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宝瑞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有时我还有意躲着他。怕他的豪饮——“谁不喝，谁是儿子！”令人生畏。
　　如今宝瑞撒手生寰，御鹤远行，呼之不回，痛彻心脾，旧情复现，辗转不眠，泪湿枕席。
　　四十年前，他行文如雪，笔名东燕，文锋劲锐，震撼燕山滦水，誉满文坛，我们结为挚友。那时，我们风华正茂，神采奕奕，书生意气，直博云天，宝瑞、杨海光和我，性情对性情，因文结缘，朋友即我，我即朋友，不隔城府，坦诚相对，不分彼此。聚乐亭写，住在我家；在滦南写，住海光家；去昌黎写，便住宝瑞家。写罢了喝酒，喝完了酒，东拉西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到发睏，鼾声相连，震得窗户纸发抖。那时的趣事、笑事，或者不愉快的事许多许多，现在回忆起来，显得非常宝贵，无比留恋。纸短情长，不必细说，就像站着房子躺着地一样，实实在在。光阴逝去，再难寻找。
　　秋风瑟瑟，落叶飘零，我随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向权一行，去慰问宝瑞的家属。一见到宝瑞夫人，过往云烟一幕幕涌在眼前，挥之不去，百爪挠心，我不禁失声……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百年前，昌黎名人崔树宝，声弥京东，我常对宝瑞说，你就是当代的崔树宝。他说，我没在五峰山刻下煌煌大字：白云乡。
　　我说，可是你们名字都带个“宝”字，还有地秧歌名家周国宝，也有一个“宝”字，看来昌黎有“宝”的，都成了人物。
　　我劝他写小说，写剧本，他说，本人缺少想象力。
　　我调侃他，世间的知识知道了很容易，宝贵的是思考。再上一个台阶便是联想。别光写星期日是怎么来的，应该研究一些大课题。
　　他说，慢慢看吧！
　　不久，他选中了研究李大钊，借重于昌黎与乐亭的人脉力量，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成为全国李大钊研究会成员，是知名的研究学者。
　　滦河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宝瑞是重要的轴心人物，是他沟通了唐秦的主管领导，造成滦河文化研究的风起云涌之势。
　　正因为有了滦河文化研究会，也成就了宝瑞的第二个重大研究课题碣石文化体系，造就了地域亮点，也引起了全国文化学者的关注。
　　这两个重大学术成果，极具老呔文化研究的深度和高度。宝瑞应无憾于世。
　　他是昌黎历史文化的丰碑，远远地超过了崔树宝的刻石白云乡。一个在石头上，一个在人的心里。
　　昌黎是文化大县，人杰地灵。昌黎的水土养育了宝瑞，宝瑞也回报了家乡。文脉流淌，或曰天运，或曰地藏，宝瑞承接了天运与地藏，擦亮了这方古老的文化符号。
　　生活中宝瑞是个外柔内刚的人，这种个性，更表现于他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上，朴厚、真挚、淡定而倔强。他不唯书，不唯势，不唯上，而唯实。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品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能为一时之需，一地之利而有所偏差，造成千古笑柄。
　　昌黎三歌是中华文化瑰宝，应予弘扬和传承，宝瑞亦有所涉猎。
　　我曾多次跟他说，你没有音韵天赋，你也缺少这方面的积累，你得好好向故去的王来雨学习，向仍健在的刘荣德和王世杰学习，然后再动笔。
　　宝瑞很谦虚，他说，我不会唱不会扭，更不会吹，只是把前人的成果集合起来。
　　这也是宝瑞的重要人文素质。
　　我与宝瑞是诤友，敢于直面直言，他对我也是如此。
　　写到这里，鼻子又有些发酸，泪水打湿了稿纸——这样的诤友不多了。
　　有一年夏天，我和宝瑞、海光考察永平府诸县，在卢龙车站，天太热了，我迫不及待要吃冰糕。他们两个怕骤冷拉稀，便去买西瓜。
　　我正狼吞虎咽冰糕，听得那边吵嚷起来，跑过去看，他们和卖西瓜的闹起口角。卖西瓜的说，生了管换！一切真是生的，海光要换，卖西瓜的不允，宝瑞捧起西瓜，摔在地上说，走，不吃了！
　　这就是宝瑞的性格。
　　我哈哈大笑说，我让你们吃冰糕，你们偏吃西瓜，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宝瑞苦笑着说，本是吃冰糕的命，偏要吃西瓜，活该！
　　我与宝瑞有许多共同的老朋友，如北京儿影厂总编林阿锦，总政创作室主任、军旅作家刘大伟等等，我们常在五峰山相聚，在我的拉拢下，宝瑞也参加了电影《少年李大钊》的剧本创作。那些可追可忆的事，留给宝瑞在天国里去写吧！
　　宝瑞走了，属于英年早逝，走得很仓促，阳世间，他本该有许多事要做，昌黎需要他，滦河文化研究需要他，这是非常惋惜的，对于我，白发人送黑发人，犹可痛矣！
　　古人怀友，以歌代哭，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却也能抑制伤痛，故放歌以赠：
　　梦不醒来兮，五峰空悲山月冷；阳事抛去兮，碣石犹恋草木香。
　　安息，宝瑞……
　　2014年11月12日
　　于柴草斋