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有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依靠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作用，使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优秀的文化维系一个民族的传承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减灾文化对于我们的防震减灾事业意义何在呢？下面让我们从虚到实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本人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大家关注，深化减灾文化的讨论，促进我国减灾文化的发展，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我们防震减灾的工作思路，提高防震减灾工作的实效，给防震减灾事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什么是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相当复杂，不同层次、不同尺度，会给出不同的定义。这里，我们先从文字意义上追溯一下：在西方，文化是从culture (原意是栽培、教育）转义过来的；在我国，据说最早见于《周易·易传》“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也有认为“文化”即“（周）文王之 （教）化” 或者是“文治教化 ”。实际上，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两字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文化是一个群体（国家、民族、企业、家庭等）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等，甚至包括了这个群体的整体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活动。文化史由一定时期的积淀而形成。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后者是狭义的解释，前者是广义的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是指：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器物、工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如下讨论：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史书典籍上，记满了那些明君良臣的“文治武功”。“文治”与“武功”是相对而言的。“武功”就是动用“武力”（军队）所建立的功勋，包括对外的征伐，对内的镇压；而“文治”则是利用“文化”（在这里，应该是伦理、道德以及民间风俗等相关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来取得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教化”。统治者通过强硬的手段（如法制，告诉民众哪些事情是被禁止的），或者通过“怀柔”的手段（如汉代的举孝廉、以后的科举考试、立牌坊等等）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诱导民众顺服统治者的意愿，用以巩固统治。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可以对文化有一个更深切的理解。所谓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说周文王与周武王治理国家之道，同时也应该是说文、武二途在治理国家、强盛民族过程中的作用。
　　由此可知，在广义上说，文化就是“文教”，就是“思想、意识、风尚”，就是”伦理、道德、习俗”。它们的表现形式，除了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等等以外，同样包括社会道德、习俗、风尚以及各种非物质形式的传统，也可以包括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
什么是减灾文化？
　　所谓减灾文化，或防灾文化，就是一个群体“ 对待灾害的思想、理念、态度、行为、习惯等的总称”。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对待灾害的思想、理念、态度、行为、习惯各有特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灾害文化也不完全相同。
　　有一种观点认为，灾害或多或少与人类活动有关。单纯的灾变，如发生在没有人烟地方的地震，那不能算作灾害或灾难，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灾变。由此而产生的认识是：灾变作用于人类社会造成灾害（灾难），人类应对灾害，减轻灾害，包括经验和教训在内的减灾行为，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减灾文化（防灾文化）。
　　关于“减灾文化”（英语通常用“Culture of Disaster Reduction”)，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采用了“灾害文化”这个词，本人比较倾向于采用“减灾文化”或“防灾文化”更好一点。从字面上看，“减灾或防灾文化”明白无误地包含预防、应对、减灾等与灾害抗争的内容。还有一个名词与“防灾文化”相近，那就是“安全文化”，但“安全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显然要宽得多，有人认为可以将“防灾文化”看成是“安全文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减灾文化的讨论日渐热烈，已经称得上是个“热门话题”，媒体上不时有论文发表。问题是讨论的主题不很集中，议论的内容比较广泛，可能是由于对“防灾文化”的内涵理解不同所致。下面举几个例子，目的是请大家体会一下目前所谓“减灾文化”涉及内容是何等的广泛。
　　例如，有人从理论概念的角度来探讨“减灾文化”，指出：“减灾文化是人类在预防灾害、在对灾害突袭的运筹抗争中认识运用自身的思维智慧和知识能力的一切活动。人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造着创造着减灾文化。人既是减灾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减灾文化的创造物。减灾文化实质上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特征显现。人的发展在减灾文化中一般有五方面的作用：人的科学发展是减灾文化的坚实基础；人的生态发展是减灾文化的最高境界；人的能力发展是减灾文化的根本保障；人的道义发展是减灾文化的精神支柱；人的生命发展是减灾文化的崇高使命。”（2011年06月24日郑东：在《人民网•理论频道》发表的论文《减灾文化视阈下人的发展》）
　　又如，有的学者把减灾文化归类于安全文化，认为：安全文化的学科组成框架应该包括安全社会文化、安全基础文化、安全减灾文化、安全工程文化和安全教育文化五部分。其中，所谓“安全减灾文化”具体是指：安全文化中专门针对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实施的巨大系统。（见2007年1月19日《安全文化网》，作者：徐德蜀）
