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马克思在搜集并研究大量中国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大清国“正在传播社会主义”，将建成“中华共和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战略，组织旅俄华工联系国内，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发展马克思、列宁创建的中国理论，努力地继续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并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出思想、组织基础。
　　一、辨析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创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理论
　　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相继传入并被中国化。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改造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思想，撰写了《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等著作，使中国有了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上有天国，地上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单指天上天国。故天兄予昭云，天国迩来来在民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洪、杨利用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普天之下皆兄弟”，“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1）的主张受到普遍欢迎。北伐失败以后，部分太平军战士隐匿民间，秘密传播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接受了这种宣传后说：“洪秀全的一些主张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说他造反而遭到镇压呢？”他开始思考“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并表示“长大了一定学习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2）李大钊对社会改良有了向往，手抄《重译富国策》，探索救国改良方法。在永平府中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热烈地搜寻新思想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著作，几乎爱不释手”。（3）“授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篇，日无暇息”，对康梁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充满企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王安石传》等经济学著作影响着他。“去产界，消灭私有制，将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由公政府经营；去形界，男女皆平等独立，去家界、去级界、去国界、去种界、去乱界、去类界、去苦界”等太平世大同思想吸引着李大钊。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一大批国际社会党员聚集东北，发动了促使战争失败的运动。李大钊如饥似渴地研读起维新思想、法律和西方名著来，反对封建专制的信念日益加深。1910年11月，李大钊参加了请开国会罢课请愿运动，没有实现理想，开始思考维新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同盟会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很多。白雅雨老师向李大钊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天演的公理，是世界的公理，可以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使人民摆脱奴隶地位，使中国和列强并驾齐驱，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李大钊开始接触孙中山、朱执信的民生社会主义理论。他读了《同盟会宣言》《民报发刊词》《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社会主义派别与方法》《民生主义》《耕者要有其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以后，“常和同学邀请白老师讲政治形势和历史掌故”，“师生融融一堂，有时直至深夜”。白雅雨开始“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4）。李大钊“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白雅雨、张相文在天津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设在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参加的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其中有李大钊、凌銊等。他们积极配合吴禄贞策划的滦州起义”（5）。白雅雨对李大钊说：“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清政府开设国会是与虎谋皮，庸何济乎？”李大钊在民生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希望将自己所学用于中国，盼望实现民主共和国体”，开始对边患、兵忧、财困、业弊、才难等隐忧起来，对袁世凯的“故为尔民造幸福”大哀起来。李大钊看到了“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他在《裁都督横议》中表达了裁都督、收回军政实权、任命省尹、打破省界、设立军区、整顿警政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这时，李大钊又被天津出版的华承瀛编著的介绍马克思的《维新人物考》所吸引，初步知道“马格思，德国社会学家及法学家也。法国1848年革命，马氏预闻其事，后之伦敦从事著作。1864年立万国工人会（国际工人协会），其著名的著作为《产业》《资本论》”。1912年冬，社会党员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李大钊“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财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力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赋，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立军备以外之竞争”的主张，与陈翼龙畅谈终夜，参加了社会党，开始“与社会党人一起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活动”。陈翼龙与李大钊相约建立天津社会党支部，“鼓吹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决心把“天津改造成共产社会主义昌明之地”。1913年夏，在陈翼龙领导下李大钊参加了二次革命，并对社会党、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的联盟寄予无限希望。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取缔政党活动。