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杨立元出版了《老呔作家论》，竖起一帜。我对“老呔”称谓的提议，是在二十多年前。
　　1991年，我提出了“老呔儿派”的概念，《唐山劳动日报》副刊的徐国强编辑，也是作家，他来了约稿信，在当年1月10日的《唐山劳动日报》上以通信的形式发表了。他的来信全文为：
肖波同志：
　　在文艺创作中，你一直坚持着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在保持文艺的民族特色方面，你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请你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当前的文艺现实，谈谈文艺如何面向群众、如何保持文艺的民族特色方面的问题，好吗？
　　副刊《百花》新开了一个栏目，叫“文艺飞鸿”，是作家、作者与编辑以书信形式交流文艺观念、交流创作想法、针对文艺创作实际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的园地，欢迎你为这个栏目写第一篇文章。
　　致
　　礼!
　　编者
　　既然这样，我也考虑了想法，只好回信，说了说自己的观点。《唐山劳动日报》照样刊发了，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你出的是个大题目，我的眼界很窄，只好立足家门口，把民族特色的话题界定为“地方风味”，即我们冀东地区文学作品的风格和韵味，将由此而产生的断想提出来，以期得到读者的指正。
　　我常想，评剧、皮影、乐亭大鼓为什么是那么一种节奏、韵律和腔调？我猜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水土。其中包括风俗、习惯、信仰、生存条件以及思维表达方式。它们得以充实提高、繁荣和发展，证明了地方性便是社会性。
　　“语须通俗方传远，事关世风始动人”，文学作品只有面向群众，才能被群众所接受。
　　我们冀东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应当是“冀东风味”。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经历和感受，观察和体验。有些盲目模仿这派那派的作品，免不了带有“邯郸学步”的痕迹。
　　我所说的“冀东风味”该是一个整体，仅就小说讲，是指题材、语言、情节和人物。
　　我们地区有大量的题材，题材本身应该体现地方特色。是不是不取材于当地，就不具备“冀东风味”呢？也不尽然。即使选取外地（甚至是国外）的事件，也能具备“冀东风味”，作者的情趣必然从作品里渗透出来。就象外国人写反映中国生活的作品，仍然带有“海外特色”一样。
　　我们的地方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在作品中应充分加以利用。但语言不经过提炼，只能算毛坯。必须使之形象、鲜明、生动，还需要规范化。
　　情节该从生活中来。有的作品情节为什么带有人为的烙印，大概是作者想当然的缘故；有的作品情节为什么似曾相识，恐怕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套用了其它作品的写作方法。任何精彩的情节，尤其是细节，都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要靠我们去发现，去挖掘。
　　小说讲究人物形象。冀东人的坦诚不同于山东人的率直，冀东人的聪明也不同于南方人的机敏。这种微妙内在的气质只有熟悉了，才能反映。就这一点，我们永远写不完。
　　我还认为，“冀东风味”同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并不相悖。或山的雄伟，或海的辽阔，或菊的飘逸，或牡丹的华贵，都可保持其原有特色而又不失“冀东风味”。一提到民族风格、冀东特色，有的人似乎认为民族风格是“下里巴人”，希奇古怪才是“阳春白雪”，这是一种误解。曲高和寡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是，曲高与否也是有客观标准的。前一时期出现的某些作品，不过是用刺耳的忽哨冒充西洋的交响乐而已。耸耸肩并不等于绅士风度，在人们看来，倒不如嘿嘿憨笑令人可爱。
　　如果说有“荷花淀”派，“山药蛋”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个“冀东风味”呢？形象点儿，也可以叫“老呔儿”派。如果说目前还未形成，是因为我们缺乏必须的艺术功力和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并不是缺乏生长的土壤和水分。在电影银幕上，戏剧舞台上，老呔儿的口音代表了河北人。不可讳言，我们的这种“特色”被人家“盗”走，并没有准确地表现出冀东人的风范，而是仅仅让我们充当了喜剧角色。我期待着象李大钊这样的伟人用乡音在艺术舞台上庄严地喊出冀东韵味来！
　　这已经记录在案，不容否认。在我的小说《告状之后》的内容提要里，我又提到了“对具有地方韵味的‘老呔儿文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至今，终于成为了一种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