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冀东，处在日寇的蹂躏下已达5年之久，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汉奸伪政权对冀东人民进行着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大好河山、和平生活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世代安居于此的人民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惨遭屠杀。
　　1938年的冀东，不屈的人们从山区、从平原、从矿山、从乡野，悄悄凝聚起一股股反抗的力量，在这一年的夏天，汇成一条波澜壮阔的铁流！长城内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呐喊再一次响彻大地，当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消息传出时，全中国的军民都为之振奋，欢欣鼓舞。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长卷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抗日军民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了悲壮的乐章。
　　77年后的2015年春天，记者和几位朋友驱车在丰润、遵化的北部山区间穿行，山坡上杏花盛开，踏青的游人在花树下拍照、嬉戏。一路寻访，满眼生机盎然，祥和美好。当偶遇的耄耋老人向我们讲述起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灵时，那一刻花树沉静，大山无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禁肃然起敬。
　　硝烟，并未远去……
冀东大地上的星星之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陷落，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把冀东地区定为他们下一步侵略的目标，并由此实现他们吞并全中国的梦想。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同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热河沦陷。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定，被日本侵略魔爪染指的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了所谓的“非武装区”。
　　1935年冬天，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悍然把冀东22县置于日寇卵翼之下。从此，饱经日寇侵略磨难的冀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寇和汉奸狼狈为奸，实行黑暗统治，在冀东各地推行奴化教育，横征暴敛，无恶不作。
　　记者曾经在我市一位老收藏家处见过一张日占时期的唐山市区地图，那上面竟详细标注着一家家白面馆（出售和供人吸食毒品的场所）的位置，经询问才知道，当年，一大批日韩浪人在冀东的大小城镇到处开设洋行、白面馆和妓院、赌场，疯狂地毒害、麻痹人民群众，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流离失所，甚至倒毙街头陋巷，而且这些场所还充当入侵冀东的情报收集站，大量的日本特务渗透到冀东的各个角落，严密监视着地方的抗日情绪。再查阅各种抗战史料，几乎可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当年冀东地区的凄惨景象。
　　然而抗日救亡的行动在冀东大地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史料记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4天，开滦矿业产业工会就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直呼：“大难当头，民死无日，凡有血气，孰不痛心。诸君受国民重托，际此国家兴亡之秋，断脰流血，责无旁贷；一时政见，纵有分歧，而救国救民之心，当无二致。本会谨代表唐山数千工人，为全国灾黎及被难同胞，恳请各方化除成见，共挽危局。”“我全体工人，誓作先驱，除此丑类，为民族争生存！”两天后，林西矿工会也毅然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工友数千众，甘作前驱舍身杀敌，誓死不作高丽后尘。”一时间，冀东各地民众、团体、学校等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誓死救国的决心，迅速形成抗日救国高潮。长城抗战爆发，冀东人民又广泛发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极有力地支持了我军在长城内外的浴血奋战。1934年，由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人发起建立的京东民众御侮救亡总会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成立。同年冬天，冀东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燕山深处拉开帷幕，兴隆县黄花川孙家杖子村农民孙永勤率众举行抗日起义，建立了“民众军”，很快发展到约5000人，在共产党人的鼎力协助下，改编成“抗日救国军”，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这一天，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鹿鸣”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详细介绍了与东北唇齿相依的冀东地区失陷的情况与现状，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对冀东人民的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表达了不甘屈辱的冀东人民迫切要求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急切心情和强烈愿望。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
　　冀东大地上，抗日救亡的星星之火在燃烧。
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前夜
　　冀东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西屏京津、东扼辽沈，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前夜，在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的目光密切关注着这片即将燃起雄雄火焰的大地。