李大钊怀着“宋教仁被杀，群德沦丧，暴政盛行，戕害忠良，江河日下”的复杂心情避难，之后来到日本，“更多地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他认真地学习着幸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与欧洲的其他社会主义书籍、日本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比较，将难懂问题记下来向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村夫请教。河上村夫见李大钊非常刻苦，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所喜欢的日文马克思书籍送给他阅读，还欢迎到自己家里作客或请教问题。李大钊联系吉野造作，看望今井嘉幸，关注着他们的斗争和研究工作。日本社会党山川菊、上杉容、河上村夫、安部矶雄、吉野造作、今井嘉幸等，俄罗斯社会党爱罗珂等，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着李大钊。李大钊开始注意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各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关注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北京等地出现的那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政党。1912年3月31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征集党员启事》：“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和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4月28日，奉天《盛京时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南京、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天津以及满洲里、海参崴等地开始有人以共产党员名义进行活动。1914年5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到广州和其他地区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展工人运动。1916年初，李大钊带着留日学生总会的任务回国联系这个政党，共同进行反袁斗争，创建“青春中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李大钊同中华农工联合会、广州晦鸣学社、北京华法教育会、实社、大同社、中华工党、哈尔滨东华中学等组织建立了联系。李大钊认识到革命和社会发展与时俱进规律，相继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一系列文章，认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末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会民主工党建记功碑于人人之脑中，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6）李大钊开始公开批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背叛无产阶级，狂热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做法，“助其政府从事战斗，大背其素所秉持之宗旨”，已经沦为社会沙文主义，“失其国际的性质”，走向“四分五裂”。李大钊觉得列宁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预言“欧洲将要发生更为重大的革命变革”。十月革命以后，段祺瑞“担心共产党出现于远东，便同日本签订密约”（7），出卖国家利益。李大钊热情地关注着欧洲和俄国，尽可能地搜集资料加以系统研究。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从此可以“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潮流”了。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告诉人民：十月革命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列宁的功业，是列卜涅西的功业，是马克思的功业。我们应该为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李大钊广泛接触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在华党员，讲述《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联系布尔什维克，建立秘密联络点；向天津社会党原组织成员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着手组织共产党，为参加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作准备。他说：“现代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现代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李大钊建立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发表了《过激派引线》《新旧思潮之激战》《唐山煤厂之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解放后的人人》《五一节杂感》等文章，帮助北京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公开宣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继续剖析第二国际堕落历史，认为：“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里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李大钊从接受基督教社会主义开始，先后认识了维新社会主义、民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进步性和落后性，在不断扬弃其错误观点的基础上加深着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与认识，主动将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地帮助青年认识基督教社会主义、维新社会主义、民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理论局限性，引导青年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李大钊在学习与实践的复杂进程中，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修正自己的观点，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对救国道路的寻找是曲折而努力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铸就了大钊精神；实践再实践，努力再努力，展现出思想发展的脉络；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在创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李大钊找到真理以后，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并终身为之奋斗，直到为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
　　二、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权努力工作
