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是中国从清初到民国年间，持续约300余年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活动。它被称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
　　这里要对“闯关东”一词进行一些解释。先说“闯”，《辞海》释为猛冲、奔走、浪游、闯练。“闯关东”之“闯”实际是出外闯荡，出外谋生之意。
　　再说“关”，古人云：“关，其古之意，界上门也。”一为扼险守国；二为稽查行旅，课征税务。清光绪《临榆县志》云：“古为关之御暴也，所以限内外，固封守，讥而不征者也。然而关据山海，拱卫神京，东通三省，远接朝鲜，洵畿辅之咽喉，两都之锁钥，边疆商旅，下国共球，出入往来，云集波驶，能保无奸民之混迹龙断之或登者乎？故严盘诘，征商贾，亦以重国课，昭法守云尔。”限内外，固土封守，盘诘课税为关的主要功能。盘诘，则“凡商民之出关者，具情呈临榆县给票，票注本人姓名、籍贯、年貌及某事诣某处，并记簿存县。商民至关呈票于官，盘验无疑乃放出”；课税，据乾隆七年（1742）定：“载货商民领票出关，课制钱十七文；止带随身行李并农民领票出关者，课制钱八文。”以课税论，山海关在康熙三十三年至五十九年（1694－1720）定征税额为32200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定征税额为33500两，嘉庆四年（1799）定征税额为49487两。由于出关人数逐年增加，咸丰九年（1859）定征税额达到191087两。据清王庆云著《石渠余纪》载，道光年间，政府下达山海关课税定额为白银111029两，任务很重，以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年计，每年仅完成6万－7万余两。为了完成课税任务，嘉庆年间，临榆县税官对载货商民课税额竟由17文陡增至81文。山海关之封守与课税在明朝由兵部直接负责，出入关门“稽文凭验年貌出入”。清初，设山海路专管。顺治十五年（1658）由满州城守章京管理，后改设山海关副都统领山海都司负责。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撤都司，设游击专负其责。道光二十八年又撤游击，归由中军都司之城守营把关，随同八旗官稽验。民国时由临榆县警察第一署专管。所以，过关要被严格盘查，不是容易的事情，就具有了“闯关”的含意。
　　后说“关东”，明朝时以“辽东”称东北，自清朝康熙年间起，由于东北地处山海关以东，被泛指为“关东”，而山海关以内地区则称为“关里”，所以“闯关东”也就是“闯东北”。由于“闯”是一个很宽泛的字眼，所以“闯关东”，并不只是从山海关进入东北的移民叫“闯关东”，山东人大多坐船由烟台、青岛、龙口出发到大连上岸进入东北，也叫“闯关东”。
　　“闯关东”之缘起。1644年4月22日石河大战，李闯王败北，清人入主北京。8月22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由盛京起驾迁都北京，王公贵胄、八旗兵丁等数十万人“从龙入关”，浩浩荡荡绵延500多公里，时达三年之久。致留住在东北的人口不到40万人，使东北出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景象。大批清人入关后，其中一些人水土不服，系念故土，要求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龙兴之地强根固本和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并满足部分满人的思土情结的要求，顺治六年（1649）清廷下令：“关外辽人，有先年入关在各省居住者，离坟墓，别乡井，殊可悯念。著出示晓谕，凡系辽人，各定籍贯、名姓，赴户部投递，听候察收，有愿入满州旗内，欲依亲戚者，听归亲戚。……如有愿还故乡者听便。”(《清世祖实录》)。此令只对辽人。顺治八年（1651），清廷又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又名山石关内道，设在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此令对关内人民出关垦荒，开了口子，成为“闯关东”之起点。
　　顺治十年（1653），清廷一些大臣上奏，要求对地广人稀的东北进行移民开垦，以为朝廷重要财源。并有满汉九卿官员58人联名上报一议定方案，案云：
　　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为附，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若数外多招者，每一百名加一级。将所招人详开姓名人数，册报户部，准出山海关，领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割，取印信实收，赴吏、兵二部，即选与应得官职。如愿在辽东居住者，不管辽东民事，听其居住。其辽东地方广阔，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种，俱照开荒之例子，给予牛、种，待人民聚多，田地广种之时，再酌议征粮。