　　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举行游击战争”，从而确定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洛川会议结束后，负责北方局领导工作的刘少奇，指示被派到天津组建敌后河北省委的李运昌（任书记）速回冀东，出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刘少奇和彭真等同志在山西太原附近的抗日前线，令后来担任了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苏梅，带领原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李润民和营长孔庆同，秘密去冀东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为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培训军事干部。这一切的部署，都是为了组织冀东抗日起义，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李运昌为会长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并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准备立即在冀热边区的山地尝试开展游击战。
　　1938年2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意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迅速派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领部队开辟了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挺进冀东的基地。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法租界滨江道基泰大楼五层的会议室，由敌后河北省委以设在天津法租界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总会的名义召开秘密会议。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领导和组织冀东抗日暴动的主要人物。其中有刚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归来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党团书记李楚离，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军事部长王仲华（原名董毓华），肩负暴动重要领导职责的李运昌，有曾单枪匹马刺杀了冀东伪保安队第三总队队长刘佐周、在滦河下游一带很有影响的滦县马城民团团总高志远，有曾在冯玉祥的部队担任多年军法官、又先后主编唐山《工商时报》、在天津河北工学院工作的遵化县地北头村满族人洪麟阁；还有天津社会知名人士、年近半百的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迁安县杨团堡村人）等人。
　　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总会决定立即组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加紧做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由高志远担任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在暴动队伍未形成合力时，在南部、北部和西部各指挥一路军马。同时，根据总会的安排，会议决定由总会军事部长王仲华作为总会代表去高志远处指导和协助工作；李楚离作为总会代表，与杨十三到遵化县农村，帮助洪麟阁发动和组织西部地区的武装起义，准备在那一带迎接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
会议结束后，起义的领导人和组织者先后秘密离开天津，赶赴冀东乡村准备发动抗日暴动。
　　星星之火，终将成燎原之势。
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
　　在刘大为、董宝瑞的文章《冀东抗日大暴动史实追述》中，对冀东抗日大暴动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天津会议举行一个多月以后，中共冀热边特委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冀东分会的名义在丰润县田家湾子秘密召开准备开始暴动的军事会议，决定7月16日为各地统一举行暴动的日期。但由于暴动计划被日伪侦知，日军指挥各县的伪警防队和保安队，到处搜捕组织暴动的可疑人员。
　　形势异常紧迫，暴动必须提前举行。
　　1938年7月6日晚上，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夜，300多名拿着各种武器的抗日战士在滦县港北村一个深宅大院集合，中共滦县县委直接组织的暴动队伍——由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团政委李润民任总队长，中共滦县县委委员高培之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鹤鸣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在北宁铁路以南地区率先建立，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斗争帷幕。
　　7月7日，在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这一天，李运昌和时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的胡锡奎以迁安县西庄为基地，在北宁铁路以北地区的迁安县岩口镇组织和领导暴动，建立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二路军司令部和第四总队。
　　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在李楚离的指导和协助下，在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建立了第一路军司令部和第一总队、第二总队。
　　7月9日，王仲华指导和协助高志远，还有滦县沿海联庄会会长陈宇寰等人，在滦县马城、胡各庄一带起义，成立了军区司令部，建立了第六总队。
　　7月12日，驻滦县安各庄的的伪警防队队长周维新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争取下，率队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宣布脱离日伪的通电；后与在此之前举行暴动的昌黎等地的起义军组成和第五总队联合作战的第九总队。