　　李大钊在认真总结中国政党运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仔细地研究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剖析着国情。使用别名化名从事革命活动、利用学会社团掩盖政党活动、用革命理论培育统一战线、积极积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方法和经验，成为李大钊建立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李大钊不止一次地说：“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以为实际行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8）李大钊用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改造中国旧政党社团。他关注《民国日报》有关中华工党的讨论，注意共产国际对各国社会党的要求，用布尔什维主义指导各个团体的活动，积极为建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创造条件。他热情地搜集整理国内外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撰写文章宣传列宁劳农政权及其布尔什维克，利用同乡团结归国留学生，联系中国高校学生，指导工人运动，倡导妇女解放，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作了大量工作。
　　李大钊在对中国学校、农村、工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注意了朱执信翻译的列宁《劳动军法规》，认为列宁组织赤卫队的做法可以效法，开始注意改造中国旧军队。他认真研究王葆贞的《中俄外交商榷书》，探讨中俄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他组织赈济俄灾会，从事国际援助工作。他支持旅法勤工俭学运动、旅俄勤工俭学运动，研究国内外社会主义学者、国内外社会主义学说、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经验，并反复比较、总结归纳、推敲升华。他反对北洋政府镇压过激派运动，与在日本结识的战友杨匏安呼应，宣传布尔什维主义，推动布尔什维主义戏剧运动，支持归国华工到各地宣传俄罗斯以及十月革命，欢迎杨韵谱将俄罗斯及十月革命编成《党人魂》戏剧在京津公演，并亲自投身中国评剧的改革。李大钊注意文艺在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作用，注意培育剧社、编写剧本、戏剧改革；热烈地搜集、整理、研究十月革命，不断扩充北大图书馆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藏书量，进行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事业；改造国民党，向林伯渠介绍十月革命，并经常寄去书籍、文件交流看法，进行布尔什维主义军事运动。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纪元》指出：“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竞争，乃是互靠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助互爱，不该仗着相互残杀”。他认真阅读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章，总结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工读互助与新村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分析农村与青年的关系，探索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道路。
　　李大钊在从事上述实践活动时，大量使用别名化名撰写文章，保护自己。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的社会党，布尔什维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李大钊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时先后使用过李耆年、李龟年、严明、寿昌、大钊、钊、李守常、守常、常、冥冥、明明、李琴华、琴华、猎夫、剑影、孤松、李鼎丞、LSC、SC、TC、TCL等名字。这些名字记录着李大钊创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体系的艰难历程。这些名字背后表现着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展示着李大钊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轨迹。在李大钊影响下，许多革命团体、革命人物、社会组织也学会了从事秘密工作的方法，并规定出相互交流的代号和别名、化名，使代号和别名、化名成为革命者从事秘密工作的一种手段。李大钊说，“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拒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李大钊关心工人、农民、妇女问题，注意用理论去武装他们，说：“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新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各团体间以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9）。他用代号、别名、化名团结国内外革命同志，统一思想和行动，联络和团结国内外各个革命团体，共同解决劳动教育问题、新闻研究问题、过激派问题、女权运动妇女解放问题，领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宣传唯物史观与现代政治，指出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李大钊宣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号召研究马克思主义，动员劳动人民参加纪念五一劳动节，都使用过代号、别名、化名。
　　利用学会掩盖政党活动是李大钊从事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一种策略。他说：“近年来学会日益增多，实际上是假学会之名行政党之实，故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也。”（10）北洋法政学会、舜水学社成立，李大钊表示：“钊不敏，窃愿从以自勉也。”（11）日本黎明学会成立，李大钊与之呼应加入东方黎明运动。留日学生总会成立，李大钊担任文事委员会编辑部长，参加《宪法公言》编辑工作。李大钊为乙卯学会、中华学会合并奔走，与合并的神州学会相约再造神州；他利用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编辑《民彝》《晨钟报》等刊物；筹办《言治》季刊；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联系新中国学会；利用新人会，与同盟会合作，培养革命者；利用自由社、民声社、进化社、新闻研究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宣传社会主义；利用六界联合会、爱国会、人社、救国会、职工同人会、教师联合会、哲学会、进德会、新闻学会、《国民》社、《新潮》社、《每周评论》；他关注《民国日报》工党问题讨论专栏，提出恢复工人完全自由，解除工奴制度，社会组织应以工人为本位，限制幼老弱工作的主张。李大钊研究工人运动，同北京专修馆俄语教师柏列维加强来往，从那里获得许多俄文书籍和有关十月革命的资料。李大钊利用学会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利用学会与邓中夏、朱务善讨论过建党问题，与姜般若、黄凌霜等人讨论过建党问题，与维经斯基、荷荷诺夫金、柏列维等人讨论过建党问题，与陈独秀、张国焘、罗章龙等人讨论过建党问题，培养了政党意识；他通过学余俱乐部、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教职员工联合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及《新生活》《新青年》等一大批杂志社，掩盖了政党活动，“为社会民主工党建功碑于人人之脑中”作了大量工作。