　　再如，中国地震网在《汶川地震三周年》的《编者按》谈到“减灾文化”是这样描述的：灾难博物馆、地震遗迹、灾难文学、震撼人心的照片和录像、记载灾难事件的碑文、拓片等应运而生的减灾文化，在见证、记录每一次地学灾害的巨大破坏力、灾难悲剧的同时，对于地震学、地质学、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和抗震救灾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减灾文化记载了人类历次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特有的气质与崇高境界。减灾文化不是展览惨烈和痛苦，而是展示人类在灾难中表现出的生命的顽强与人性中勇敢、坚韧、博爱、团结和神圣的生命情感，以及与其相关的科学知识和防灾减灾技能。减灾文化的传播就是使人类认识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保持清醒，自警、自励，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树立科学的防灾理念，从被动的受灾到主动的防灾、减灾，进而避灾趋利。历史的一页终要翻过去，但我们要把今天真实的情感与精神传下去，这就是减灾文化熏陶、教育的目的。
　　上述例子表明，我们目前对于减灾文化的定义和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
探讨我国历史上的减灾文化
　　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美誉，公认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总体上讲，这个评价当之无愧。不过，在面对生死祸福（包括灾害）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恐怕算不上十分的先进和优秀。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对“福”有高度期待感，最喜欢的是“平安吉祥”“万事如意”“恭喜发财”之类吉利话语，钟爱所谓的“口彩”是我们民族的习俗。换句话说，传统上民众崇尚的是祈福文化（或福文化）；因此，谁要让中国民众时刻防备着可能有“灾祸”发生，那是最让人反感的“大煞风景”的事情。（在北方，人们立即回应你：“呸！呸！乌鸦嘴！”在南方：“你不要触人家霉头！”）
　　中华民族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从好处着想：追求的是 “江山永固” “万寿无疆”“长生不老” 这类无法实现的目标；讽刺的是“杞人忧天”这样的原本是正确的忧患意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存在着被外来天体碰撞的危险）。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我国数千年悠久的历史里蕴含的负面的文化因子。
　　我国民众，包括相当大数量的决策人心里，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观念，也是我们培育和弘扬忧患意识、防御意识的重大阻力。人们普遍的心理是：“灾害是可怕的，但灾害毕竟是罕见的。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有遇上大灾害，我又何必‘杞人忧天’，为也许根本不会发生的灾害担心呢？” 作为个人，这种思想只对个人的安危起作用；如果是一位某个方面的负责人，那么这种思想将决定他管辖的范围在遭遇灾害时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危。有些领导人抱着“在我的任期内不见得就遇上灾害”的侥幸心理，这种心态制约了他们的眼光，使他们只顾眼前的政绩，忽视了对潜在的灾害的防范。这种侥幸心理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是一种不智的理念，因为只要遭遇一次灾害，由于没有防范和应对的准备，必定难逃灭顶之危，百分之百地遭遇损失和灾难！造成的是千古遗恨！  显然，减灾文化理念直接影响人们的减灾决策和后果。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注意到了防灾减灾与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曾向他的丞相管仲请教治国之道，管仲的回答中提到：“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齐桓公进一步问：“愿闻五害之说。”管仲答道：“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见《管子·度地篇》)
　　管仲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道的内容反映出我国早期的减灾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当先进；将“除五害”（防灾减灾）作为“治人”的前提，体现了“民之不存，安能治国”的思想。 可惜的是，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这种“减灾治国”的观点和理念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有些管理者的思想意识恐怕还赶不上古人管仲。
我国古代减灾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古代的减灾文化大致是一种反思和应对的文化
　　我国历史上的灾害事件很多，可以说中华民族受尽了自然灾害之苦，地震、干旱、洪涝、暴雨、冰雹、冰霜、山火、虫灾以及瘟疫等等几乎是连年不断。面对灾害，限于科学认识和科技发展水平，我们的祖先基本上是采取反思和应对的态度，即遭遇了灾害，总结和反思，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反思（罪己），有时则归因于天（自然）人（人类社会与政权等）感应的关系。
　　古人给我们也留下了一些包含正确、辩证的思想认识，但偏重于方法论，而缺少对灾害根源（成因）的科学追究。“吃一堑，长一智”，“痛定思痛”，“大灾之后有大治”，“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等等成语蕴含着一定的先进认识部分，但从灾害预防的角度看是不够的。
　　(二)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1、对大自然灾害的敬畏 ：在封建社会，为了祈求平安，统治者（上至皇帝，下到各级地方官员）常常通过各种祭祀形式，祈求神灵保佑，免除灾害；泰山、嵩山封禅是由天子亲自进行的最高级别的祭祀；在清代，北京的天坛、地坛、先农坛等就是皇帝进行“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场所。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某些皇帝会颁发“罪己诏”：检讨自己的德行不足，导致天怒；希望通过自我谴责，天人感应消弭灾害。同时派出高官到重要场所进行祭祀。 至于像《河伯娶妇》那样的故事，则是通过牺牲无辜民众的生命“媚神”（讨好神灵）以求避免或减轻灾害的极端做法，即使在当时也为有识之士所唾弃。