　　7月13日，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的卢龙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自发地在卢龙县无税庄率众起义，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不久，高敬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与第五总队会师后，将自己率领的起义队伍改编成冀东抗日联军第二十三总队，把自己一直敬仰的共产党员阮务德请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7月13日，中共蓟县县委在盘山天成寺和城南杨家板桥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抗日暴动。次日，县委书记王崇实和李子光组织王景轩、苏甦等人攻下邦均镇伪警察三分局，组建了三区队；同日夜，共产党员白砥中和七区救国会负责人郝希武率众在七区起义，天明时攻克下仓镇伪警察所。紧接，蓟县境内暴动高潮迭起，相继组建了第五、六、十六、十七、十八等多个总队。
7月15日，抚宁县七家寨村的自卫团总许维纯和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茹振泰等人率众起义，攻占台头营镇，建立了临（榆）抚（宁）抗日游击大队。
　　7月16日，为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李运昌率领冀东抗日联军第二路5个总队和特务大队占领赵各庄矿和洼里、古冶两个车站，断绝了北宁铁路的交通；紧接，开滦煤矿工人在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起义，在唐山矿区建立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武装；先后参加暴动的矿工多达7000多人。
　　兴隆、青龙等热河境内的抗日健儿也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
　　……
　　7月的骄阳似火，冀东大地上，抗日的力量如喷着怒火的洪流，冲向日本侵略者和他们扶持的伪政权；又似一把把闪着复仇寒光的利刃，插在日寇所谓的伪“满洲国”南疆的边境线上。
英烈的传奇永远流传
　　冀东抗日大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李运昌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群英并起，传奇颇多”来概括当年拉起抗日队伍的传奇英雄们，有“骂开卢龙城”美谈的高敬之，有刀劈鬼子兵的节振国，有工人、农民、小商贩，甚至绿林好汉，更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并成为暴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如滦县师范毕业生王大中、李越之、高长风等，蓟县简易师范学生王文、张以镜、崔兰英、卜淑英等，数不胜数。在开滦煤矿医院工作的爱国青年李尚武等在老地下党员谷云亭组织和带领下，建立了抗日的野战医院。以芦台邮局职员身份作掩护的老地下党员，常在《大公报》发表文学作品的陈荻，爱国知识分子鲍子菁、李杉等，纷纷投身到抗日暴动的洪流之中……
　　在这彪炳史册的英雄群像中，有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英烈的事迹，辉耀燕山、滦水之间。
　　杨十三，迁安县（市）杨团堡人，原名杨彦伦，投身抗战后曾改名杨裕民，因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得名杨十三。他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和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多年从事造纸工业研究，并赴美国留学三年，学成归国后，致力于家乡造纸工业的改革，后任天津河北工学院教授。其侄子为曾经主持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杨秀峰。华北沦陷后，杨十三与洪麟阁等人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自己的所有家人投身抗日，并亲自参与了冀东抗日大暴动，为冀东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洪麟阁部的第三路军（西路军）政治部主任。
　　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杨十三不顾体弱多病，带领队伍转战在冀东地区。抗日大暴动失败后，他杀出重围，来到位于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杨十三的旧病急骤恶化，1939年7月21日，病逝于部队转移途中，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抗日杀敌。
　　杨十三病逝后，毛主席为他撰写了挽联：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朱总司令题写了《彪炳日月》挽词一首：
　　“渤海毓雄，民族之杰。
　　霭霭风仪，异质挺特。
　　冀东义起，倭奴气慑。
　　瞻彼真容，彪炳日月。”
　　在八路军总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彭德怀致悼词。悼词中说：杨十三的逝世，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亲密合作的忠实朋友，使冀东人民失去了他们的抗日领袖，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爱国热情极高的科学家。杨十三是广大知识分子、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榜样。
　　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为杨十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志士。