“学会的领导人在当年，思想都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这些学会中的不少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12）“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1920年前后，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系共产国际，相约建党，利用学会创编刊物、发表文章，建立核心小组、阐述建党原则、组织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和讲演，发动工人运动。他总结中国社会党、中国社会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同志会、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等建党经验，提出团体叫“共产党”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许多同志的赞同。1920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实现了主义的联合和建党的基础。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12月2日，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结盟开展东方黎明运动。少年中国学会、俄灾救援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觉悟社、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社会改造社、职工同人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团体，都是李大钊开展政党活动的秘密场所。这些进步的学会、团体、组织、刊物、成员是李大钊从事秘密工作的对象和发展共产党员、建立组织的范围。学会成为李大钊的统一战线。在国内，他利用邓中夏、高君宇改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通过马叙伦团结了北京高校教职员工，阻止了八校总罢课索薪斗争；他利用邓培、王荷波改造了职工同人会，使职工同人会具备了现代工会的形式；他通过黄凌霜联系了广州的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党），使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他通过胡鄂公、彭湘泽改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使今日派成员转变为共产党员；通过杨度、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具备了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他利用冯玉祥、郭松龄发动了首都革命、滦州倒戈等国民运动；通过吴玉章改造了中国青年党，使之成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国内民族统一战线保证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外，他通过王维舟、张太雷联系了朝鲜共产党；通过柏列维、张太雷联系了俄罗斯共产党；通过张太雷联系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过刘谦联系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及共产华员局；通过陈渊泉联系了日本社会党；通过刘清扬、陈为人联系了赤色职工国际；通过张申府、周恩来联系了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工。国际统一战线保证着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为李大钊建立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奠定了基础。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改组了中国社会党，使之成为最早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实现了“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的主张。北京共产党小组通过马马耶夫联系了武汉共产党小组；通过张国焘、刘仁静联系了上海共产党小组；通过陈独秀、米诺尔、乌托扬诺夫联系了广州共产党；通过胡鄂公、江浩联系了国会议员共产党员；通过柏列维、张太雷联系了天津共产党；通过王烬美联系了山东共产党；通过姚作宾联系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中的共产党；通过吴玉章等人联系了四川的中国青年共产党；通过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了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中，李大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李大钊所做贡献同样是巨大的。通过张太雷、于方舟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李树彝、邓培建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何孟雄、陈为人联系了少共国际；派楚图南到云南、张隐韬到军队开展青年运动。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历史中的重要贡献是有口皆碑的。李大钊也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团等各个领域。派李运昌等人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派张隐韬等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培养军队干部；派谌小岑等人到华俄通讯社工作，培养新闻干部；他联系胡鄂公、江浩等国会议员，培养政治干部；派张太雷、陈为人、周恩来等人联系国际，培养国际和外交干部。这些干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李大钊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了大量工作。
　　暗语、代号成为政党从事秘密斗争，发展组织，保护机关活动的特殊方法。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机关被称为大学、c校，中央称为中英、钟英，中共区委称为大学区委，北京区委称为京校、柏尉、京地；团机关被称为中学、s校，团区委被称为中学区委，北京团区委称为京校、柏尉；国共合作机关称为平校、民校、平民学校、平民女校；妇女机关称为女校。当某人加入共产党以后说：“祝贺你考上大学了。”或者说“祝贺你考入本科。”北方区称为白芳渠。利用马尔格斯主义研究会掩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亢慕义斋掩护共产主义活动场所，用劳动组合书记部掩盖工会组织都很有效。为了掩盖组织系统，通信时对上级称父母，上下级称兄弟，对上级称兄，对下级称弟。比如，中央称为中兄，青年团正定地委给上级写信写作弟正德，正德是正定的代号，弟正德既代正定地委又表示是下级。党保定地委写作保弟伟，青年团保定地委写作鲍丁清或鲍丁清女士。唐山地方委员会写作唐棣芳，张家口地委写作章迪芳，天津地委写作金棣，海员工会写作海，纺织工会写作芳，印刷工会写作印，油漆工会写作油，码头工会写作码，总工会写作总学，英美烟草公司写作英梅等都是暗号或代号。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称为海马二兄，保定写作包顶也是一例。研究暗号、代号也是研究李大钊的重要内容，破译暗号、代号应该是辨析李大钊思想演变和活动的有效途径。
　　三、有关李大钊建党实践的几个重要问题考证
