取工作，责任重大，皇帝不可能不高度重视。为此，考官的级别也不断提高。《集成》收录的唐山这19名举人（于万川为进士硃卷，未在这次统计范围之内），级别最高的同治三年甲子科的考官成员，即张人骏这一科，主考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蒙古镶红旗人瑞常担任，副考分别由吏部尚书朱风标（清代六部各有满族或蒙古族、汉族两位尚书）、户部尚书罗淳衍、礼部尚书李棠阶担任。张最后能成为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家，是否与这些高官的关照有关，但至少这些考官一定会为自己曾经慧眼识英才而自豪。
　　下面将唐山19名举人的考官列表如下。
　　
　　（1）道光壬辰科（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姚开勋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王  鼎	户部尚书	陕西蒲城	丙辰进士
副  考	那清安	兵部尚书	满洲正白旗	乙丑进士
副  考	史致俨	礼部尚书	江苏江都	己未进士
副  考	白  镕	左都御史	顺天通州	己未进士

　　 
　　（2）道光乙未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李萼，李锡章，安本曾，张夺锦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金  钊	吏部尚书	浙江萧山	己未进士
副  考	申启贤	吏部侍郎	河南延津	壬戌进士
副  考	吴  杰	工部侍郎	浙江会稽	甲戌进士
副  考	毛树森	大理寺少卿	河南武陟	丁丑进士

　　  
　　（3）同治甲子科（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张人骏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瑞  常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	蒙古镶红旗	壬辰进士
副  考	米风标	吏部尚书	浙江萧山	壬辰进士
副  考	罗淳衍	户部尚书	浙江会稽	甲戌进士
副  考	李棠阶	礼部尚书	广东顺德	壬午进士

　　  
　　（4）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张佩纶，王金镕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倭  仁	内阁大学士	蒙古正红旗	乙丑进士
副  考	瑞  常	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	蒙古镶红旗	壬辰进士
副  考	吴敦谨	刑部尚书	湖南长沙	乙未进士
副     考	唐壬森	宗人府府丞	浙江兰溪	丁未进士

　　  
　　（5）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朱之澧，李长源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魁  龄	工部尚书	满洲正红旗	壬子进士
副  考	崇  奇	吏部侍郎	满洲镶黄旗	乙丑进士
副  考	殷兆镛	吏部侍郎	江苏吴江	庚子进士
副  考	徐  桐	礼部侍郎	汉军正蓝旗	庚戌进士

　　  
　　（6）光绪壬午科（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张其绅，吕万绶，丁世哲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徐  桐	礼部尚书	汉军正蓝旗	庚戌进士
副  考	乌拉喜崇阿	左都御史	满洲镶黄旗	丙辰进士
副  考	毕道远	左都御史	山东淄川	辛丑进士
副  考	孙家鼎	工部侍郎	安徽寿州	己未进士

　　 
　　（7）光绪乙酉科（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韩宗献，史菡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潘祖荫	兵部尚书	江苏吴县	壬子进士
副  考	翁同龢	工部尚书	江苏常熟	丙辰进士
副  考	奎  润	左都御史	宗室正蓝旗	癸亥进士
副  考	童  华	礼部侍郎	浙江谨县	戊戌进士

　　 
　　（8）光绪戊子科（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王恩诏，史恩培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福  锟	协办大学士	满洲镶黄旗	己未进士
副  考	翁同龢	户部尚书	江苏常熟	丙辰进士
副  考	许庚身	兵部尚书	浙江仁和	壬戌进士
副  考	薛允升	刑部左侍郎	陕西长安	丙辰进士

　　  
　　（9）光绪辛卯科（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王曾衸，刘镇疆

职  衔	姓  名	时任职务	籍    贯	出    身
主  考	许庚身	兵部尚书	浙江仁和	壬戍进士
副  考	廖寿恒	礼部侍郎	江苏嘉定	癸亥进士
副  考	徐树铭	工部侍郎	湖南长沙	丁未进士
副  考	霍穆欢	内阁学士	满洲正蓝旗	丙辰进士

　　2、令人生畏生厌的科举考题
　　科举考试取缔后，多少年来，一直到今天，人们一提起科举考试都不免深恶痛绝，甚至咬牙切齿。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科举考试弊端越来越大。本来八股文这种文体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题目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严重束缚了考生的创造性。下面以唐山举人参加考试的科年为例，了解一下科举考试那些坑爹的考试题目。
　　清代乡试的考题，也几经变化，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形成定制，并一直持续到科举考试结束。考试分三场，每场考三天。第一场，考《四书》制义题3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第二场，《五经》制义题5道，各经分别出一题；第三场，考策问5题。《集成》收录的考卷，均为第一场试题答卷，包括五言八韵诗。因为顺天乡试第一场的考试题目是皇帝钦点的，其地位毋庸讳言是最重要的。
　　表7  唐山举人试题一览表（第一场试题）