　　洪麟阁，原名洪占勋，号洪侨，满族人，遵化市地北头村人，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兼第三路总指挥。1921年就读于直隶法政专科学校。1925年任冯玉祥部军法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法处长。1933年在家乡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7月8日，他率部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四军分区游击队”名义，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转战丰润、玉田、遵化等地。7月12日，他率部攻克玉田县城，毙伤日军数十人、伪军千余人，缴获大批枪弹。8月，所部与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支队会合。同年10月，遭受日军四个旅团的进攻，激战中洪麟阁头部负重伤，坚持不离战场，在一块杨树皮上写下血书遗嘱：“还我河山”。见敌人冲上山来，他抛出手榴弹，消灭了10来个鬼子，但终因敌众我寡，又负伤多处，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以身殉国，时年36岁。他的遗体葬于别山崖顶，民众称为“洪山岭”。朱德曾评价说：“洪麟阁是我们革命队伍非常需要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党非常需要的军事人才。”
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77年前，这场大起义在短短两个多月，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在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组成武装齐整的10万余人的抗日部队。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占领了兴隆、昌平、蓟县、平谷、玉田、宝坻、卢龙、迁安、乐亭9座县城，横扫敌伪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
　　每一个唐山人都知道，在市区大城山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冀东人民抗日暴动纪念碑”，质朴、挺拔的花岗岩碑身，是冀东人民坚强不屈、誓逐外虏的精神的化身。1988年，为了纪念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50周年，河北省政府和唐山市政府在大城山修建了这座纪念碑，正面碑文由彭真同志题写。
　　纪念碑后的浮雕墙展现了冀东人民这一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在讲述大暴动历史的碑文中写道：“一九三八年……自七月六日始，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抗日联军率先在滦县、丰润、玉田、遵化、迁安、乐亭、昌黎、蓟县举行起义，呼者先登，应者云集，抑郁已久的国恨家仇，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数日之内，抗日烽火燃遍兴隆、平谷、青龙、密云、三河、顺义、香河、通县、云龙、抚宁、宝坻、宁河、武清等二十余县和开滦矿区，起义大军达十万余众。是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工农大众勇为中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几诸多有识之士起而参战，伪军民团倒戈向敌，爱国绅商踊跃捐款，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驱日寇血染长城内外，扫顽敌交刃巷同之间，斩关守隘，连克七座县城，收复大批集镇，八月中旬，会师于遵化铁厂，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电贺暴动胜利，并嘱全军将士继续巩固团结，为驱逐日寇奋斗到底。”
　　如今，这座纪念碑已成为唐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校，及各界市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我市，还有四座为冀东抗日大暴动而树立的纪念碑：位于滦县港北村南的“港北起义纪念碑”，位于丰润区岩口村东的“岩口抗日暴动纪念碑”，位于丰润区刘家营村附近小山峪北侧半山腰的“刘家营抗日暴动纪念碑”和迁安市黄台山主峰上的“迁安县抗日暴动纪念碑”。此外，在遵化市铁厂镇，还有一座纪念大暴动时八路军与抗日联军胜利会师的“铁厂会议纪念碑”。
　　据史料记载，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遵化与丰润、迁安三县交界地带的铁厂镇，嘹亮的军号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浴血奋战已经两个多月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组成的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了。乡亲们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子弟兵。这一天，八路军第四纵队指战员和冀东抗日联军的战士举行了大联欢。
　　正是在铁厂镇，会师后的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召开会议，制定了下一步的战斗计划和进行队伍整编的决策。然而此时，日寇为了把抗日烈火扼杀下去，已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对联军展开残酷的大围剿。为了保存实力，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的领导者决定向平西根据地撤退。这是一场极其悲壮的大撤退，经过无数次浴血奋战，最终只有少数指战员冲出重围，无数刚刚拿起抗敌武器的冀东儿女们倒在了西撤的路上，许多人都没能留下姓名。但冀东大地有知，英灵们永远与他们挚爱的家乡融为一体，护卫着这片丰美富饶的土地。
　　诚如“冀东抗日大暴动纪念碑”上所镌刻的碑文中写道的：冀东暴动，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从此，冀东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历经长期斗争，终于建成冀东抗日根据地，为驱逐日寇，解放全国作出不朽贡献。
　　
　　阳光如瀑，绿树成阴。位于唐山市大城山公园内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纪念碑巍峨挺立，刺破蓝天。77年后的今天，我们虔诚地仰望这座抗日丰碑，细细打量大城山脚下曾经历经劫难而重生的英雄城市，眼前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为了民族生存、为了家园和平，毅然拿起武器、棍棒、火枪、鸟铳，与日寇浴血搏杀的滚滚人流，耳畔回荡起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内心深处不屈的声声呐喊。虽然他们职业各异、信仰不同、阶层迥异，但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以一个共同的身份，共御外侮，同赴国难，那就是——中国人！
　　（本文所涉及地名、县治均以当时固定称谓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