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个春天
——滦河文化研究10年回想
                                                          王士立
　　滦河文化研究会已成立10年，为滦河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可喜可贺！作为研究会的一员，我感到特别欣慰。10年间我个人也收获颇多。
　　滦河文化研究扩大了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延展了我学术研究的年华。2005年时我已年届古稀，常有衰老之感，我想把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整理一下，就此搁笔，不再进行新的研究。就在此时滦河文化研究会成立，热情聘请我担任研究会顾问。滦河文化研究会不尚空谈，不鹜虚声，进行了切实的学术研究，“勇往奋进以赴”，“殚精瘁力以成”。会长刘向权先生领导有方，谋略超群，是难得的学会领头人；副会长张墨瑶先生智慧过人，德艺双馨；秘书长韩永成先生和副秘书长王义钧先生勤奋敬业，甘为人梯，是学会的栋梁。又有诸多名誉会长、顾问、副会长、理事和学者共同切磋学术，共谋学会发展，可谓人才济济。身处这样一个风清气正的学术团体中激发了我的学术研究热情，开始了新的征程。
　　10年来我在《滦河文化研究》《唐山学院学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约35万多字。涉及滦河文化的许多问题。主要有：《滦河文化初论》《论滦河流域的长城边关文化》《滦河文化中的奇葩——避暑山庄文化》《唐山文化与滦河文化的关系》《孤竹国历史文化综述——兼论伯夷叔齐评价问题》《唐山文化三论》《唐山的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唐山大城山文化遗址述评》《唐山近代工业文化概说》《唐山近代思想文化会要》《唐山城市的形成与市民精神》《唐山近代革命文化研究》，以及若干人物研究等。这些成果有12篇收入《滦河文化研究文选》第一、二辑中，有的文章还收入别的文集。在互联网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奖。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又一个春天。
　　大学毕业以后，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我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唐山教育学院、唐山师专和唐山师范学院任教，一直主讲中国古代史，20世纪后半期曾撰写了一批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和论文。上世纪60年代我调来唐山工作，80年代后我又根据社会需要，以较多的精力转向唐山地方党史、地方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但对地方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尚嫌不足。参加滦河文化研究以后，扩展了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原有对地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地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提升了我的学术水平。
　　对滦河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我是从什么是“文化”开始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滦河文化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会究竟要研究什么。文化是什么？很长时间我的认识局限在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或者精神成果中的社会意识形态。记得2005年初，唐山学院党委书记张心昊先生在校园内主持创建了“唐山工业文化园”，要我写一篇关于工业文化的文章。当时我有点不理解，工业属于物质生产活动范畴，怎么是文化呢？“不能把文化当做一个筐，把什么都放进去。”——这是我当时的观点。后来经过学习研究，感到我是孤陋寡闻了。由于研究工作者从事的不同学科和课题的需要，一般从宏观上将文化区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类。广义的文化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述：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即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或者如《辞海》所表述：“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或者特指精神成果中的社会意识形态。
　　 文化的内涵决定了它的外延极其宽广。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写照和人类活动的结晶。这便是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说的：“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中国学者梁漱溟先生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读了这些学术大家的书，我改变了原来对文化的狭义理解。
　　当然，我能够理解当前所说的繁荣文化事业是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方面，滦河文化研究也应着力加强研究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但是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学术研究应该不限于狭义文化内容的研究。要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滦河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不仅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精神文化，而且很多精神也渗透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以至常常难分彼此。滦河文化研究会遵照“广义的文化”要求，这样研究的空间就扩展了；并且正确体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者的联系。
　　滦河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五音繁会；它经历了20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源远流长。 它是包含经济、文化、政治与社会若干门类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同时各个门类又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研究滦河文化要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和横通。“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不仅要研究事件和人物，尤其要深入研究滦河文化的精神内核，揭示引领滦河流域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支柱，为现实服务。在这些方面，许多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
　　恩格斯说：“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我心系乡梓千秋业，未曾扬鞭自奋蹄。对于滦河文化的研究，我的态度是用心的、真诚的。“为人正直，为官务实，办事认真，严谨治学；十年如一日，力耕不吾欺！”——这是我的座右铭。近十年来，我退而未休，陪伴我的是群书和孤灯，还有那冬天的寒窗与夏日的汗水流淌。我到图书馆、博物馆、新华书店去查找资料，有时我也在书店与小青年一样席地而坐翻书、记笔记。我从不吝惜时间，写出的文稿改了又改，有多篇已发给《滦河文化研究》编辑部的文稿，后来又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改了多次，一点瑕疵也不放过。家人说我“太过认真”，幸好刊物副主编王义钧先生不厌其烦，有求必应，我深为感动。（谢谢义钧先生！）但是年老体衰，精力不足的状况无法改变，我两眼昏花，多病缠身，有时含着“速效救心丸”或“麝香保心丸”修改文稿。我付出了辛劳，收获了快乐。丰润作家张金池先生2012年曾题词赐我：“船过水无痕，但船的执着和投入，忧伤与欢乐，只有大海才知道。”我觉得是这样的。只是大海无言，做学问的甘和苦只有自知。
　　但是，纵有千虑，仍有闪失。比如2006年我撰写了《孤竹国历史文化综述》一文，在涉及孤竹城的地理位置时，引用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卢龙记忆》书中的一首民谣：“漆水之北夷齐里，滦水之东孤竹城”这样的句子。不想校对疏忽，“漆水之北”误为“滦水之北”，未作改正。该文在《滦河文化研究》上发表，且为几种文集转登，在互联网上也广为传播，于是引起质疑。待我发现为时已晚，深感遗憾。实在是不该有的疏漏。这再一次告诉我学术研究真是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稍不留心就会出错。
　　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摒弃祖先的民族是注定不会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积淀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中有历史的影子。历史的存在可以启迪人们去思考存在的历史。滦河文化是历史文化，也是现实文化，研究滦河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不懈做下去。除了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外，要进一步加强滦河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期待能有一部内容丰富的《滦河文化志》早日问世。
　　我衷心祝愿滦河文化研究会这个文苑新秀在刘会长高举的“为家乡服务”的旗帜下茁壮成长，愿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加入到滦河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要在中青年学者中间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这应该是学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事业长青的必要条件。我虽已老朽，仍愿尽绵薄之力。生命不息，研究不止。这里借用文学理论家王瑶先生的话：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王士立，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原副院长，唐山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