科  年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诗    题	考   生
道光壬辰科（道光十二年，1832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孟子·告子上》)	赋得“万物静观皆自得”得“观”字五言八韵（ 宋·程颢《偶成》）	姚开勋
道光乙未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 《礼记·中庸》）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赋得“晓风枫叶丹”得“丹”字五言八韵（南朝宋·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李萼、李锡章、安本曾、张夺锦
同治甲子科（同治三年，1864年）	“上老老而民兴孝。”（ 《礼记·大学》）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论语·八佾》）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五言八韵（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张人骏
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雍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大学·中庸》）	“禹稷颜子易地皆然。”（ 《孟子》）	赋得“人语中含乐岁声”得“含”字，五言八韵。（宋陆游《送客至江上》）	张佩纶、王金镕
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中庸》）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孟子》）	赋得“秋风起兮白云飞”得“辞”字 西汉刘彻《秋风辞》	朱之澧、李长源
光绪壬午科（光绪八年，1882年）	“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	“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礼记· 中庸 》）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	赋得“松风含古姿”。得“松”字（宋陆游《晨至湖上》）	张其绅、吕万绶、丁世哲，
光绪乙酉科（光绪十一年，1885年）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大学》）	“子华使于齐 ，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赋得“尽放冰轮万丈高”得“光”字（宋 周必大 《和仲宁中秋赴饮庄宅》）	韩宗献、史菡
光绪戊子科（光绪十四年，1888年）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大学》）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 (《论语·雍也》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	赋得“杨柳读书堂”得“书”字（ 元末杨维桢《道经巴陵登岳阳楼用孟襄阳韵》）	王恩诏、史恩培
光绪辛卯科（光绪十七年，1891年）	“言忠信，行笃 敬。”（《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大学·中庸》）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	赋得“远树望多圆”得“淮”字（唐白居易《渡淮》）	王曾衸、刘镇疆

　　(注释、考题出处为笔者所加)

　　3、考官的职责

　　科举考官与今天的监考人员，在职责上有很大区别。今天的监考人员与评卷人员是两支队伍，而科举时代，考官身兼二职，既是监考官，又是考卷的评判者和士子的录取者，可谓责任重大，权力无限。为了保证考官们阅卷认真、评卷客观、录取公正，清廷对考官阅卷要求可谓煞费苦心，做出了非常苛刻的规定，同时配制以严刑苛法，不惜杀头以示警戒。首先是各考官用笔的颜色做出严格限定，俗称“五色笔”：一是士子们答卷用墨笔；二是监临官、监试官、提调官、受卷官、弥封官及外收掌官，一律用紫笔；三是誊录官用硃笔（这也是硃卷的来历）；四是对读生用赭黄笔；五是主考官用墨笔。如有僭越，严惩不贷。如清代乡试科考大案，问斩的级别最高的一品大员柏葰案中，同考官邹石麟（翰林编修），在阅评试卷时，发现有些字写错了，便自作聪明，以为誊录官抄写有误，就擅做主张，随手改正过来，这已经犯了大忌。更为严重的是，依他的身份级别，评卷只能有蓝笔，他竟用硃笔批卷，错上加错，惊动皇帝。咸丰帝亲自过问，给予他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实，在考官中，虽然同考官级别最低（以翰林编修为主），但同考官对士子们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试卷首先要经过同考官阅、荐，即由他先对考卷优劣做出判断，再推荐给主副考官，而且他的评语，不可能不对主副考官的评判产生影响，毕竟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考官也不例外。不过，这些考官毕竟受当时级别所限，所以在硃卷里只能看到他们的职务和姓氏，具体是哪个具体人，现在很难查到了。

　　其次是“圈点”。所谓“圈点”就是要求考官们在阅卷时，对考生的试卷要做出点评，并统一规定了圈点符号，由优到劣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标注，否则，以作弊论处。《清史稿》在卷一百八卷《选举三》中，记载了一桩顺天乡试舞弊案：“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顺天主考（吏部）侍郎汪霦、赞善姚士藟，校阅草率，落卷多不加圈点，下第者束草如人，至其门戮之。事闻，夺职”。康熙皇帝亲自下令，将两个人撤职查办。处理考官的原因，就是主副考官在阅卷时，都没有按规定“圈点”，处分不可谓不严厉。

　　从19个人的硃卷评判看，每一考题都留下了考官们的笔迹，当然在编纂硃卷时，主人是有所取舍的。考官的圈点也以划“○”为主，其他符号几乎看不到。这也有情可原，既然是要送给亲朋好友的东西，把自己最光鲜的那部分展示出来，也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