　　顺治皇帝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颁布了《辽东招垦令》，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顺治十一年六月，为推动《辽东招垦令》的施行，清廷又发布命令：
　　饥民有愿赴辽东就食耕种者，山海关章京不得拦阻。所在章京及府州县官随民愿往处所，拨与田地，配给种粮，安插抚养，毋致失所，仍将收过人数，详开报部奏闻。
　　此令进一步允许百姓个人出关垦荒，从而为“闯关东”开启了大门。据有关资料，这一年，一个浙江义乌叫陈述德的，是第一个招募到100人到辽东垦荒、被授予辽阳知县的人。从此，关内饥民出关垦荒者日渐增多。从顺治十一年（1654）到十八年（1661），7年间，辽东共开垦荒地6万多亩。顺治年间，在卢龙任永平府推官的著名诗人、戏剧家尤侗，写有《出关行》诗，反映了当时关内百姓争相出关就食的情景。诗云：
　　出关去，往辽东。诏徙十万填新丰，五陵年少走如风。黄金白米青丝笼，招呼村市争来从。白头龙钟扶老翁，红颜伶俜携孩童。桟车羸马送尔去，银章墨绶何雍容。未知为官善与恶，且喜吾民暂吃著。巫闾山高渤海深，日把锄犁垦硗埆。不独有田堪耕作，更避差徭免敲扑。共醉黄酒饭茹茹，谁人不说辽东乐。辽东厚，辽西薄，辽西虽穷是故土，辽东虽好流移苦。亲戚坟墓天一方，惜别临歧泪如雨。玉关生入定何年，夜梦犹倚旧庄户。昨日邻翁寄书还，桑麻鸡犬各平安。但得今秋谷子熟，只教家居莫出关，出关容易入关难。
　　康熙七年（1668），出于保护满族传统文化，防为汉人同化的目的，朝廷废《招垦令》，并颁布“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规定：“即日起，出关民众均需事先起票，过关记档，只身放行。”康熙十一年（1672）恢复招垦，并改新开垦荒地由3年开始征税为10年征税，康熙十八年（1679）改为6年征税。时山东、河北出关就食的饥民相继于道。乾隆十一年（1746），朝廷又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特命“严山海关出入之禁，凡携家眷移居关外之人，无论远近，不得放出；出关贸易佣工者，由山海关给票，奉天地方查验后，按票上规定日期从事商贸佣工活动，到期按期缴票入关”，“奉天空闲田地专令旗人耕种，汉族氏人禁止开垦。”乾隆六年（1741），清廷又颁布吉林、黑龙江地区禁令，东北全境乃全面封禁。此年，据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将军鄂尔远奏称：“自去年严肃山海关后，携眷出口者渐少，而只身人流仍不断前往。”乾隆八年（1743），天津、河间大旱，大批饥民扑向山海关，而守城将士严禁出关，致关城人满为患。乾隆闻讯，乃下谕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关口官员：“如贫民出关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乾隆九年（1744），山东、河南、河北大旱，乾隆又下谕：“对出关移民，着上年例，查实实系灾民，即行放出，不必过于盘查。”乾隆五十七年(1792)，华北大旱，乾隆特对直隶总督说：“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清高宗实录》)由于禁止松弛，出关移民出现高潮。同时，到关外佣工者亦多。那时，出关佣工者多二月出关，九月回来。也有偷渡出关的，对此，临榆知县萧德宣写有竹枝词，说：
　　小车轧轧独轮摧，男女咨嗟面色灰。问是贫民勤服苦，一年一度出关来。徘徊歧路俨迷津，偷渡更遭官吏嗔。万里辽东皆内地，于今犹禁扒边人。
　　嘉庆初年，禁令收紧，但出关移民仍络绎不绝。据《历史档案》2001年2期载《山海关副都统来仪奏折》，嘉庆八年（1803），大臣巴宁阿由奉天回京，路上时见北方移民或只身前往，或携家带口，络绎于道。回京后向嘉庆帝作了汇报。嘉庆帝谕令山海关副都统来仪将饥民出关情况上奏。来仪在当年一月一日的奏折中说：
　　奴才查得，自十月初一定限起，至十一月初九止，共计四十日，共收过直隶、山东、山西各州县及司坊并捕厅印照，放出只身佣工贸易民人及商旅载货民人票照7119张，共计8218名。
　　40天中，仅合法出关的即8218名，平均每日200余名。嘉庆帝闻报，下令严出关之禁，此禁一直到咸丰年间。但仍有流民闯关或偷渡关外。嘉庆十五年（1810）吉林厅就查出新来流民1459户，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6953户（《清仁宗实录》）。到道光时期，出关贫民“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驰逐不易”(《清宣宗实录》)，时有“在家作饥民，不如出关作流民”之语。　