　　2、赈灾救灾、减轻灾害：上面讲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希望通过祭祀等手段讨好自然，从而减轻或免除灾害；慢慢地人们也懂得通过现实的途径，对灾区和灾民进行赈灾救灾，减轻灾害。事实上，遇到灾害政府进行赈灾、救灾是我国从封建社会直至如今应对自然灾害最主要的手段。
　　3、与大自然斗争，战胜灾害：所谓“战天斗地”，所谓“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是产生于“大跃进”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思想和理念。对于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现今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当时的行为留下的恶果，这里不再详述。
　　4、顺应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时现今我们正在努力推动的“文化”。对于自然灾害，应当做客观的研究。有些灾害，是地球内部运动的结果，如地震、火山、台风等，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地球人也无法阻止和避免，但可以防范和减轻；有些灾害如洪涝、干旱、山崩、泥石流等，里面包含一定的人为因素，这需要人类约束自己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内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建设现代的减灾文化，恐怕更多地需要从预防的角度，起码是“预防与应对”并重的角度来着手，既有利于减灾本身，也有利于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审视和讨论我国减灾文化的时候，我觉得毋庸讳言，我国的减灾文化基本上是属于以应对灾害为主，而不是预防灾害为主的减灾文化，而且总体上讲我国的减灾文化是不很发育的。单就属于减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文艺创作来说，我国似乎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诸如美国好莱坞出品的《未来水世界》《后天》《2012》《水啸雾都》以及日本的《日本沉没》等灾害影片，描摹令人震撼的毁灭性灾害以及在灾害面前民众和政府的表现，目前我们还只有“引进”，尚无国产。对于惨烈的灾难场面和情节，一是我们的作家不习惯也不敢做出那样的刻画和描写，二是我们的观众恐怕也不愿接受。冯小刚导演的荣获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影片《唐山大地震》，似乎已经开始涉足灾难文艺的领域，但走的不是真正的灾难文艺的路子，影片侧重于“23秒之殇，32年之痛”，让人泪湿衣襟，而就启发、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防御意识的意义上说，还只是隔靴搔痒。
推进减灾文化建设，促使防震减灾事业迈上新台阶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我国开始了地震预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防震减灾迈上了一条新的路子。1975年海城地震等预报的成功，不仅实际上减少了人员的伤亡，而且从减灾文化的角度看，扩展和丰富了我国减灾领域里的文化内涵，从应对为主走向预防。因为，通过地震预测预报可以让人们事先从危险的房屋里搬出来，让贵重的设备和物品事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还可以让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运转中的设施停下来，从而保证了人和财产的安全。这种探索地震预测预报的实践是人类美好的理想，是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一条重要的途径。可惜的是，多年来我们的预防，更多地偏重于迄今为止在科学上还很难做到的方面，美好的理想还有待我们奋力探索、实践，可能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事实表明，当今阶段想要单纯凭借地震的预测预报来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综合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的理念和做法可能更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防震减灾工作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要实现这个宗旨是需要手段的。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前辈首先选择的是“预测和预报地震”。本来，能够预测出地震的发生是天大的好事，人们可以从容地从危险的房屋中撤离，贵重的物品可以转移，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运转中的设备可以停止下来，从而有效地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显然，这是减轻地震灾害，特别是减少人员伤亡的有效途径。毫无疑问，这也是人类应对巨大自然灾害的的美好理想。
　　不过，仔细想想，一是准确的预报实在太难，直至今日，科学上也还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二是即使报准了，人脱险了，但房屋、工程建筑物还是要被毁；三是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还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例如，事先给予房屋和工程建筑物相应的抗震能力，事先使房屋和工程建筑物躲开危险地段（活动断层、松软地基、潜在的海啸和地质灾害的位置)等。同时，当地震突然发生时，我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紧急救援、平时向民众广泛宣传、普及防震减灾知识等等，这样也是可以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的。这样做，一点也不排斥地震的预测预报，而是把地震的预测预报作为整个防震减灾的一个方面（目前主要还是探索）。
　　对照世界上其他多地震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他们一般偏重于房屋和工程建筑物的工程抗震，而不是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预测预报，例如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明显地是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工程抗震上。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只有4%是由于房屋倒塌引起的，可见日本的房屋和工程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是比较高的。同样，像美国、新西兰，甚至是智利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建筑物的抗震性能都比较好，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采取的途径主要是工程抗震。比较之下，中国显然是侧重于地震的预测预报（特别是前些年），这里面是不是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文化理念上存在差别的反映呢？我想，起码一部分原因是减灾文化理念的差异。