　　支持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工作。李大钊是从第二国际转为第三国际，从社会党转入共产党的。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李大钊始终注意研究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社会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研究社会党各个派别活动与道路，成为李大钊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实践内容。作为社会党员，李大钊曾经为第二国际奋斗过，甚至在袁世凯大肆追杀社会党员时，仍旧履行社会党责任努力工作。他说：“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李大钊对社会党招募贫家子女入学，完全免费受读；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学生们一起上课，教师们无偿讲课；师生们一起排练新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的实践，努力地追求过。当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堕落与分裂后，李大钊又义无反顾地起来揭露其堕落和分裂的本质。“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13）。李大钊明确表态支持第三国际。他说：“现代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已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李大钊宣传共产国际，他说：“要晓得国际共产党的缘起，不可不知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和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目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能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再是第二国际的那种样子了”（14）。李大钊支持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活动。共产国际党员柏列维、伊万诺夫、荷荷诺夫金、维经斯基、马马耶夫、米诺尔、乌托扬诺夫、马林等都得到过李大钊的帮助。李大钊宣传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者认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他说：“一九一八年中，德国人的革命自称社会党。一九一九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会后，此两主义更明。而称共产党为左翼，社会党为右翼。前者今已布全世界，后者则稍形散漫。以颜色代之前者为赤色，后者为淡红色。前者代表劳动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社会党主张创造的改良，共产党则主张创造的革命。”李大钊主动改造中国社会党，否认社会共产党，提出建立共产党，带领广大青年向共产主义前进，向建立共产党组织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李大钊建党重要实践之一。经考察，先后与李大钊有过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建党联系的南陈有陈翼龙、陈公培、陈为人、陈公博、陈渊泉、陈秋霖、陈荫林、陈潭秋、陈炯明、陈启修、陈望道和陈独秀，其中具备相约建党条件的只有陈翼龙、陈公培、陈公博、陈荫林、陈启修、陈潭秋，这些南陈与北李也就成为建党的一段佳话。陈翼龙是1912年在北京与李大钊相约建立万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第一位南陈。陈公培是1919年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时与李大钊联系，走上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共产党的第二位南陈。陈公博是1920年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第三位南陈。陈渊泉是1919年在日本与李大钊相约，利用北京《晨报》，宣传日本黎明运动，共同传播社会主义，组织东方黎明运动的第四位南陈。陈启修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翻译和出版《资本论》，多次与李大钊主办讲演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加入共产党的第五位南陈。陈荫林是1920年从北大毕业回到武汉教书，并加入陈潭秋的共产党组织的第六位南陈。陈独秀是在1920年初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第七位南陈，“南陈北李在天津时曾秘密集会，讨论建立革命政党问题，畅谈了中国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推举陈独秀为领导。”（15）陈炯明是1920年由旅俄华工联合会核心组织——中华社会党介绍与李大钊有过建党联系的第八位南陈，陈炯明曾经电示北洋政府保护陈独秀，李大钊还派出“姜般若、章志、黄凌霜三人坐津浦线火车离开天津，经上海转福建漳州，继续从事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八位南陈与一个北李构成的复杂关系和佳话，反映着李大钊努力建党实践的过程。建党之初，陈独秀曾一度计划组织社会党。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又“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16）作为北李的李大钊却明确“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7）。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同南陈与一个北李的交往，展现着李大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不懈努力和不可低估的历史贡献。我们不应该否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实践和佳话。
　　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凝聚着李大钊建党时付出的心血。从目前掌握资料看：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最初组织序列的名称应该是北京总部天津支部唐山站分部。“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一些成员组建了中国工党，想把全中国工人联合起来。因国民党当时知名度很高，当时加入工会的有两万工人。其总部设于上海，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分部”。华民工党唐山站分部是陈翼龙、李大钊建立的政党。邓培、冯志尧是中华工党、华民工党的党员。后来“政权逐渐转到袁世凯手中，他（袁世凯）杀害了该党的两名领导人，工党便瓦解了”。这是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的两个源头。在袁世凯取缔政党的时间里，唐山有一批工党、华民工党党员被开除，转入地下继续斗争。1916年，国民党、社会党东山再起，公开在京奉路、津浦路建立职工同人联合会，“唤醒了中国工人反对外国奴役者的精神，并在一系列的罢工中有所表现。香港机器工人和唐山矿工的两次最大的罢工就把矛头直指英国压迫者”（18）。“李大钊亲自在唐山进行社会调查，曾经与林西煤矿王瑞来、李景星等人做过交谈”；“和吴稚晖来过唐山办交大救国会，曾召集一部分工人讲过话”（19）。李大钊将原唐山工党、华民工党组织改组，建立了新的政党并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天津站位于京奉路、津浦路枢纽地位，领导京奉路、津浦路两个职工同人会组织。京奉路的邓培、梁鹏万、冯志尧与津浦路的李宝城、许鸿儒、王荷波，成为职工同人联合会的领袖。1920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李大钊召集的改组会议，“人到齐后，伍廷康（维经斯基）就开始讲话。这次他不象上次那样海阔天空地畅谈，而是象在严肃地做报告。他正式宣布，鉴于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拥护俄国十月革命，参加当前斗争的先进分子，因此他代表共产国际同意大家作为共产党员”（20）。