　　由于禁令严格，那时是很不容易出关的。当时到临榆县办出关票的人很多，要出关的人都住在红墙子一带的旅店里等待办票。萧德宣有诗记云：“红墙一带肃观瞻，旅店年来次第添。相戒行囊收拾尽，关门翻索比前严。”有的人看不惯官吏的凶狠，批评说：“出入惟凭一张纸，何劳官吏更相哗。”昌黎县生员杜奎炽嘉庆十三年（1808）在省参加乡试时，在策卷上批评清廷：“民遇饥荒，毋得携族过山海关，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被杀了头。光绪年《乐亭县志》有嘉庆十六年（1811）滦河发大水，昌滦乐一片汪洋，第二年“逃亡之人，屯聚山海关，填衢塞巷，问之皆滦县东三邑之民，关吏不容过（关），灾民拥挤关门”的记载。
　　咸丰十年（1860），朝廷发布驰禁令，关闭的山海关大门向移民再次敞开，流民出关不再视为非法。“东三省，钱没腰”，已是当时流传于山东、河北一带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无限生机。由于东北有田可耕，有工可佣，实为贫民起死回生之策，因而移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潮水般涌入东北。
　　《白山黑水录》一书记述了移民奔赴东北时的沿途情景：
　　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夫以后推，弟以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甲午海战后，为抵御外侮，防止日、俄对东北的觊觎与侵略，政府对移民东北不仅不阻，且多予支持奖励。到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1898—1907），东北人口出现突破性增长，10年内人口增长率高达400%。据统计，1911年东北总人口1841万人，其中进关移民即达1000多万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建立。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尽管当年清朝被推翻，但章程由北洋政府继续组织实施。加之安奉铁路（今丹东—沈阳）、吉长铁路（吉林—长春）、京奉铁路（北京至沈阳）、中东铁路（由哈尔滨起，西至满州里，东到绥芬河，南至旅顺口）的相继修通，将辽西走廊、松辽平原、辽东半岛连通在一起，铁路沿线一批城镇也相继兴起。
　　由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开发东北资源成为民国初北洋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时东北三省亦竞相派官员入关招垦，如1926年，黑龙江省罗北县在山东、河北各地遍贴文告，提供种种优惠，招民垦荒。而交通部亦屡次降低火车票价鼓励移民出关，并特别对家属出关给予票价优惠。由此，民国初年移民东北再次形成热潮。
　　时，唐秦地区出关移民亦大幅增加，但以在铁路沿线各城镇经商为主，在东北商界一度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所谓“老呔帮”。据1920、1930年代统计，仅乐亭一县到关外经商者就达十万之众。其时有民谣曰：“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也有戏言：“关外凡有家雀落的地方，就有老呔开的买卖”。
　　据统计，东北三省1915年时人口为2010万人，到1924年达到2571万人，1930年达到2995万人。15年间，平均每年增加65.7万人。“闯关东”以山东人、河北人为主，据1927年统计，那时的移民，山东人占59%，河北人占39%，河南、山西等省移民仅占2%。
　　“闯关东”路线为：陆上，徒步，经山海关、锦县、凌源、朝阳，这条路叫“榆关道”；乘火车，则由津浦铁路或京汉铁路转京奉铁路由山海关出关。海上，则由山东省沿海之龙口、烟台、威海、青岛上船，至大连（旅顺）、营口、丹东码头上岸。英国人琼斯在他著的《1931年后的中国东北》一书中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由海道去的，从青岛、烟台或天津出发到大连和营口。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则乘火车或者步行，是由陆路经山海关去的。”
　　“闯关东”的移民活动，在山海关无疑留下了极深的印痕。近年，在古城钟鼓楼下已塑有当年移民的身影。遥想当年那些筚路褴褛的移民们携家带口，背包罗伞，迈着疲惫的步伐，行走在古城的东西大街上，战战兢兢跨过第一关的门洞时，心情是何等的紧张和惶恐。古城东门外凄惶岭，又名欢喜岭，据清初杨宾著《柳边纪略》卷三说：“盖东行者至此凄惶，西还者至此欢喜也。”他还赋诗描述自己的心情：
　　山海关前日黄昏，风尘况复暗乾坤。
　　不堪更上凄惶岭，双袖横流血泪痕。
　　这也是“闯关东”人们的共同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