　　因此从减灾文化的角度看，不是说要批判人性中“趋吉避凶”的情结，也不是反对对“预测预报”的探索，而是希望我们的防震减灾进一步放宽眼界，开拓思路，至少是更实际、更客观思考地震减灾的实例、实效，走出一条更为有效的防震减灾之路。这应该是创建和弘扬先进的减灾文化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地震局的领导和管理部门通过总结国内外防震减灾的实例已经注意到拓宽防灾减灾的思路，开拓防灾减灾的途径；特别是在总结汶川、玉树等地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研讨了防震减灾的方针和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强化防震减灾工作的方案和措施，并且针对当前阶段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需求，深入浅出地提出了“地下清楚、地上结实”的概括性口号。这里，“地下清楚”指的是通过现代科技探测，搞清地震活动的特性、搞清地下结构特征和状态，包括地下活动断层和地基的特性 ；“地上结实”指的是在科学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基础上，按照抗震设防的要求将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各类工程设施建得牢固，具备抗御相应地震烈度的地震的能力。
　　“地下清楚、地上结实”这两句话对于取得防震减灾实效是科学的、合理的；日本、智利、美国、新西兰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防震减灾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如果从减灾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建议再加上一句话：“公众明白”，也就是说，让民众（当然包括各级领导在内）能够明白：地震和地震灾害是客观存在，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和防御意识，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依靠今天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我们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损失。所以，有的学者说：地震是可怕的，但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缺乏防御意识和无知！
　　以往的许多些地震实例告诉我们，政府和社会民众对地震灾害有无预防意识和知识，对于减轻灾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说，发生了严重灾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和投入紧急救援是减轻灾害的重要环节，例如汶川地震中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下，投入了大约15万军队、武警和消防战士，中国国家灾害紧急救援队以及国外、境外的14个救援队也及时开进了灾区，奋力抢险救灾，从废墟中救出了大约1万5千位同胞的生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赞扬和称颂。在此同时，震后的调查发现，汶川地震区四川省地震局、省科委、教育局等单位在震前实施的“龙门山地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范工程”同样发挥了重大的减灾作用。绵阳市安县的桑枣中学、江油市花园路初中、北川县曲山镇的刘汉希望小学、德阳市五中和孝泉中学学校等以及广元市、成都市、雅安市、乐山市以及阿坝州等地都有好些学校由于事先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和演练，使师生们具备了一定的防御意识和知识，基本上做到了无伤亡和极少伤亡，躲过劫难的人数明显超过从废墟中救出的人员。
　　笔者在参与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时发现，参与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的人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表彰，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重和爱戴，不少做出贡献的同志获得了国家级英雄模范的称号。这是应该的，是实至名归。然而，那些在震前做了大量工作，同样取得有效的减灾实效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提起。例如，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由于他在震前加固了楼房，开展了防震减灾知识教育并经常组织防震减灾演练，因而在汶川8级大震时，处于极重灾区的2200多名师生员工安然无恙。叶志平的事迹让人感动，然而在我们的全国英模榜上却见不到他的名字。
　　面对这样的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成语故事“曲突徙薪”。为救火而“焦头烂额”者功劳最大，是受赏的上宾；提出要防范火灾，建议“曲突徙薪”的人则不值一提。从中折射出我国历来的减灾文化以“应对”为重，“预防”置于次要的地位，甚至没有地位。有的学者认为“救灾是轰轰烈烈的，减灾是默默无闻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上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我们应当把灾后救援的方针转变为灾前预防。”“预防比救援更人道、更经济。”本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海地地震后说：“尽管我们无法阻止自然现象如地震和热带风暴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尽量限制它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先发制人的减灾措施正是其关键。灾害事件发生后的反应机制无论多么有效，都永远是不够的。”我想，联合国秘书长的说法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待防灾减灾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防灾减灾的主流，可见当前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方面特别注重灾前的预防。我们衷心期盼，通过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借鉴国际社会的做法，逐步地从以“应对为主”走向以“预防为主”，或者是向“应对与预防并重”的减灾文化迈进！
（何永年，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