11月，京奉路原唐山工党党员冯志尧加入张太雷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党组织在京奉铁路设立唐山站分部”（21）；1921年2月10日，原唐山华民工党党员“邓培经罗章龙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22），“成为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负责人”（23）。唐山站分部成为共产国际领导的北京、天津组织的基层分部。李大钊、邓培、李树彝将职工同人会改造为现代工会（24）。张国焘说：“京奉路上的唐山铁路工会受1919年杯葛的影响而具有民族主义性质，接触了共产党的宣传后，便在1921年春季改组为2500名会员的革命组织”（25）。7月6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26）。年底，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还促成了天津工人夜校、唐山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唐山工人公共图书馆的建立”（27）。邓培、梁鹏万以共产党员身分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会议，邓培受到伟大导师列宁接见。从组织规定看：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符合《旅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与共产国际、共产华员局、北京小组、天津支部存在组织关系。《旅俄中国共产党章程》写道：“华人共产党员认为进行社会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是自己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承担的直接任务。在祖国本土，凡是有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地方都建立党的支部。华员局据上述程式在这些支部中主持工作。华员局地方分部应与暂时设在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总部建立联系”。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组织归国华工从事国内社会革命，接受鲍立温、布尔特曼、缪勒尔、哈哈诺夫金、李大钊等人领导。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张太雷直接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唐山站分部的工作情况。他说：“天津组织唐山站分部成员是津浦铁路上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他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公司，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务总局。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开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小组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一个是铁路员工小组，在他们周围我们团结了一批相应的工会”（28）。1922年初，邓培回国以后根据“共产党必须扫清工人组织如职工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能不组织工人于独立的共产党”的要求，正式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并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唐山同盟大罢工，受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高度赞扬。唐山地区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地区和中国国内最有影响的地区。后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张国焘回忆说：“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29）。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朱务善说：“唐山党的工作由邓培负责，所以邓培同志常到北京来商量工作。唐山党在早期的组织名称我记得叫唐山支部，唐山支部向北方区有过汇报”（30）。唐山共产党员、邓培的女婿袁兰祥回忆说：“那时党组织的名称叫第三国际东方局远东支部。他（指邓培）的入党介绍人究竟是李大钊、邓中夏，还是陈独秀，我记不清楚了”（31）。总之，这些人从不同角度回忆了李大钊领导唐山开展革命斗争的事迹。从参加远东会议的人员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培、梁鹏万在参加远东会议前，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反映了李大钊领导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的工作情况。
　　注释：
　　（1）《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1页
　　（2）、（3）《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4）《李大钊年谱》第7、8页 甘肃人民出版社
　　(5)张继谦《中国通史讲稿》560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李大钊文集》上，第476页
（7)《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的报告》1922年1月
（8）《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历史大事记》第24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9）《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1920年9月15日
　　（10）李大钊《学会与政党》，《李大钊文集》上，第30页
　　(11)《李大钊文集》上，第642页
　　(12)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3)《李大钊文集》下 第37—38页
　　(14)《列宁传》第243页
　　(15)《中共创建史文集》第277页
　　(16)、（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74（18）张国焘《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第70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第一册 第189页
　　(20) 项立岭《天翻地覆三十年》第一册 第45页 中国少年出版社
　　(21)《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志》第227页 中国铁道出版社
　　(22)《唐山路南区志》第15页 海潮出版社
　　(23) 唐山政协文史委《唐山碑刻选介》第一册411页
　　(24)《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5页 海潮出版社
　　(25) 《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第一册 第720页
　　(26) 唐山市委党研室《唐山市革命史资料汇编》第6辑
　　（27）《唐山市路北区革命史》第47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 张国焘《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29) 张国焘《回忆邓培、梁鹏万参加北京小组》
　　(30) 朱务善《回忆邓培》唐山市革命史资料汇编第6辑第40页
　　(31) 袁兰祥《回忆入党》唐山市革命史资料汇编第6辑第41页
　　(高金山，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唐山市路北区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